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如果看到流氓被揍，立刻想到’下一个就是我’，那你肯定就是。”
这句来自网络的讽刺之语，乍一听像个段子，细细想来，却是对当代国际关系中某些国家心理状态的精准诊断。尤其放到当今中国的国际舆论与外交心态上，更是有一种惊人的适配性——明明自诩“伟大光明正确”，可每每一国出事（萨达姆倒台、卡扎菲毙命、伊朗被打击、俄罗斯侵略、朝鲜遭封锁），中国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人之将亡，自有其因”，而是惴惴不安地感到“下一个可能是我”。这种“草木皆兵”的神经质，不是别的，恰是典型的“流氓恐惧”。
中国官方的国际政治论述里，从不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标签。从“和平演变”到“颜色革命”，从“中国威胁论”到“遏制战略”，美国的在世界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国舆论都默认“这是针对我们的”，哪怕事情八竿子打不着。美国制裁俄罗斯，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进攻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是因为伊朗发展核武与支持恐怖主义。中国则义正辞严地说：“美国在打压所有反美国家，下一个就轮到中国。”
这已经不是“警惕”这么简单，而是把美国的所有举动都往自己身上套，哪怕是毫不相关的区域性摩擦，也要硬拗成“全球打压中国”的一环。这不是分析，而是一种偏执。而偏执的本质是什么？是不理性，是情绪驱动，是“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的地痞心理。它不是对事实的冷静判断，而是一种底层焦虑的自我投射。
在中国的政治传播体系中，“他国之鉴”常被当成预警语态，告诫国人“不听党的话、国家就会像叙利亚那样四分五裂”，或者“西方推翻独裁政权，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殖民主义”。于是，中国人看到阿拉伯之春的结局，不是反思“一个政府是否真该与民意对抗”，而是斥责“美国策动政变”；看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不是思考“侵略是否正当”，而是嘲笑“乌克兰听美国的话被利用”，顺便告诫“我们别当下一个乌克兰”。
讽刺的是，这种“镜像防御”恰恰说明一个事实：中国其实知道自己问题不小。否则，为什么别人家政府倒了，你却联想到自己会有事？你若真是清廉爱民、制度先进，那你应该庆幸“坏人得到了惩罚”，怎么反而要自惭形秽地联想到“下一个就是我”？这正是“流氓心理”的真实写照：一个流氓不是因为被人盯上才恐慌，而是因为心里知道自己干过坏事，所以看谁倒霉都心惊肉跳。这种心理，既是害怕正义，也是潜意识中的自我揭露。
回顾晚清，这种“亡国恐惧症”曾是一个民族的深刻集体记忆。自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京，清政府便始终处于惊弓之鸟状态。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之后，清廷每逢外力压境便俯首称臣，只因深知自己“理亏底虚”。正义对它来说，并非可以依赖的庇护，而是时时刻刻要躲避的审判。
今天的中国，在国力远胜当年、外交话语权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却仍保留着那种“清廷式”恐惧的底色——不相信国际正义，不相信他人动机，不相信制度可以自证合法，只能用“对抗”“压迫”“围剿”来想象世界图景。这种思维模式的逻辑其实是：“只要我不是世界的中心，那这个世界就是来针对我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强国的弱者心态”——表面上气势如虹，动辄要在南海宣示主权，要在台海震慑“台独”，要在外交上打“战狼”，可内心深处，却始终没能走出那种“我们随时可能再次沦为殖民地”的深层自卑。
如果我们冷静看待历史，美国确实对很多国家发动过战争，也犯下过许多争议行为。但这些行为往往基于本国战略利益，而非“打压中国”的统一剧本。中国若真要担心美国介入，那也应反省自身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差距，而不是一味推责、指控、逢美必反。
一个真正理性的国家，不会因为“美国干了什么”而决定自己的立场，而是会站在普世价值与自身利益的平衡点上进行判断。可中国却选择了一种最偷懒、也最危险的方式：只要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只要是美国制裁的，我们就拉拢。于是你看到，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坚定不移站在俄罗斯一边，哪怕俄罗斯是赤裸裸的入侵者；在伊朗问题上声援“反美”而不谈伊朗本国政权暴政；在朝鲜问题上坚持“不干涉”，哪怕朝鲜民众被极权压迫得奄奄一息。
这已经不是“外交策略”，而是彻底的道义自杀。中国本可以成为地区和平与秩序的关键力量，却沦为不义政权的庇护者。更要命的是，这种偏执不仅表现在外交上，也蔓延到对内的宣传与教育中。一代又一代人从小被灌输“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对世界的理解被塑造成“敌我对抗式”的二元框架，任何批评都被视为敌意，任何异见都被看成颠覆。这种“反美即正义”的伪命题，最终造就的是一个闭目塞听的民族，一个无法与世界对话、只能与全球对抗的国家。
“他国之鉴”本是善意的提醒，是从别人的灾难中寻找自己的警示与提升。但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它却变成了一种自证合理的工具——不是为了变好，而是为了掩盖问题；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防御世界。世界不是敌人，正义不是阴谋。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敌视一切非我族类，而是靠制度的透明、公民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对世界善意而理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