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与新时代的民族主义

和2016年一样，唐纳德·川普的2.0总统任期促使华盛顿内外的评论家们反思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美国的外交政策正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即使川普1.0让世界对川普2.0将如何管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有一个鲜明的参考点，人们对他如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印度和全球南方的新兴大国提出了许多疑问。川普重返白宫巩固了他作为变革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和里根总统塑造了美国历史的不同“时代” - 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催生了由美国主导的多边秩序，预示着“美国世纪”的到来；里根总统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是一个“以实力求和平”的时代。冷战后的美国政府在这两种愿景之间摇摆不定，往往兼具两者的元素。川普继承了这两个时代的遗风，但他也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民族主义时代（下图 amazon）。

华盛顿传统上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但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转向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边境管控加强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增长放缓。事实上，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主义 - 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 的复苏已成为全球事务的特征。由此，民族主义人物在各自国家的人气上升，如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和美国的川普。华盛顿并无质疑或挑战这个新时代的民族主义，因为这期间的川普1.0和拜登政府正专注于巩固美国权力，同时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华盛顿优先考虑的是，通过关税和出口管制来削弱北京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旨在解决气候危机根源的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已经让位于一场政治上充满争议的扩大美国电动汽车生产的努力。供应链弹性比经济相互依存更重要，因为华盛顿必须与北京竞争以获取不断缩小的全球经济蛋糕的更大份额。由于未能将全球南方的不稳定、暴力和债务困境与高收入国家的问题联系起来，美国加剧了民族主义在国外的蔓延。

在这个新的民族主义时代，“大国竞争”构成了美国对华大战略。大国竞争以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为前提，问题是这种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而十年来对大国竞争的关注使美国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和动力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以限制冲突并激励各国拒绝北京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对美国和世界民主自由阵营来说，北京确实对世界各地的民主、人权和网络安全构成了威胁。但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威胁，导致人们视中国大陆为与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当的生存威胁，相应地视美中竞争为零和博弈。正是这种对北京咄咄逼人的零和博弈方式加剧了民族主义时代的风险。

如果美国决策者要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为遭受人权侵犯、不平等和压迫的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他们就必须拓宽视野，避开这个民族主义时代。气候变化、民主倒退、经济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主权债务水平等紧迫问题，无法通过加强美国实力而损害整个世界的利益来解决。以上是布伦内斯 (Michael Brenes)和杰克逊 (Van Jackson)两人发表在《外交事务》一篇题为《Trump and the new age of nationalism》文章的内容简介。兹将该篇文章主要内容编译如下，供感兴趣者参考。

民族主义复活

当美国及其盟友于1945年击败轴心国时，美国领导人意识到旧的帝国秩序不再符合全球和平的利益。罗斯福总统担心，当枪声停止时，盟国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通过向内转来保护各自的利益。他在1945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必须努力“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和平并在多年内实现国家之间更加完美正义的国际秩序”。在罗斯福看来，这一新秩序依赖于多边机构，这些机构代表二战后需要安全和繁荣的全球伙伴，动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罗斯福从全球角度定义了国家利益 - 维护一个让世界安全、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多边秩序。1948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消除了贸易壁垒，增强了日本经济（下图 WTO/EASTASIAFORUM）。1964年，非殖民化国家在联合国内组织起来，成立了G-77集团，旨在挑战西方对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忽视。今天，全球南方国家继续向联合国求助，以实现气候正义、维护国际法，并追究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和环境法的责任。

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国际机构置于单极时代的主导地位。苏联战败后，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来取代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结果，多边机构成为美国权力的附属品，因为美国和欧洲认为自由民主理想将在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蓬勃发展。2001年后的反恐战争进一步侵蚀了国际主义，美国利用其优势胁迫、哄骗或奉承各国加入其军事行动，而很少考虑华盛顿的行动将如何损害美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

随后是2008年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美国向银行提供救助并保护消费者以稳定美国市场，中国大陆则启动了一项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护就业并维持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国家通过积累不可持续的主权债务水平走出了大衰退。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其借款人施加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条款，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将北京作为首选贷款人。

这种动荡、不平等的经济秩序环境，为民族主义政治和政客创造了机会。但全球化未能像1990年代那样为各国带来红利，煽动家们将责任归咎于非法移民和统治腐败、不公平的精英制度等。经济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扎根，民粹主义言论激增，领导人告诉民众要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寻找全球问题的答案。于是匈牙利的奥尔班这样的人物粉墨登场，通过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上台。2017年，担任总理的奥尔班声称“对欧洲未来的主要威胁不是那些想来这里生活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一心要违背欧洲人民的明确意愿改变欧洲。”反移民言论激增，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本国的问题归咎于移民。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转向中国模式的产业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以保护其经济免受全球化的影响；美国也采取了《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措施。俄罗斯人则信奉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扩张主义巩固经济资源；直至2022年入侵乌克兰，悍然以武力进行领土征服。曾经倡导自由市场的印度总理莫迪 (Narendra Modi) 也东施效颦，集中银行业并对外国投资施加国家控制，开启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中东各国也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大陆视为合作和效仿的典范，并视其为平衡美国霸权的砝码。

