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大陆全面实力增强，研究中国正成为一门显学。中国会在美中竞争中胜出吗？10年后北京会全面超越美国吗？中国在变富变强后将如何行事？（下图 Foreign Affairs）如果你在最近几十年间的任一时期造访过中国大陆，并就此试着预测其未来20年的情况，你的预测几乎肯定会出错。1940年，日本帝国的大规模入侵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没有人会预测到，诞生于1949年的共产主义中国，到1960年时会成为一个即将与苏联闹掰分裂的共产党大国。2000年，美国帮助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张旗鼓地将自由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纳入麾下。可令包括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内的世人大跌眼镜的是，不到20年的时间北京竟然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就贸易问题撕抓拉扯，让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在与美国龙争虎斗的同时，势头上升中的中国大陆与临近地区和国家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台湾海峡，中国大陆的一中政策可能引发与台湾的冲突，在东海和南海海域还可能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在更远的地区，北京默许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如果北京采取断然措施，在台湾问题上发动解放战争（中国军方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但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台海、东海、南海和美中龙虎斗的形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二十年后，中共现领导人习近平将逾九十岁，届时他或许仍会以某种方式掌权，继续保持相当的影响力。但never say never。谁知道呢，或许20年后，习近平也有可能因某种原因不再发挥作用。
这就是说，20年后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 - 一个可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共存，而无需牺牲基本全球利益或价值观的中国。诚然，中国大陆或许永远不会成为许多西方乐观主义者在冷战后初期所想象的那种国家：一个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逐渐变得更加自由、更加顺从的成员。但20年后，只要中国大陆和西方政府都避免采取激化矛盾，导致冲突不可避免的政策，一个西方及更广阔世界能够与之共存的中国就有可能出现。那种共存或许不会特别温柔，但它可以消除如今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敌意和剑拔弩张。习近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其中许多人成长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头十年的友好开放时期，他们或许希望让国家重现那些年代所提供的机会和希望。他们或许也意识到，卷入任何重大的军事或地缘经济对抗都将阻碍中国实现其他目标和愿景，例如重振经济，实现国内中产阶级的增长，并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不可能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同时继续保有经济安全，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样。大有大的难处。中国大陆社会老龄化，以及为维持经济增长而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使其难以承受一场重大冲突的后果。
哈佛大学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米特（Rana Mitter）博士认为，中国大陆或许会避免与邻国和西方引发大规模冲突，但其规模和体量也注定了北京不会简单地成为日益衰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一个驯服成员，现在不会，20年后的可能性更小。伴随其国力的增加，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大幅增强，并会继续下去，如果没有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发生的话。米特指出，正是北京这种持续走强的趋势，让西方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相当焦虑。米特相信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出困难的判断：一个比当前更加温和的中国，是否应该被视为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合法一分子，还是仍然被视为对西方的威胁。米特这篇关于20年后的中国的文章登载在《外交事务》5/6月合期上。以下为《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的主要内容。
富国强兵之道
19世纪末清朝不得不与欧洲列强抗衡时，政府官员们制定了两句口号来应对西方的挑战：“富国强兵”和“中体西用”（下图 picryl/THE COLLECTOR/THE CHINA PROJECT）。清朝覆灭，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两个国家目标的争论却并未结束。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建设一个军事强大、经济安全的中国是其根本目标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共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效仿新加坡的模式：一个赢得全球赞誉的国家，同时拥有稳定的治理，在共识与胁迫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表面上坚持其长期领导人李光耀所称的“亚洲价值观”，即尊重权威和社群主义。
这些口号的双重愿望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但直到现在才接近实现这一目标；它如今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事力量。成为一个强国与强调中国伟大本土根源的需求不谋而合。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就培育了一种现代化、威权主义版本的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这种品质与毛泽东在1949年至1976年去世期间统治时期的动荡革命大相径庭。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大量资源投入到儒家经典项目等项目中。该项目在2023年达到了20年的里程碑，对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过2亿字的文本进行了分类。
“富国强兵”的核心目标 - 富裕且军力强大 - 将决定中国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策。但对北京来说，实现这一目标颇具挑战性。理性的中国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供应链的扩张、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以及不断拓展新市场的追求。在互联互通的21世纪，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会危及对繁荣的追求。如果北京采取令他国担忧的军事行动，其经济雄心很容易化为泡影。如果北京贸然实施在台湾、南海以及中印争议边界沿线的领土主张，可能会让现有和潜在的合作伙伴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能够依赖中国大陆。但如果北京动用武力改变其区域格局，它将改变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或许会辩称，其野心有限，台湾或南海只是其总体不对抗政策的例外。但邻国将更难信任一个未约束自身实力、凭借武力自行划定边界的中国。中国这样做可能不会陷入孤立，但却难以与他国建立信任，更难让其他国家政府接受它想要定义世界的准则：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经济和发展目标高于公民权利和自由。
台海、南海、王道
如果中国选择发动收复台湾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动机是出于政治考量，而这种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经济理性和其他战略考量的影响。武力夺取台湾很难，但凭中国现在的实力北京是可能成功地（下图 SCMP/Dailyt Mail/CSIS）。然而，这一战争将给所有人带来双输的局面，将对北京造成深远的破坏。动用军事力量以及暴力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将使整个亚洲国家对中国在区域海上航线上的意图感到不安，并促使许多亚洲国家加强安全措施，拒绝进一步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机会。亚洲国家会担心中国可能会像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做的那样，认定某些国家拥有超越其他国家的主权，邻国的国内行动和政治偏好会构成对自己（俄罗斯/中国）主权的侵犯。北京官员或许不愿将其解放台湾与俄罗斯的侵乌或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相提并论，但东南亚的决策者将很难信任北京。
