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战胜中国

我们建议的治国之道

对华盛顿而言，任何严肃的长期竞争战略都必须着眼于三个现实。首先，规模至关重要。其次，中国大陆的规模是美国从未面临过的，而北京的挑战在任何相关时间点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第三，新的联盟模式是美国构建自身足够规模的唯一可行途径（下图 FOREIGN AFFAIRS/Audley Travel）。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华盛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和伙伴。他们不是绊脚石、遥远的保护国、附庸国或地位的象征，而是实现大国规模所需能力的提供者。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联盟首次不再是为了投射力量，而是为了维护力量。

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友远胜苏联。如今，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总量为60万亿美元，而中国大陆仅为18万亿美元。按市场汇率计算，这一数字是中国的三倍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是中国大陆的两倍多。美国联盟将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约一半，其有效专利数量和高引用期刊论文数量也远超中国大陆。美国联盟每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1.5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大陆的两倍。此外，美国联盟还将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目前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从本质上讲，这种民主国家与市场经济的联盟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中国大陆。然而，除非其力量得到协调，否则其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停留在理论上。因此，释放这一联盟的潜力应成为本世纪美国治国方略的核心任务。而这并非仅仅通过加倍推行传统的联盟策略就能实现。

美国的起点可以是长期的双边联盟（例如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盟）和多边联盟（例如北约），以及较新的伙伴关系（例如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的AUKUS国防技术协议）和制度化程度较低的组织（例如四方安全对话，该组织也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框架的存在或其成员的增加而沾沾自喜，而应深化其功能 - 使其成为跨领域以能力为中心的治国方略的基础。传统模式设计的美国与盟友关系是：美国提供安全，而其他国家提供政治支持，或者提供特定领域的能力 - 侧重于威慑、准入和保障 - 而将经济协调、产业整合和技术合作视为新兴但仍然次要的关注点（下图 Youtube）。但这种设计并非针对像中国大陆这样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因而它完全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

如今，美国对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态度必须成为一个在所有关键领域（而不仅仅是军事领域）构建共享能力的平台，美国与盟友需要某种程度的协调和相互依存。就军事力量而言，实现规模化需要双向流动的能力，包括对美国国防工业中较弱环节的投资，以及更慷慨地向历史上从未获得过这些技术的盟友提供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就经济而言，规模化意味着建立共同的关税和监管壁垒，以抵挡中国大陆过剩的产能，同时构建新的机制来协调产业政策并整合盟友的市场份额。就技术而言，同样的挑战在于建立共同的投资规则、出口管制和研究保护措施，以防止在进行联合投资的同时向中国大陆转让技术。这些步骤标志着一个原则一致的联盟与一个实践融合的联盟之间的区别。这种转变 - 以共享能力作为战略基础 - 将使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能够大规模、快速地展开竞争。

跨联盟能力与分权

拜登政府利用现有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网格结构”，旨在更好地分配兵力态势，增加盟国国防开支，并启动诸如AUKUS之类的新安全安排，同时提升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构的地位。在持续加强这些努力的同时，美国应该与盟友进行国防工业合作。乌克兰危机的教训显而易见：美国缺乏足够的能力独自维持与中国大陆的长期冲突。尽管新兴公司在无人系统领域的创新前景光明，但真正的规模化，尤其是在传统系统领域，将需要与盟友进行联合生产和更深层次的工业整合。美国需要构建历史学家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所说的“民主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ies）：一个建立在联合生产、共享创新和集成供应链基础上的国防工业基础网络（下图 a16z/cfr/dvids）。

与过去美国主要向其他国家提供能力的局面截然不同，规模需要双向流动，包括盟国在美国的投资和制造。在让日本修理美国驱逐舰这类初步措施上，我们可以与日本和韩国的造船厂（其生产力是美国公司的两到三倍）建立合资企业；欧洲导弹制造商与美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招募日本或台湾公司在美国生产传统的微电子产品。当然，前提是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解决过时的对外（盟友）合作的监管和政治限制。