新冷战

川普1.0政府之前，奥巴马总统淡化了大国竞争，认为与北京的合作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川普总统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采用了“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强调美国的繁荣高于全球利益，拥抱了民族主义和大国竞争的复兴并从中获益。川普1.0政府指出，美国将“在多边组织中竞争和领导，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原则。”这意味着美国将暂时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促进教育、科学和其他领域国际合作的组织。川普还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条约》（里根时代与莫斯科签署的一项军备控制条约）和《巴黎协定》（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协议）（下图 RADIO FREE EUROPE/facebook）。对大国竞争的执着还导致川普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引发了一场贸易战，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美国部分地区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上涨了7.1%。

拜登政府也屈服于民族主义时代。为了维持美国与中国大陆的竞争，拜登扩大了川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尽管强调联盟和伙伴关系，拜登跟川普一样，认为美国经济治国方略的主要目的是限制中国大陆的力量，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实力。正如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去年11月在《伦敦书评》中所说，拜登寻求“通过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对私营企业贸易和投资决策进行强力干预，确保中国大陆受到阻碍，美国保持决定性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大幅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监控和限制外国投资；扩大了因与中国大陆军方有联系而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数量；保留了川普最初针对北京的关税；对中国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征收新关税；对中国大陆在美投资实施新的限制；并为美国科技公司提供新的税收抵免，条件是它们必须撤资中国大陆公司。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初称之为“小院高墙”的做法，后来成为遏制北京、瓦解美中在全球经济高科技领域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战略。

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外交政策转向民族主义，这有助于某些企业的发展。在华盛顿新兴的民族主义框架内，特斯拉在中国的电动汽车业务大大受益，这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争取到了欧洲关税豁免（9%，而非20%）。与此同时，同样的关税也惩罚了消费者，因为高关税切断了美国绿色技术制造商与中国大陆企业急需的合作。拜登对多边主义的姿态与第一届川普政府的狂热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他为建立联盟做出了巨大努力。拜登组建的联盟并非是支持多极世界，而是在与北京的新冷战中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如拜登时代沿的大西洋伙伴关系，虽然表面上旨在改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气候变化，但其最终目的是限制中国大陆的非法捕鱼业，并吸引非洲国家远离中国资本。

民族主义时代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是惩罚性的，因为它限制了美国与非洲和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联盟的机会。川普上任前，为了巩固美元霸权，就威胁要对占世界人口40%以上的金砖国家征收货币关税。如果付诸实施，这些行动势必会切断美国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使用胁迫手段维护美元的主导地位可能使华尔街受益，却会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昂贵，从而削弱美国的出口部门的竞争力。

最后，华盛顿有时会因为拒绝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机构而破坏其组织的联盟。如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和杀伤人员地雷，使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异类，破坏了相关的国际条约，例如《集束弹药公约》（有111个缔约国），以及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64个缔约国签署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川普1.0和拜登政府均削弱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因为美国拒绝其争端解决机制，阻止任命新的上诉法官，并无视针对美国工业政策各种规则违规行为的投诉，包括高额关税和企业补贴。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碍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增长。2024年11月，拜登在白宫发表声明，否认国际刑事法院在与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战争有关的所有问题上的合法性。

合作胜过竞争

不幸的是，川普正重振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他的政府似乎将中东危机视为文明冲突，认为需要通过军事力量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华盛顿将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下图 THE NEW YORKER/The Guardian），组建的东亚联盟是为了限制北京影响力。这将加剧国内的反移民情绪，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和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增多，就像川普第一任期内发生的那样。至于拉丁美洲，川普将继续目光短浅地专注于美墨边境的安全化，放弃在跨国犯罪和气候变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机会。

但是，如果美国要以有意义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美国的大战略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时代。一个致力于改善全球南方或全球大多数的更广阔的国际主义愿景，是世界秩序的更好基础，而不是与北京竞争，后者只会让少数人受益。华盛顿不应该把非洲和亚洲国家当作与北京进行大国竞争的棋子，而应该接受低收入国家被边缘化会阻碍能够促进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增长这一事实。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美国可以为非洲国家减免债务，重组陷入困境的经济体，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进一步促进民主权利。华盛顿不应该让金砖国家作为西方的制衡力量，而应该承认它们关切的合理性，并对优先考虑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新方法持开放态度。更强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治，因为富有弹性的经济使得移民“抢走”工作机会和消耗国家资源的论点难以成立。

美国是时候摆脱过时的大国竞争零和逻辑了。华盛顿不应浪费更多资源来适得其反地追求主导地位，而应重新致力于加强经济和促进全球人权。国家利益并不在于在所有领域都胜过中国大陆 - 它在于强调合作而非竞争的国际主义愿景。

* 本文作者之一迈克尔·布伦内斯 (Michael Brenes) 为耶鲁大学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项目（Brady-Johnson Program in Grand Strategy）联合主任兼历史学讲师。共同作者范·杰克逊 (Van Jackson) 现为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两人是《竞争危险：大国竞争如何威胁和平并削弱民主》（The Rivalry Peril: How Great-Power Competition Threatens Peace and Weakens Democracy）一书的共同作者。

参考资料

Brenes, M. & Jackson, V. (2025). Trump and the new age of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and-new-age-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