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近1千万左右的欧洲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及其帮凶屠杀了6百万,战争结束时,仅幸存约3百万左右。
纳粹德国崛起后,1933至1939年来自德国和东欧的第五次移民潮(Fifth Aliyah),给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Mandatory Palestine)带来大量犹太移民,人口从1931年的约17.5万急剧增加到1939的44万左右。1939年5月英国颁布《白皮书》,宣布5年内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仅允许犹太人再移民7.5万人,并限制土地购买,这一年成为犹太移民的关键分界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有约4万至4.5万名犹太人移居免受纳粹德国战火的亚洲一隅巴勒斯坦,其中约3万为合法移民,1万五千为通过“阿利亚贝特”运动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二战其间有部分巴勒斯坦犹太人千方百计移居美国等其他国家,由于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各国变本加厉地延续战前严格限制犹太人入境的国策,成功率很低。二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约50万。
1945年,美洲大陆免于纳粹德国战火和屠杀的美国,犹太人口估计约在5百万,远超犹太人移居了千百年的欧洲,跃居为世界第一大犹太人聚居地。
从纳粹集中营被美国、英国等盟军解放的犹太人,滞留在西欧盟军占领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匆忙修建起来的“欧洲二战后临时收容所”(Displaced persons camps in post–World War II Europe)”;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犹太人,则被纳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苏联共产党主导、扶植下的专政体系。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欧洲大陆各地有两千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强迫劳工、战俘、政治难民以及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成为“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 DPs)。
流离失所者中非犹太的大多数人,在盟军的帮助下,陆续返回自己的故土,开始辛苦地重建家园。
犹太幸存者则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他们在欧洲那些房产几年前还在自己名下,法律文件健全,又有盟军武装撑腰,但他们在盟军的护送下返回已被德国居民占领的家园时,遭遇到的却是鸠占雀巢的德国居民暴力驱赶,行李被扔到大街上。德国人强硬地放言:“我们虽然战败,无力对抗英美联军,但杀犹太人还是绰绰有余!”
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毁的欧洲大陆,疮痍满目,饿殍遍野,各国政府救济本地土著基督徒人口尚且捉襟见肘,哪里还会在乎异教徒犹太人的死活?有多少欧洲基督徒内心深处实际上认同纳粹德国的非犹太人化,否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基督教世界,对纳粹德国肆无忌惮地将犹太人种族灭绝,发声抗议者几何?异教徒犹太人哪怕是世代居住生活在欧洲,在他们眼里永远是异邦人,早欲驱逐之而后快。纳粹德国不过遂了他们千百年之心愿罢了。
截至1945年9月,仍有约150万流离失所者滞留在被占领的德国和奥地利,其中约有30万人是犹太幸存者。后来除了犹太幸存者,其他流离失所者陆续返回了家园.
唯有这30万人是犹太幸存者,从集中营获释或走出藏身之处,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家人和昔日的家园,不得不暂居在英美联军管辖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难民营里。这些难民营均为纳粹集中营改建,居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生活之悲惨,与后来巴勒斯坦难民营里被逐出家园的穆斯林差不多。
世界各国仍然拒绝接收犹太人。占领德国的英美联军军事管制当局,二战胜利后就一直头痛如何安置这些滞留欧洲无家可归的犹太人难民。一开始是鼓励这些集中营里幸存的犹太人返回家园,但他们返回已被德国居民占领的家园,得到的是继续被暴力和反犹太主义驱赶,无处收留,只能再次回到盟军的难民营里。
1943年到1944年初,由于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遭屠杀的报告被公开,在美国犹太团体金钱资助的强力国会游说与新闻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求美国加强在欧洲的营救行动。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备忘录指责国务院在营救上反应迟缓,措施不力。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紧急组建了政府工作组,协调对欧洲犹太人的营救工作。1944年1月22日,罗斯福签署了第9417号总统令,建立战争难民署 (War Refugee Board)。该机构旨在加强美国政府在营救和救济受迫害者等方面的政策,包括建立安全避难所,撤离纳粹占领区面临危险的人,向集中营运送救济品等。驻欧洲的美国外交官收到命令后,开始执行总统令中的所有政策。但为时已晚,二战进入末期才帮助了一些犹太人脱离集中营,数量非常有限。
二战结束后,随着纳粹集中营大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广泛披露,美国政府面临更大的接收欧洲大屠杀犹太人幸存者的压力。
1945年9月,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派遣私人代表厄尔·G·哈里森前往欧洲调查犹太幸存者的处境。哈里森旋即以战争难民署的名义,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欧洲流离失所犹太人的困境》的报告,对欧洲犹太流离失所者的境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除了知道自己不再面临毒气室、酷刑和其他形式暴力致死的危险之外,他们几乎没有看到——而且也确实没有——任何改变,那些无国籍或不愿返回原籍国的人士气低落……他们不禁疑惑,并经常追问‘解放’的含义。”
哈里森的报告呼吁承认犹太流离失所者是一个具有特殊需求的独立群体,亟待解决他们在欧洲已失去家园,无处收留,无处可去,迫切渴望逃离残杀他们的欧洲的困境。哈里森报告称,“大量非官方和未经授权的人员流动是可以预料的,需要动用相当大的武力才能阻止,因为许多相关人员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在我看来,这种耐心是有道理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在德国统治下,他们已经习惯于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对死亡的恐惧也无法阻止他们。”
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来说,最向往的定居目的地是美国。但美国颁布的《1924年移民法》为每个国家设定严格的移民配额,欧洲大陆尤其是东欧与南欧国家配额极低,严厉限制了大量犹太人原居地的东欧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移民配额,同时要求“原籍国”居住证明等文件,许多犹太幸存者在战乱中失去一切,很难提供。而且其时美国国内反犹主义尚盛,对二战时苏联反复争夺控制的东欧,尤其是波兰,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支持苏联在波兰设立的共产党政府,将犹太视为共产主义同路人,即所谓“犹太共产主义”学说,非常警惕、防范犹太共产主义者假借难民避难庇护渗透美国。