任何合作交流都是双向的，美国自身的能力也必须外流向盟友。AUKUS项目以及与日本联合生产战斧导弹，即为实证。但美国需要克服国务院担心核扩散与国防部担心自身优势削弱之这类担忧。迅速共享技术是确保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亚洲盟友拥有足够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台湾能够遏制中国大陆入侵以及印度能够将其东部的安达曼群岛变成北京无法忽视的堡垒的关键。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协调出口管制法律、统一采购标准，并协调从半导体到光学设备等关键部件的投资。美国以外的盟国相互间也可进行这类技术转移：如韩国的武器可以帮助欧洲重新武装和再工业化；法国的核技术可以支持印度的潜艇计划；挪威和瑞典的导弹可以帮助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保卫其领海。共享能力需要跨联盟的思考，而美国则应促进集体行动。

更紧密的一体化也需要更多责任分担和转移。即使盟友和伙伴在跨洲构建桥梁，他们也必须在本土威慑中发挥更大作用，欧洲国家应在欧洲加强威慑，亚洲国家应在亚洲加强威慑。这可以通过加强日益重要的组织（例如“四方安全对话”或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安全层面来实现。但华盛顿还需要加强与盟友在实际作战方面的协调 - 采取诸如现代化联合指挥控制系统、在互操作性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及开展更复杂的联合演习等措施。这可能包括与美国盟友和伙伴建立联合部队，首先是用于印-太地区危机的陆基防空和反舰导弹营，然后扩展到更复杂的空中和海上航空编队（下图 X/WARRIOR MAVEN）。美国还应通过赋予盟友更大的核指挥与控制话语权以及类似冷战期间与欧洲盟友所实行的核共享安排来加强延伸威慑。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可以推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的“关岛主义”的新版本，该主义在越南战争后将责任下放给合作伙伴。这将赋予地区国家 - 前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称之为“副警长” - 领导周边安全挑战的权力：太平洋岛国的澳大利亚、南亚的印度、东南亚大陆的越南、非洲的尼日利亚。实际上，下次南亚国家面临挑战时，美国将尊重印度的判断，而非自身偏好，来考虑哪些措施可能有利于地区稳定或制衡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共同市场

在诸如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协调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等举措的基础上，华盛顿需要采取更雄心勃勃的行动。中国大陆的非市场行为及其庞大的规模如今正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工业基础构成生存风险。美国无法单独应对这一威胁：如果中国大陆继续将美国公司挤出合作伙伴市场，使其失去保持竞争力所需的规模，那么仅对北京关闭美国市场也无济于事。相反，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须共同努力，通过构建防御中国大陆出口的护城河来扩大规模。建立一个受保护的共同市场可以从对中国大陆商品征收协调一致的关税开始，同时使用协调一致的非关税壁垒，包括监管工具。

另一个工具是“优惠诸边主义”（preferential plurilateralism） - 选择性地开放盟友和伙伴市场，同时对中国大陆商品设置更高的壁垒（下图 facebook）。这一做法得到了各界政要的广泛支持，从川普第一任期内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到著名的民主党议员，这与二战后早期贸易体系的某些方面相呼应，该体系给予自由世界成员国优于专制竞争对手的待遇。如果自由贸易协定的时代暂时结束，那么与盟友签订的行业协议或许能为整合市场提供有希望的途径，同时避免政治敏感性。

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工具也将发挥作用，例如成立一家新的国际产业投资银行，向战略领域的企业提供贷款，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使其不再依赖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医药和关键矿产等关键领域。此外，协调一致的努力可以消除盟友和合作伙伴投资的障碍，例如，可以绕过国家安全审查。日本、韩国和台湾已在与美国的产业合作方面投入巨资。尽管人们倾向于认为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但欧洲在钢铁、汽车、船舶和民用飞机方面的产量都超过了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其制造业劳动力规模是美国的三倍。与此同时，加强科学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 - 加强合作和人文交流，并实施共同的研究保护 - 将有助于确保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能够匹敌中国大陆的规模。

共享市场份额还将创造战略优势。或许美国与盟国应该建立一个集体的经济防御框架 - 类似北约共同防御条款#5的“经济第五条款”， - 以回应中国的经济胁迫。如果该组织任何一个成员国遭遇来自北京的经济压力，这样的协议将触发协调一致的制裁、出口管制或贸易行动。它还将充当一个遏制军事侵略的平台。

