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系列6——反对拘禁日裔美国人的声音

反对驱逐和拘禁的非军事倡导者

与许多美国白人农民一样，夏威夷的白人商人在处理日裔美国人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动机，但他们反对监禁日裔美国人。相反，这些人最终促成了一项立法的通过，使他们得以保留近15万日裔美国人的自由，否则这些人将被送往位于夏威夷的集中营。同时，夏威夷领地总督约瑟夫·庞德克斯特拒绝了大规模监禁居住在那里的日裔美国人的呼吁。[77][68] 结果，在夏威夷，只有1200到1800名日裔美国人被监禁。[69]

夏威夷的权贵商人认为，监禁如此大比例的岛屿人口将对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产生不利影响。[70] 日裔美国人在岛上“占了90%以上的木匠、几乎所有的运输工人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劳动者”。[70]夏威夷军事长官德洛斯·卡尔顿·埃蒙斯将军也认为，日本劳工对于重建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摧毁的防御工事“绝对必要”。[70] 埃蒙斯将军认识到日裔美国人社区对夏威夷经济繁荣的贡献，反对监禁日裔美国人，并得到了夏威夷大多数商人的支持。[70] 

（校注：虽然9066号行政命令在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出台，但在日裔美国人占比较高的西海岸与夏威夷，居于经济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对日裔的感知与“安全威胁”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从生物学中“生态位”差异的角度，可以类比对此进行解释：在夏威夷，尽管白人与日裔同属外来群体，但白人通过种植园体制掌控政治、经济与土地资源，成为资本家、地主与制度维系者，而日裔则主要担任劳工与中层职员，两者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互补性生态结构，族群间张力较低。相比之下，加州的土地私有化和自由竞争机制导致白人与日裔在农业经营领域直接竞争，同属“自耕农—小业主”生态位，加剧了白人对日裔的威胁感与排斥情绪。关于夏威夷的历史背景补充如下：

夏威夷及周边的土著与西方接触始于1778年库克船长的到来。1795年卡美哈梅哈一世建立夏威夷王国。在和外部互动中土著王国逐步失去经济政治军事控制权，周边土地大多数落于美国人之手。1893年，亲美商人与本地白人统治阶层在美国事务专员约翰·史蒂文斯和海军陆战队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土著君主莉莉乌欧卡拉尼女王的统治，结束了夏威夷王国的独立地位。美国人桑福德多尔任临时新政府总统。

美国本土政权交替之际的新任总统克利夫兰与国会参议院等反帝国主义力量反对吞并，故延迟到威廉麦金莱总统上台，美西战争时期形式转变后，于1898年在美西战争背景下，美国通过《新兰兹联合决议》以国会简单多数的方式，规避了原本需经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的条约程序，从而实现对夏威夷的吞并。1900年夏威夷领地建立，美国开始正式全面接管军政经济大权。

1900年夏威夷人口为15万4千人，中主要族裔为：日裔40%, 原住民19.4%，欧裔美国白人18.7%，葡萄牙裔10%，华裔10%。到1940年太平洋战争前夕，夏威夷人口增长到42万出头，日裔、原住民、白人比例大体不变；葡萄牙裔下降到5%，部分家庭逐渐被纳入更宽泛的白人社会范畴；华人下降为6.4%，菲律宾裔上升到15%。数据来源于美国官方统计（如1900年与1940年人口普查），但其中对族裔划分有官方主观性。

日裔华裔菲裔葡萄牙裔来到夏威夷主要和夏威夷的制糖工业相关，华人是最先引进的，排华法案发布后日本和夏威夷签订契约劳工的形式大批输送日裔劳工，后来落地生根加上家庭移民形式形成日裔社区。菲律宾裔大量移民发生在美西战争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后。

二战前夏威夷作为美国海外领地的身份，一直保持到1959年。自被吞并起，美国总统任命总督治理夏威夷领地，虽然形式上为美国领地，实质上具强烈殖民色彩，总督拥有广泛行政权力。）

最初，俄勒冈州州长查尔斯·A·斯普拉格反对监禁，因此，他决定不在该州强制执行监禁，并劝阻其他居民骚扰他们的二代日裔美国公民同胞。 1942年2月中旬，也就是行政命令发布的几天前，他转而反对日本，但后来他后悔了这一决定，并试图用余生来弥补。[72]

科罗拉多州州长拉尔夫·劳伦斯·卡尔是唯一一位公开谴责监禁美国公民的民选官员（这一举动让他失去了连任，但也赢得了日裔美国人社区的感激，丹佛日本城的樱花广场甚至竖立了他的雕像）。[58]