即使收复台湾不会招致更广泛的地区对抗，北京可能受到诸如美国和欧盟一类的强大经济体的制裁，从而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造成伤害。如果北京对收复后的台湾实施类似新疆或西藏那样的意识形态胁迫或“再教育”，台岛的高科技、出口导向型经济将因失去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互动而被摧毁。收复台湾也将对中国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打击 - 北京从未能够和平说服其同胞加入大中华。一个无法说服文化上相似的地区加入的中国，将难以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它能够建立一个意义深远、更广泛的“命运共同体”（中共语）。在该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将把支出从消费转向军事建设，并寻求将其供应链与中国脱钩。
收复台湾后的中国经济会江河日下 - 富裕国家的制裁将在中长期内扰乱中国经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得以有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工厂相助，从而减轻了西方制裁带来的损害。但中国将不会得到类似的援助，无法为其提供新的、可替代西方国家的利润丰厚的供应链或市场，即便它仍能进入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的经历显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只是部分地与全球资金流动隔绝的国家，常常会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20 世纪90年代，拒绝对后苏联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中国决策者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20%到30%的温和通货膨胀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导致了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政治抗议活动。如果北京攻打台湾，它将面临灾难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并对社会稳定产生类似1989年春天的影响。
中国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正如习近平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所说：“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无人能够阻挡。” （下图 Youtube/netivist） 然而，中共对媒体和宣传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很容易降低统一的急迫性，从而给北京带来巨大的利益。对中国大陆公民来说台湾很重要，但老百姓更关心攸关幸福生活的经济稳定和就业机会。如果中国淡化其与台湾及其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相关的言辞和行动，明确表示这些问题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北京在台海和南海地区的地位将得到加强。紧张局势的降低将在相当程度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意图的担忧。
寄希望于下一代
伴随实力的增长，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变得更加威权，在与邻国的交往中更敢于维护北京的利益，也更加直言不讳地挑战美国霸权。但下一代中国大陆领导人可能会改变国家的方向。20年后，如今40多岁的中共官员将构成领导层的主体？（下图 ie/The Washington Post）。届时年过九旬的习近平或许仍有影响力，很可能是唯一一位青少年时期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影响的领导人，这段经历似乎赋予了他始终如一的秩序至上主义。而剩下的高层领导人将是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广播和新闻界比现在开放得多，大胆的新闻报道有时是可能的，而且关于中国大陆如何改革政治体制的真正辩论仍然存在。
正如文化大革命塑造了当今的最高领导人一样，未来几十年，对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的记忆将对领导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大陆这些未来领导人包括党内高官，商界、媒体以及像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样替代公民社会的半官方组织的人物。这些领导人中的许多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如果西方期待中国领导层中出现坚定的亲美派，那会是一厢情愿。但是，这其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可能远比他们今天公开承认的要开放得多。事实上，私下里，商界、媒体界和智库界的许多人都对中国大陆现在的氛围感到沮丧和失望。与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人可能会继续对美国保持警惕，但他们可能不会像前辈那样对与俄罗斯合作感兴趣，因为俄罗斯不会为中国提供任何重要的经济机会。习近平的父辈热爱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了在1949年将中共推上执政的那场革命。如今，许多中国大陆公民也因为俄罗斯强烈反西方而容忍俄罗斯，但大陆民众与俄罗斯的联系并不紧密。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12万中国人正在学习俄语；而同一段时间学习英语的人超过3亿。
权力移交给“九零后”一代，或许会促使中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少而精”。中国的这些未来领导人会发现，缓和中国的威权主义形象是有价值的？（下图 SCMP/facebook/X）。北京扩张影响力的努力因其对其他国家的侵犯以及在国际外交中缺乏透明度和尖锐性而受到损害。相比之下，印度、卡塔尔、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家即使在国内政治走向非自由主义方向时，也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作为合作参与者的形象。这些国家经常追求与西方国家不一致的目标，例如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武器，但人们认为它们并不试图重塑世界秩序以适应自身利益，这实际上放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怀念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在天安门事件后成功地树立了更有利的全球形象。这样的中国仍将努力追求繁荣富强，但视相对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繁荣富强的最佳途径。未来的中国即使不愿追求西方化，也渴望承认中国的身份认同始终是多元的，并汲取着诸多外部影响。未来的中国会认识到，潜在的极权监控国家永远无法保证其生存 - 例如东德。它会放松目前正在加强的各种监控和审查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社会和谐与稳定，也是为了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具吸引力的中国。
一个更加温和但仍维持威权主义的中国，不会成为西方政客（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中共早期高层（如前政治局委员李锐和赵紫阳）口中的多元民主国家。但这或许是一个现实的中期结果。这样的中国也可能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相似，因为全球政治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很可能会持续到2030年代及以后。到那时，即使许多西方国家，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了，可能都会在国内采取更加不自由的政策，限制个人自由和人员流动。很少有国家，甚至美国，会急于在未来几年推动全球自由民主运动。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不那么尖锐激进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很可能看起来更能与未来的国际体系相兼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加不自由的全球氛围可能会让中国在某些领域放松政策，从而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使中国不再感到容易受到自由主义的反击。
未完待续
* 本文作者米特（Rana Mitter）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亚关系李世石讲席教授（S. T. Lee Chair in U.S.-Asia Relations），著有《中国善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塑造新民族主义》（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参考资料
Mitter, R. (2025). 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once-and-future-china-xi-jinping-rana-mi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