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576年年底，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国至少在三个战场同时开战。
首先是西班牙所属低地尼德兰。菲利普二世1555年被其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任命未尼德兰总督之后[1]，尼德兰地方贵族政治话语权被削弱，新教被压制。1568年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带领北方武装起义后，菲利普二世派阿巴公爵驻军尼德兰，双方开始拉锯战。到1573年北方七省开始转败为胜，迫使西班牙加大对此地的军队和财力输入。
其次是地中海/土耳其前线。神圣罗马帝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从1529年维也纳围城战后就一直没停过。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中最强大的成员国，西班牙深深陷入这场持续两百多年的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中。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同时还有单独的战争，保卫西班牙的地中海领土（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以及西班牙的北非军事要塞、堡垒及驻军营地。北非并不能为西班牙创收，只是西班牙庞大帝国的中转站，但这里的军营、传教士定居点和港口运转都需要大量开支去维护。
图1：地中海，显示西班牙、北非、西西里岛、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的地理位置
加上此时西班牙才刚从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脱身，虽然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米兰大公国和撒丁岛这些经济富裕地区的控制权，但在战争中的投入难以快速从当地财政中偿还。
总之，庞大的帝国、过长的战线、超大的军事开支以及菲利普二世的行政权力过度集中化，到1575年西班牙财政已入不敷出，而且效率也差，以至于这一年9月，西班牙再次短暂停止对热亚那银行短期贷款利息的支付。
意大利和美洲领土的财政短缺可以由当地人自己设法弥补，但荷兰低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驻军面对的是尼德兰对西班牙通用指着的深刻敌意和顽强抵抗，而西班牙财政困难使得低地驻军从1568年开始就欠饷。而1568年伊丽莎白扣押了在英格兰躲避胡格诺新教海盗的5艘军饷押送船（都铎王室风云录（四）：童贞女王伊丽莎白（8） - 博客 | 文学城），以及1572年英格兰海盗对西班牙美洲银块的打劫（都铎王室风云录（四）：童贞女王伊丽莎白（14） - 博客 | 文学城），也是造成低地驻军欠饷的原因。
1576年3月5日，菲利普二世于1573年任命的尼德兰总督路易斯·德·雷格森斯[3]去世了，布鲁塞尔要求菲利普二世立刻任命新总督。但此时菲利普二世正忙于和热亚那银行谈判西班牙的银行信用恢复以及继续向银行贷款等事宜，根本没把低地总督这件事放在心上。
到5月份，菲利普二世得到热亚那银行家们继续给他贷款的保证，才任命自己同父异母弟弟奥地利的唐璜（Don Juan de Austria）接任尼德兰总督，唐璜虽然是卡洛斯五世的私生子，但他是菲利普二世唯一的弟弟，兄弟二人感情很深。菲利普并未将任命立刻告知刚从地中海回到西班牙的弟弟。唐璜是1576年秋天才正式接到任命书，1577年1月才启程赴低地任职。
故此，1576年3月之后，西班牙所属尼德兰总督位置一直空悬，行政权力进入真空，低地特别是南方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西班牙在尼德兰的驻军中西班牙人只占20%，意大利人占20%，40%是从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内德意志诸侯国招募的雇佣军，剩下20%是当地招募的说法语的瓦隆人和说荷兰语的佛拉芒人。
这样一只杂编军队，连续几个月没拿到一分钱军饷，失去了最高军事指挥官，又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于是决定自己解决军饷和供给问题：驻扎在弗兰德斯的西班牙军队4月份开始哗变。
两个月后，哗变军队仍未得到西班牙皇家或当地市政府的答复，于是开始在南方各省抢劫。1576年6月，哗变部队占领了马斯垂克（Maastricht），7月份占领了弗拉芒忠于西班牙王室的阿尔斯特城（Aalst），洗劫了周围地区，包括低地首府布鲁塞尔的市郊。到10月上旬，哗变军队占领了离布鲁塞尔仅11公里的维尔福德城（Vilvoorde）并要求市民交保护费，10月25日又因马斯垂克市民拒绝教保护费而扫荡该城，造成平民死伤。
就这样还不够，1576年11月4日，驻扎在弗兰德斯的军队开进了低地金融商贸中心安特卫普城，除了抢银行、抢仓库之外，还洗劫民居。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后，士兵们开始杀人放火。