（校注：拉尔夫·劳伦斯·卡尔在日裔美国人问题上的立场，体现了一种接近宪政主义信仰的坚定。他曾指出：“当你侵犯一个少数群体的权利时，就是在为未来侵犯你自己权利的人铺路。”在他看来，将日裔美国公民送入集中营，是出于恐惧与种族偏见的集体惩罚，伤害这些无辜者“就是在摧毁美国最根本的东西”。

他不仅公开反对集中营政策，还明确表示欢迎日裔美国人在科罗拉多州自由定居与工作，这一立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极为罕见，也体现了他对公民权利的实质性维护。

1942年，他放弃州长连任，转而竞选联邦参议员，虽在党内初选中胜出，却在大选中败于当时更为主流的民意，此后未再担任公职。2000年前后，他被评为“科罗拉多世纪人物”，以纪念他那份在逆境中不跟风的人类良知。）

尽管监禁政策在加州普遍受欢迎，但也有零星反对声音。R.C. 《奥兰治县纪事报》出版商霍伊尔斯在战争期间认为监禁政策不道德且违宪：”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判定对国家不忠的人有罪，这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也与我们正在对抗的政府类型过于相似……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亨利·埃默森·福斯迪克的明智之言：“自由总是危险的，但它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的东西。”[73]”

一些基督教团体（例如长老会）的成员，尤其是那些曾派遣传教士前往日本的人士，也反对监禁政策。[74] 一些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等教会也组织了对集中营的救援工作，向囚犯提供物资和信息。[75][76]

（校注：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浸信会（Baptist Church）和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等基督教新教团体，通常强调个人责任、社会公义与人道关怀，主张扶助弱势群体。在对待日裔美国人问题上，部分新教信徒表现出对个人尊严与人道主义的高度关注。

与天主教自上而下的集中式教会结构不同，新教强调地方教会的自治性。因此，对日裔美国人的支持，多由个别信徒或地方教会基于其信仰良知和道德判断自发推动，而非源自一个全国性教会的统一表态。）

黑人和犹太人等民权组织对日裔美国人监禁的反应

美国公众绝大多数赞同日裔美国人监禁措施，因此，这些措施很少遭到反对。反对声浪主要是来自那些认为自己在美国国内也受到谴责的少数族裔成员。莫顿·格罗津斯（Morton Grodzins）写道：“反日情绪与反黑人和犹太人情绪相差无几（甚至可以互换）。”[90]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全国犹太妇女协会（NCJW）偶尔也会发表讲话，但很少有人比乔治·S·斯凯勒（George S. Schuyler）更直言不讳地反对监禁。斯凯勒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的副主编，他对罗斯福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日益增多。他驳斥了有关日裔美国人构成任何真正国家安全威胁的指控。舒勒警告非裔美国人：“如果政府能对日裔美国公民这样做，那么它也能对任何血统的美国公民这样做……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91]

（校注：作为当时在美国仍遭歧视的群体，犹太裔非裔美国人发声具有勇气与道义价值。非裔美国人反对监禁日裔美国人，部分源于他们对自身遭受种族歧视的同理心，部分也出于对肤色歧视逻辑可能普遍适用的警惕心态。在反对拘禁日裔美国人的立场上，非裔具有很强的正义性。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至40年代，一些黑人民权参与者曾短暂地将日本军国主义误视为反白人殖民者的潜在盟友，这一错误观点后来得到修正。）

(民权历史学家)谢丽尔·格林伯格认为，由于美国政府为集中营辩护，当时（美国民权组织）之所以没有广泛讨论监禁问题，是因为政府的言论掩盖了军事必要性的背后动机，而且由于担心被视为“非美国人”，大多数民权组织直到该政策实施多年后才敢发声。

战后，共同的种族歧视经历促使一些现代日裔美国领导人公开支持非裔群体HR40法案，该法案呼吁向非裔美国人支付赔偿，因为他们受到了奴隶制及其后续歧视的影响。[92] 格林伯格补充道：“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支持这种种族主义。两个同样受压迫的群体——非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已经组织起来，共同对抗歧视和偏见。” [93]

(校注：HR40法案案1989年由非裔国会众议员John Conyers首次提出，名称象征南北战争后给予解放奴隶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子的许诺，最终并未兑现。该法案每年都被提交但是因议题高度敏感涉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的问题，一直未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