1933年至1945年，欧洲大陆燃起纳粹的火焰，屠杀与追捕迫使无数犹太人逃亡四方。而几乎关闭国门的世界里，唯有上海，成为那不设签证、不问出身的港口。
乘船来沪的犹太人，衣冠楚楚地开始了难民生活。
在当时由日本控制的虹口区，约两万名犹太难民被收容在霍山路、舟山路、唐山路一带。提篮桥，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也成了“无国维也纳”。有上海人背地里叫他们“外国瘪三”，但这“瘪三”中，有教授、医生、音乐家、诗人，他们带着欧洲文化的余晖，在破旧的上海弄堂中重燃文明与尊严的微光。
我小学时有个男同学，皮肤白得发亮，鼻梁高挺，眼窝微陷，乍一看像是课本上走出来的外国小孩。带着小人的玩皮，我们背地里叫他“小白脸”。
有一次我们几个去他家，还看见她姐姐，我哥的同学，也是一副外国人模样，她叫维维。那时只觉得“维维”名字很洋气，直到多年后我出国，才知“Vivian”是常见的西方女孩名，原来我们童年的直觉并不算太远。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父母，我看见她妈也和上海别的姆妈长得不一样，听我哥说：“他爸爸长得像瓦尔特，他妈妈像撒切尔夫人。”我们小时候都不懂那是怎样的长相，只觉得他们一家都像外国人。
现在，我忽然生出一个迟来的疑问：他爸妈是不是那批在战火中流亡到上海、最终留下来的犹太人？我应该去打听打听。
听老人说过，二战期间，虹口有不少里弄，一进门，八九户里就有四五户是犹太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母语说话，用家乡的菜谱煮出命运的余温，在异乡的砖瓦间熬过了失落的年月。
我一直对犹太人的历史抱有深深的兴趣。在所有民族中，我总觉得他们是最像中国人的一支：聪慧、坚韧、重视家庭与教育，在劫难中挣扎求生，却始终不失尊严与信念。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也最多灾多难的民族。
而上海，特别是我曾住过的虹口，与犹太人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蓝桥那片弄堂，那些老街旧巷，曾是他们战乱漂泊中的栖身之地。
九十年代中末的提篮桥，是我出国前最后的生活舞台之一。它喧闹却鲜活；拥挤却温暖。那里的热闹，不是商圈灯火的辉煌，而是人间烟火的炊烟裊裊。旧城改造前，我们这些去海外的最后一代上海人在那里活成了一格格老电影的胶片，泛着柔光，也藏着深深的不舍。
十几年前，我曾陪母亲故地重游，走过提篮桥一带，只觉冷清寂寥，那里仿佛成了一处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去年再访，为参观犹太难民纪念馆匆匆路过，竟已再也寻不回当年的喧嚣与热气。那些曾经的热闹，像是随风散去的旧梦，只是心里还记得那时光的温度。
那些年，我除了喜欢逛四川路，也喜欢出没于提篮桥这一带，熟悉的地方有：东海电影院、大名电影院，还有电影院旁的报刊门市部和远洋宾馆边上的百货商店。远洋宾馆旋转厅刚开张那阵子，我还和朋友特意去“打卡”过一次，觉得那是难得的新潮体验。
但每次经过熙熙攘攘的舟山路小菜场，我总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不敢抬头看那高墙之上，一个人间，一个监狱。人群在叫卖、讨价还价，空气中是油烟与蔬菜混合的味道，而头顶的那一片沉默，却如影随形。有时我也会想，那些被关押在墙后的犯人，会不会也听见了外头的生活声响？他们是否也会向往这种自由自在的闹猛日常？可他们是自作自受，命运终究是他们自己选的。
而在不远处，那些当年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才是真正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群体。他们没有犯错，却被命运驱赶，颠沛于异国他乡。在同一片天空映照下，有人因罪受罚，有人曾因信仰、血统被迫逃亡。这种命运的对照，那时总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每次回国，我都想去看看“犹太难民纪念馆”，却总是匆匆错过。2020年，搬到浦东的我的最好同学（初高中）带我专程赶去，可惜赶到时已过下午五点，馆门刚刚关闭。2023年，我又一次与家人路过，满心欢喜地想进去，才发现必须携带身份证才能入内，只能望门兴叹。直到2024年，我终于准备妥当，与兄妹、先生及大儿子大部队开过去，了却了这个多年未圆的心愿。
记念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长阳路62号，是一幢砖红色、清水墙的三层小楼，。这座被称为“摩西会堂”的建筑，原为犹太人礼拜场所，如今则化身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2020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完成了扩建，从原初的1千平方米到4千，在原摩西会堂基础上，新建展厅、沉浸空间与复原街景。展馆内有以“逃亡上海、避难生活、同舟共济、战后离别、特殊情谊、共享未来”六大主题，馆外那堵刻有18578个名字的名单墙，也记录了这段人道主义奇迹。它们共同讲述着一段漂泊与庇护、苦难与尊严并存的往事。
一走进展馆，耳边的音乐氛围便将我们缓缓带入那个压抑而紧张的时代，展厅墙上的影像逐帧闪过纳粹德国的铁蹄践踏犹太街区，成排的星形臂章、堆叠的行李、逃难的母亲抱着婴儿、眼神惊恐的孩子……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压抑，仿佛自身其中。