关于这场灾难的具体平民死亡人数缺乏确切记载，但根据破坏的民居数量估算并被历史接受的数据是8000人，再加上对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这就是十六世纪欧洲历史上著名的1576年安特卫普“西班牙狂怒”（Spanish Fury）。这场劫难之后，安特卫普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昔日荣光。
图2：1576年安特卫普掠城惨案（藏于安特卫普河畔博物馆Museum aan de Stroom）
这场“西班牙狂怒”对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之巨大无法单纯用劫财补军饷来解释。
哗变部队服务于天主教西班牙，驻扎在天主教低地南方，洗劫的也是南方，故宗教冲突也不是“狂怒”原因；但一只初现代时期的正规军，忽然之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军，除了欠饷和缺乏领导造成的军纪彻底崩溃之外，还与当地政府及市民见死不救而引起驻军极大仇恨有关。
南方尼德兰是整个西班牙帝国版图中最富有的地区，特别弗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邦（Brabant）两省，是当时欧洲金融商贸最繁华的地区，这里有的是富裕市民，并非无力而是拒绝帮助受冻挨饿的驻军。
只能说1576年安特卫普掠城惨案是西班牙所属尼德兰社会经济矛盾激化到极点后的爆发口。
1576年安特卫普掠城惨案的直接后果是让尼德兰南北两方形成联盟，天主教和新教暂时放下分歧，一致反抗西班牙统治。
惨案爆发四天后的11月8日，尼德兰南北十七省代表便在根特（Ghent）签署了《根特和解协议》（Pacification of Ghent）。主要条款：1，组成尼德兰联合国会（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实行自制，协调各省之间的抵抗运动。2，外国（西班牙）驻军撤出低地。3，宗教和解，允许各省自行决定信仰选择，停止互相之间的宗教迫害。4，确定威廉·奥兰治为荷兰、泽兰两省君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奥兰治亲王1581成为北方七省贵族制民主联邦荷兰共和国第一任名义总统的奠基石）。
图3：右图中显示安特卫普和根特位置，左图中低地十七省图中显示的泽兰省下方的AMBERES是安特卫普的西班牙语
这个和解协议的签署，迫使1577年1月到达布鲁塞尔的西班牙新总督唐璜于2月12日签署《永久赦令》（Perpetual Edict），同意西班牙军队撤出，换取西班牙王室在尼德兰的合法君主地位，以及恢复荷兰、泽兰两个新教省之外其他省的天主教信仰。联合国会（布鲁塞尔联盟 Union of Brussels）同时承认唐璜为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合法总督，并陆续补齐拖欠哗变部队的军饷。到1577年3月，驻扎弗兰德斯的西班牙驻军撤离到卢森堡。
哗变危机的解决，意味着低地南北方之间不再有共同目标，宗教分歧以及对是否独立以及如何独立的不同见解再次成为双方主要矛盾，而北方七省军事武装并未执行永久赦令规定，对西班牙王权的武装挑战并未停止。
这种情况下，唐璜于1577年5月份请求其兄菲利普二世增援。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又于7月份占领了位于法语瓦隆大区的那穆尔城堡（Citadelle de Namur），同时派秘书去西班牙面见菲利普二世，要求即刻跳回撤离到卢森堡的西班牙驻军。
西班牙军队于1577年12月回到尼德兰，不仅是调整扩编后的新军队，还换了主帅。这次来的是第三代帕尔马公爵亚利桑德罗·法奈斯（ Alessandro Farnese, Duke of Parma）。【帕尔马公国在今天的意大利北方，著名的帕马森干酪和帕尔马火腿产地】
这位公爵的祖父第一代帕尔马公爵是教皇保罗三世的私生子，母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的私生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是他血缘上的亲舅舅。但双重私生子家世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文武双全的出色将军。
图4：帕尔马公爵法奈斯
图5：那穆尔省在低地十七省的位置（位于卢森堡和弗兰德斯之间）
面对作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刚刚经过调整而且以骑兵为主的西班牙军队，以步兵为主而且不少是从德意志招募不久的雇佣军组成的荷兰国会军队毫无准备，被西班牙骑兵突破第一道防线后军心溃散，开始逃跑，最后成了历史上胜败悬殊最荒谬的一战：国会军队阵亡人数在6000到8000，加上受伤和被俘的，总计损兵折将一万人，大多数是在逃跑时被西班牙骑兵杀死；而西班牙方面阵亡不到200，损兵总数不超过500。
故此，到1578年1月，低地国家的八十年独立战争可谓跌到了低谷。
1576年到1578年尼德兰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和她的枢密院（塞西尔和沃辛汉）当然是在密切关注。
从1576年11月安特卫普掠城惨案再次激起欧洲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厌憎，到《根特和解协议》达成南北方形成共同前线，再到1577年2月《永久赦令》协议下的西班牙撤军，这一连串事件对英格兰来说无疑是一个策略转折的大好机会。
