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找点时间写一写当年如何在加拿大读完书到美国找到工作的经历。

正式文本上，位于北美有三个国家：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可在非正式场合，尤其是海外老中口头流传上，北美只有两个国家，加拿大和美国。不少加拿大老中和美国老中交流时，不愿意称自己来自加拿大，而是说自己在北美（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为了照顾情绪，又方便区分，我们不妨把加拿大叫做北美北，而把美国叫北美南。正式场合下北美的三个国家可以称为北美北，北美中和北美南。

1992年9月份我从中国去北美北读博士，老板（大小老板各一个，大老板出钱，小老板出力）左手递给我一个RA（后来再加1/3 TA），右手跟着递给我一个课题。从此，俺一边接过他递过来的钱，一边干着他的活，一干就是五年半（中间脱产到一小公司挣了三个月的钱）。那时刚从中国来，在那里我在读了7年书后，作为一个讲师，每月的薪水也就是每月300元左右的人民币，那还是研究生毕业工作了6年以后的收入。所以，面对每月有一千二百左右加元的毛收入，很满足。再就是，不管在哪里，我对工作/科研的热情总是很高，早上去学校上课和干活，下午在幼儿园/小学放学后接女儿，晚上吃完饭，又去学校干活，总是在10点多11点才回家。每天中午，吃着太太早上准备好的午餐，还有一罐在国内喝不起的易拉罐，觉得生活待我不薄，心中美滋滋的。我待生活如初恋，生活“宠”我千百遍！

不敢说，自己的总体专业造诣水平有多高，但5、6年下来，对自己从事的研究课题方向上的各种研究流派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俺打心眼里同意，无论干什么，搞科研也一样，兴趣第一重要。在那个计算机非常火爆的年代，各种专业里的学生，改行去学计算机多了去了，自己身边的很多人也走了计算路。土木工程中我是搞有限元数值模拟的，在土木工程各个领域中最接近计算机专业，我在做博士论文的那几年里，曾写过一万多行计算机程序，coding经验很丰富，若想改行很容易，但我不为所动，经常和人说：“我学老猫而不是小猫钓鱼，一心一意地钓鱼，不会中间见异思迁，去抓蝴蝶捉蜻蜓。“ 我记得很清楚，太太也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要我去改行学计算机挣大钱。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太太很感激。

太太上外英语系毕业，在国内教大学生英语，到了加拿大，没有了任何特长。好在太太不是大家闺秀，很能吃苦，一到加拿大，就想着为我们的家做贡献，争着去餐馆打工。我没有给她压力，让她去打工，但一直鼓励她去大学读图书馆方面的学位。后来，她壮着胆子，也跟着别人去学计算机。两年后，竟然从当地的一个community college 拿到了一张an associate degree 的diploma，而就是这张diploma，让她后来到美国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和太太厮守了大半辈子，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任何时候，一个家庭里的两口子，如果眼睛不只盯着钱，尽量把它看得淡一些，不仅可以减少很多家庭矛盾，还可以减轻压力，生活中能找到更多的快乐。

虽然一开始对自己的（RA+TA）的收入比较满意，太太也去餐馆打工，帮忙挣一些补贴家用，但这种收入在加拿大人眼里，还是处于赤贫阶层。加拿大人的善意，很多是体现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上。对于我们这种学生家庭，虽然持外国护照，但加拿大政府一视同仁。阿（Alberta）省不仅把我们的医疗保险包揽下来 （家庭只需交$30/月），还给孩子提供每月近150加元的牛奶费，补贴最多的是，是政府给我女儿一开始的几年托儿费。女儿到加拿大时，才四岁，所以上了近三年的幼儿园。幼儿园一个月的费用是$466，我个人只需交$40，过了若干年，在我懂得感恩以后，对加国阿省的悉心照顾，感激不尽。

在加拿大的六年间，搬过不少次家。上面这两张照片，是2017年7月份在去加拿大爱民顿怀旧之旅途中拍摄的。照片中的那栋三层小楼是我在加拿大读书期间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北面三楼右侧的那个apartment，便是我的家。当年我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美国求生活的。

加拿大对有高等学历的人有偏爱，大概在1994年左右，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国人只要有学历，就能办绿卡。当时很多中国学生包括我，都是自己填表申请，记得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办下了绿卡。老板把我当廉价劳动力做博士课题研究，开始凭着兴趣，我干得乐不可支。但毕竟要养家糊口，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必须有正式工作。在做了总共五年多的课题研究以后，我申请毕业，也得到老板的口头同意，那是在1998年二三月份了。

研究课题基本做完，在写毕业论文答辩以前，主要是找工作。因为做的课题偏于理论，实用性不大，尽管有一些面试机会，但公司给的答复基本上大同小异：再等等看。几个月下来，找工作无果，有人于是给我出主意，把简历向南投，美国的机会更多。其实我个人，不象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留学生，对留在加拿大或去美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美国毕竟工作机会多。记得是在四月份，在把找工作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美国两三个礼拜以后，MIT的一家R&D 公司给我发来Email，邀请我做电话面试。电话上我和该公司经理相谈甚欢，电话面试很顺利，随即被许诺给我寄飞机票，邀请我飞到波士顿面试。那时，整个北美社会的各种社会环境非常宽松和友善，我去卡尔加里的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签证官看着我贴有加国绿卡的中国护照，笑容可掬，五分钟内就帮我办妥了去美国的旅游签证。

我到波士顿公司的面试，被安排在六月初的某个礼拜六。在911以前的1998年乘飞机，登机前的安检和现在比，宽松了不知多少倍。礼拜五上午，在爱民顿机场，美航（AA）的工作人员，象征性地用一个象鸡毛掸子一样的探测装置，在我身上“掸”了几下，安检任务就算完成，我被允许登机了。当天下午，飞机在波士顿Logan机场降落后，我坐的去酒店的出租车被堵在查尔斯河边长长的高速公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总统克林顿和第一夫人下飞机不久，他们被MIT邀请去做毕业典礼上的speech。克林顿被邀请在礼拜五的MIT毕业典礼上做speech，我被邀请在礼拜六去MIT的一个公司面试，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巧合！两件事情，迅即在我的脑子里被编排成GRE考试第三部分中的一个逻辑分析比较题的一部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