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迎来了新生命。他的家族延续了明清以来的耕读传统，祖父万培根是学者，父亲万达邦为人正直严谨。这样的家风，使得万润南从小便浸润在知识与责任的氛围中。
196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那一年，中国正处在政治风暴的前夜，校园中却依然弥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气息。清华的教育给了他两样东西：工程师的理性与士大夫的担当。多年以后，他仍会说：“工程师的使命，不只是造桥修路，更是让社会的系统运行得更合理。”
1970年，毕业后的万润南被分配到河北承德铁路局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那是一个理想破碎、理智沉睡的时代，但他并没有被体制磨平棱角。文革结束后，1978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担任工程师，参与早期计算机系统开发工作。
彼时的中关村还只是一片灰色平房，但一群心怀梦想的工程师们已经在筹划未来。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科学的春天”迎来真正的萌动。万润南和几位伙伴——宁高宁、王志东、段永基等人——用2万元借款创立了“四通公司”。
在那个国企垄断、计划经济尚未退场的年代，四通的出现几乎是一场思想革命。第一台“四通打字机”，用中文取代了繁复的铅字印刷，打通了信息传播的瓶颈。那一年，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字服务”小广告，背后几乎都用着四通的产品。“我们做的不只是机器，而是让中国人能更快地写出自己的语言。”这是万润南对那段创业岁月最自豪的总结。
1987年，四通的营业额达到五亿元；1988年，员工超过七百人，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设立分支。四通不仅制造机器，更制造了一种“现代企业精神”：透明、开放、民主。在当年的中关村，四通员工可以自由讨论公司决策，甚至参与利润分配——这在国企主导的八十年代简直是异端。
那时的万润南，风度儒雅，谈吐平和，被称为“儒商”。他喜欢引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相信企业家不只是商人，而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在他看来，中国的未来必须由理性与自由共同驱动。
然而，理想主义与权力结构之间，从来都有裂缝。1987年，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下台，改革派全面受挫。万润南与胡耀邦私交甚笃，他本人也被视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9年春，胡耀邦逝世，民众自发悼念。作为四通总经理的万润南，为学生提供了物资支持，也公开表达同情。当局内部的分歧激烈到顶点，改革派与强硬派的斗争走向决裂。在“六四”大屠杀枪声响起的那个夜晚，万润南与妻子匆匆离开北京——他知道，留在原地意味着被捕。
同年9月，他与严家祺、吾尔开希、刘宾雁等人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担任秘书长，后任主席。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往返欧洲与美国，奔走呼号，希望以和平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1990年代中叶，当“接触政策”与现实主义盛行，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利益考量逐渐盖过理想支援，海外民运渐趋低潮。
他没有放弃理想，却渐渐退出了政治一线。“我不后悔，也不抱怨。只希望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流亡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2014年，他重返法国定居，在巴黎南郊的住所种花、写诗。诗集《万歌诗词——诗海余韵》中，收录了他流亡多年写下的数百首诗。他在诗中写道：“惟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星空下，痴心梦断，梦断神州。”
尽管心脏疾病让他长期与病魔周旋，但他依然保持清醒与幽默。友人回忆，万润南说：“哪一天我不发朋友圈，那就出事了。”——那一天，终于在2025年9月18日到来。他的朋友圈沉默，再无文字流出；他于10月13日清晨离去，成了那段历史的静默注脚。
四通桥、四通人、四通精神——这些已成为80年代改革史上的符号。在清华校友的悼词中，有人写道：“四通桥就是万润南最好的纪念碑。”他是那个时代“理性与激情”的结合体：既有工程师的逻辑，又有文人的浪漫；既懂商业，也懂政治；既相信制度的变革，也相信个体的尊严。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钢铁与GDP的增长，更是人格与理想的搏斗史。40年前他种下的那颗自由的种子，也许还埋在中关村的某个角落，在等待新的春天。
巴黎秋风微凉，塞纳河水缓缓流过。这位曾经让世界惊艳的“中关村儒商”，终于安息。他曾说：“我这一生，只做两件事——造机器，造思想。”如今机器早已淘汰，但思想仍在传播。一个曾经相信中国可以自由呼吸的工程师，用他的方式，证明了什么叫“人可以被流放，却不能被消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