退群抑或扩盟？

川普的关税政策给美国的伙伴们带来了艰难的选择和直接的威胁（下图 Hugh Stephens Blog/Bloomgerg）。许多国家或许不愿在短期内进一步与华盛顿建立联系，这可以理解。一出昏招即可轻易将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信任挥霍殆尽。川普的高压政策有着分裂自由世界和关闭其最佳扩张路径的风险。的确，大国往往高估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前苏联总统米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他进行的区域自治试验会导致苏联加盟共和国退盟。川普政府或许并不指望其对盟友的贬损和胁迫会导致“戈尔巴乔夫时刻”，但美国的主要盟友们已经在考虑宣布脱离华盛顿 - 欧洲国家在讨论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建立新的区域集团、挑战美元的地位。一些国家在美国压力的刺激下，正考虑与北京走得更近，即使这会对其产业或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当华盛顿背弃其联盟时，北京正忙于构建自己的联盟。在反西方的怨恨和各自狭隘利益的共同驱使下，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规模庞大的威权主义联盟。中国大陆帮助建立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协助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单程攻击型无人驾驶飞机，并默许朝鲜派兵前往欧洲作战。四国政府都在努力削弱美国的制裁，并开展外交协调、情报共享和军事演习。这是一个共同的挑战，需要统一的应对。

正当美国一些人谈论通过对俄“反向基辛格”来制造中国与合作伙伴之间的裂痕时，北京并未闲着 - 正一心一意地利用西方联盟的裂痕，尤其是美欧之间的裂痕。现在的风险是，华盛顿将与欧洲分裂时，其“反向基辛格”策略却不见进展 -  中俄关系继续“上不封顶”。曾经，北京的对抗性“战狼”外交失误，助长了美西方建设民主能力的努力；如今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以及关于外国领土的言论似有“战狼”的痕迹，这无疑为中国大陆扮演理性伙伴的角色提供了机会（下图 facebook/Instagram）。

如果美国未能与其他国家共同追求规模效应，或美国撤退至西半球，并且美国与盟友关系瓦解，那么下个世纪的竞争的胜者将会是中国大陆。美国将像之前的英国一样，发现自己被一个规模空前的强国所削弱。世界将被多个大国瓜分，而中国大陆将是其中最强大的，在某些领域甚至强于所有大国。结果将是，美国积贫积弱、影响力大大减少，世界规则将由中国制定。

尽管越来越多的共识转向低估中国大陆实力、高估美国的复兴，但这种思维与过去误判的循环如出一辙。对美国发展轨迹的乐观预期，可能会助长那种单打独斗的单边主义。这种单边主义越来越明确地认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已经过时或作用被高估。但实际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对抗强大竞争对手的唯一途径。要取得成功，美国需要比上届拜登政府的联盟友好更具野心、走得更远的政策，并彻底摒弃川普政府正在形成的疏远、单打独斗的“美国优先”方针。

中国共产党极其关注对美国实力的认知，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华盛顿能否拉拢盟友和伙伴的评估，就连北京也公开承认，这些盟友和伙伴是美国最大的优势。因此，美国最有效的战略 - 也是最令北京不安、并能在未来遏制其冒险主义的战略 - 是与这些国家建立新的、持久的、强大的能力。两党持续致力于升级联盟网络，并在新兴领域开展战略合作，是应对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竞争对手的最佳途径。

* 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为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的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他曾在拜登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印太事务协调员。

拉什·多西（Rush Doshi）现任职乔治城大学为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国战略项目主任。他曾在拜登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高级主任。

参考资料

吴冕卿. （2025). 特朗普已经搞砸了关税战. 纽约时报中文网. 链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50418/china-us-trump-xi-tariffs/

Campbell, K. M. & Doshi, A. R. (2025). Underestimating China.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underestimating-china

Kirby, J. & Hannon, P. (2025). Trump tariffs show mixed impact on big econom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链接  https://www.wsj.com/economy/global/eurozone-business-activity-loses-pace-amid-trade-war-3edb4b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