我的大儿子皱着眉头轻声说：“妈妈，我看了觉得很不舒服。”妹妹也低声附和：“好压抑……。”其实我也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身临其境感受到一个民族这样被驱赶被追杀的体验，那些馆内照片，实物还原了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避难场景，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重量，直击人心。
像上海贫民一样生煤球炉做犹太人早饭
上上海人用的盛开水的热水瓶，犹太难民也用着＇
犹太难民的住所展馆内静默陈列着破旧的护照、泛黄的笔记本、咖啡馆菜单，小孩的课本等实物及
犹太难民在简陋的床铺上，拥挤的生活空间中，昏暗的灯光下，以及在弄堂里点火扇风在煤球炉上做饭的照片，还搭景还原了他们居住的上海弄堂生活的场景。有一个这样的上海早晨，推马桶的车慢慢驶过，飘过一阵臭气，被熏醒的犹太人只得起身把炉子用报纸木柴点起来烧水，有的或到老虎灶去泡开水，煤炭熏得天井弄堂灰濛濛。他们却苦中带笑着说，那锅黑黢黢的饭是“Jewish food made in China”。
这是一首流亡民族四处漂泊、无国可归的命运哀歌，也是一首＇生活强者的赞歌。
在虹口的那些年，战火逼近，命运颠沛，但犹太人并没有因此而躺平或自暴自弃。相反，他们努力维持尊严，重建文化。他们带着从欧洲一路逃来的智慧与信念，在上海这片暂时安身的土地上，重新点燃了生活的火光。
他们办起了四十多种自己的报纸，记录战争消息，鼓舞人心。弄堂口开起了咖啡馆与西点铺，窗子外是石库门的喧嚣，窗子内却飘着维也纳蛋糕的香气和巴赫的旋律。到了傍晚，还会有音乐沙龙、文学讲座，小型演出，甚至选美比赛，在逃亡中依然坚持生活的体面。这不是一种浮华，而是一种对“人还在，生活还在”的坚持。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早操，强身健体，一个永不言败的民族
哪怕物资匮乏，他们还创办诊所和工坊，特别是学校。他们没有忘记教育。犹太救济机构在提篮桥一带办起了多所难民子弟小学，也开放给上海本地的孩子免费就读。在一间间狭小教室里，犹太教师一边教孩子学希伯来语和德语，一边教中国学生识谱、弹琴、唱歌。其中，就有后来闻名世界的钢琴家傅聪。他的犹太裔启蒙老师，把欧洲古典音乐的种子撒在中国土地上，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追求。
他们把一场逃亡变成了重生。他们不是漂泊者，而是文化与文明的守火人，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不肯让灯熄灭的一群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将去何处。他们不是可怜人，而是一个曾有国家、文化、信仰与尊严的民族，但现在被驱逐到处流浪。
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愿意一生颠沛、寄人篱下；也没有哪一种苦难，是理所当然该被承受的。他们曾背井离乡、漂泊万里，被称作“世界的孤儿”，可他们知道，再多的同情和收留，也替代不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他们渴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哪怕贫瘠，也能种下语言、信仰和希望；哪怕战火未歇，也能在每个黄昏升起自己的国旗。
于是，战后从各国各地避难的包括逃难来上海的犹太人很多都选择了前往新成立的以色列。，把那段不愿重演的难民经历，写进了对未来的承诺，重建自己国家与身份，他们不要再让孩子无国可归，不再让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他人的宽容施舍与，庇护中。
两个多小时参观完记念馆内部，我站在摩西会堂前，望着那块刻着犹太难民名字的纪念碑，风一阵吹了过来，像那段历史在低语。我突然理解，那些在上海生存下来的犹太人，为何在离开时说：“谢谢你们的善良，但我们必须自己回去，建一块永远不会被驱逐的土地。”
他们不想也不能再做难民。
最近，我看到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硝烟再起，有时难免疑惑：为何一个曾受尽苦难的民族，如今也手握兵器？为何那个曾在上海街头售卖面包、教孩子识谱的民族，如今也站在中东纷争的最前线？
答案或许残酷却真实：因为他们太清楚无国可归的代价，太明白寄人篱下的屈辱，也太明白，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命运从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不是好战，而是惧怕再次失去。他们的战争，往往是从“不能再被驱赶”开始的。
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让人再次想起那个民族身上的旧伤。他们为什么不能软弱？为什么要武装自己到牙齿？也许答案，就藏在那些展柜中的老照片里。今天，他们选择不再被动、不再逃亡，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不让历史再次轮回。
不想再做难民，这句话，不只属于犹太人，也属于所有曾被历史碾压、却依然想要好好活着的人。
大儿说，他上海之行，纪念馆真是很值的去的地方。如果对上海犹太记念馆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化点时间看一下，怕视频太长，我己很不舍得剪去一些。
还有记念馆附近的房子曾住的居民不仅有前美国财政部长，还有我们城内的大才子蓝山，不知他能否看到我在车上一扫而过的他的外公买下的小时旧居。我的一个亲戚也曾住馆边。
舟山路这段居民已搬迁，不知后期这里如何改造，但肯定不会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