西班牙在低地国家被迫与新教北方协议和平，荷兰国会的成立和各省自治，不仅意味着英格兰可以加大对低地北方的支持，也意味着英格兰可以通过布鲁塞尔国会影响南方十省的政策，以此缓冲法兰西对该地区的影响。同时，一个没有西班牙统治的新教低地，也意味着西班牙不能再把它当作进攻英格兰的跳板。故此，伊丽莎白在《永久赦令》之后立刻贷给奥兰治亲王两万英镑，条件是8个月后归还。
《根特和解协议》之后，以塞西尔和沃辛汉为主的枢密院以及加尔文主义清教倾向的议会都敦促伊丽莎白一鼓作气，派兵直接进入低地，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到1577年夏季，枢密院和议会力促女王与布鲁塞尔联合议会正式结盟，共同抗击西班牙，以进一步扩大欧洲的新教力量。
但伊丽莎白举棋不定。此时伊丽莎白登基已18年，期间英格兰没有战事；除了1562年派英格兰军队赴法兰西参战并被法兰西新教背叛而惨败[4]，法兰西新教对她的背叛还记忆犹新；况且伊丽莎白对枢密院和议会高涨的亲荷兰加尔文新教情绪也极度反感，故此并未同意直接出兵，甚至驳回了莱斯特伯爵要求亲自领兵去荷兰作战的请求。
因为伊丽莎白深知所谓的危机，是机会，也是危险，她不想彻底激怒西班牙而导致菲利普二世的大军转而与英格兰开战。作为折中，女王向荷兰七省再送去两万英镑，与威廉·奥兰治君子协定在第一可能的时间归还。
事实证明伊丽莎白的担忧是有理由的。1578年帕尔马公爵的让布卢大捷证明西班牙帝国虽然面临多个前线战事，但并未失去其欧洲霸主地位。随着北方七省再次落于败势，尼德兰独立战争再次胶着。而法兰西的亨利三世1574年登基后，法国天主教势力渐渐占上风，亨利三世1576年和新教胡格诺派签署了博利厄敕令（Edict of Beaulieu 1576），结束了第五次法兰西宗教战争。这意味着法兰西可以将精力击中到对尼德兰南部法语大区的渗透和影响，这对英格兰而言绝非好消息。
西班牙或法兰西，不管谁是低地十七省主导，对英格兰都是威胁。毕竟英格兰与低地之间的多佛海峡（Strait of Dover）最窄处的宽度只有20英里。也就是说，从多佛海岸的南端（South Foreland）到低地弗兰德斯省的敦刻尔克（Dunkirk），以十六世纪盖伦帆船3到4节的平均速度来计算，入侵战船从低地出发，只需要5到7小时就可以到达多佛。这正是谁控制弗兰德斯和布拉邦这两省对英格兰至关重要的原因。
图6：多佛海峡，英吉利海鲜最窄部分
到1578年，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的外交关系虽然紧张，但尚未破裂，伊丽莎白和菲利普面子上还是和睦相处的姐夫小姨子关系。
伊丽莎白对荷兰七省联盟的态度则是谨慎的鼓励，不形成公开的正式联盟但暗地里增加对荷兰七省的支持以及扩大对南方十省的影响。
与法兰西的关系则比较微妙。一方面，双方的共同敌人是西班牙，都需要对方介入低地牵制西班牙，以保护己方在低地的利益。另一方面，伊丽莎白和亨利三世胡下轨之间都极不信任。亨利三世对伊丽莎白从来就没有好感；而巴黎圣巴塞罗谬日大屠杀后，英格兰对法兰西的态度也更不友好，加上还有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舅舅基斯公爵是亨利三世的主要盟友这个因素，所以1563年之后的十几年里，英法外交关系就是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围着饭桌转圈那样，既不能主动离开饭桌，也不能一不小心踩了对方的脚丫子。
但1578年1月帕尔马公爵在那穆尔省几乎让荷兰新教叛军全军覆没这一突发事件打破了英法西三家在低地十七省的平衡。如果西班牙全面控制低地十七省，这对英格兰和法兰西都不是好事。
与伊丽莎白同时代的古物学家、史学家、测绘学家和皇家纹章官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如此描述他的女王：“她像一位英勇的公主，坐在西班牙、法兰西和低地各省之间，如同她父亲的那句名言 ‘cui adhaereo, prae est’，我支持的那一方，赢。正如之前我所写的，法兰西和西班牙是欧洲天平的两端，而英格兰则是天平的支架和指针。” [5]
为了做好欧洲天平的这个支架和指针，重新找回平衡，45岁的伊丽莎白最后一次采取经典的伊丽莎白打法：联姻游戏。对象还是法兰西王太后凯瑟琳·美第奇的一个儿子，只不过这次是老幺，比伊丽莎白小22岁的细仔昂茹公爵佛朗索瓦。
（待续）
[5] ‘thus sate she as an heroical princess and umpire betwixt the Spaniards, the French and the States, so as she might well have used that saying of her father, cui adhaereo praeest, that is, the party to which i adhere getteth the upper hand. and true it was which one hath written, that France and spain are as it were the scales in the balance of Europe, and england the tongue or holder of the 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