尽管欧洲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大屠杀,但美国政府仍然坚持严格配额制度,导致绝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无法入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41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参战前,每年约有10,000-15,000名犹太人进入美国;1941年底美国参战后至1945年二战结束,移民更少,四年仅约40,000-45,000犹太人进入美国。对比当时欧洲有6,000,000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美国的接纳犹太难民规模在全球大国中并不算高。从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到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二战结束,仅有180,000-200,000犹太难民成功移民到美国。
杜鲁门总统收到哈里森《欧洲流离失所犹太人的困境》报告后,权衡利弊,出于政治与人道的考量,于1945年12月22日发布了《杜鲁门指令》(Truman Directive),正式文件名《总统关于流离失所者移民的指示》(President’s Directive on Immigration of Displaced Persons),缓和《1924年移民法》的犹太移民的严格限制,对欧洲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予以一定的救济行动,命令国务院和军方优先使用当年配额接纳流离失所者,特别是纳粹迫害受害者;要求在欧洲的美国领事馆前往难民营面试、简化文件要求。截至1948年7月1日,已有多达4万名犹太人进入美国。
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流离失所者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颁布了一项法律,增加移民配额,允许大约8万名犹太人入境,但这些犹太人必须遵守杜鲁门所称的“公然歧视性”的入境资格,如对“1945年前已在流亡区登记者”优先,这就排除了很多在战后苏联管辖区逃出的犹太人;对“农业背景移民优先”,不利于城市化的犹太难民。
欧洲大陆战后恢复建立的各国政府,百废待兴,恢复战争创伤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无一不想甩掉救济纳粹德国大屠杀后数十万犹太幸存者的包袱,盼望他们越早彻底离开欧洲越好。既然转口美国路途遥远,希望极其有限,而锡安主义(Zionism,即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锡安(Zion)——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哈里森报告和《杜鲁门指令》,改变了美国在占领区的政策,美国越来越侧重于鼓励、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迁往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美军与占领国政府,不断地告诫欧洲家园不再的犹太幸存者,那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让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盟国中的英国,为了维护自身的中东战略利益,竭力避免其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再次发生1936至1938年犹太移民与土著阿拉伯穆斯林争夺有限资源的暴乱,严格贯彻《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配额的限制,坚决拒绝接纳任何配额外的纳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德占区的英国官员试图阻止犹太人移民,拒绝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群体,禁止他们移民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勒令他们返回原籍地。英国政府向大量犹太难民的来源国波兰施加外交压力,要求其严厉压制犹太人移民,因为波兰允许犹太人自由离境,无需签证或出境许可,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逃离战后欧洲仍在的反犹太主义袭击的犹太人,学会了避开英国占领区,通常会通过美国占领区迁徙。1946年4月,在美国压力下成立的犹太难民英美委员会报告称,如果有机会,将有50万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最主要的愿望是离开……然而,绝大多数犹太流离失所者和移民认为,唯一有前景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一项针对犹太流离失所者的调查发现,96.8%的人会选择巴勒斯坦。英美委员会建议立即允许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英国施压,要求其同意这一要求。尽管英国政府承诺遵守委员会的决定,但英国仍决定坚持限制犹太移民。外交大臣贝文表示,美国施压要求允许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太多犹太人留在纽约”。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宣布,可以允许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前提是只要巴勒斯坦的“非法军队”(即犹太准军事组织民兵)未被解散,就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但英军中的犹太旅则背弃英国的规定,向犹太幸存者伸出救援之手。
被德国纳粹种族灭绝杀得惊魂未定的犹太幸存者,在盟军犹太旅人员暗地里帮助下,违反英方法规限制,迫不及待地非法偷渡到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
1945年7月15日,德国最大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的犹太人,乘坐犹太旅提供的船,偷渡抵达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的海法(Haifa)非法入境,被英国当局逮捕拘押。
闯关巴勒斯坦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的犹太人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Yisrael Meir Lau(8岁)和Elazar Schiff抵达海法
犹太旅是英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一支部队。该部队组建于1944年末,兵员来自巴勒斯坦托管地犹太人居留点伊舒夫,其中不少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成员,军官都是英国籍犹太人。该部队参加了意大利战役的后期阶段,二战结束时驻扎在塔尔维西奥,靠近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三角边境。
犹太旅第一营参加阅兵
犹太旅的成员为了报复大屠杀,无视《日内瓦公约》,就地处决投降的德国士兵,尤其是党卫军士兵。战后,犹太旅人员则组建暗杀组织,刺杀了上百名前德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的军官、政府官员,至少有两场是处决犹太前集中营囚监。
一群犹太旅成员成立了名为“提尔哈斯·提齐格·格舍夫滕”(Tilhas Tizig Gesheften,TTG,意为“亲吻我的屁股”)的组织,以英国军事活动为幌子,参与了纳粹的暗杀,协助大屠杀幸存者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托管地,并向哈加纳走私武器。
犹太旅许多成员参与了协助并鼓励欧洲犹太流离失所者大规模非法偷渡巴勒斯坦的“布里哈”(Bricha,Bri?a,意为“逃跑、飞行”)计划和“布里哈运动”(Brihah Movement,意为“逃亡、逃脱运动”)。
1944年末苏联解放波兰东部卢布林市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将数千名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翻越塔特拉山脉到达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再偷渡过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边境,并将他们安置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流离失所者营地。然后,英国军队犹太旅接管后勤,巴勒斯坦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再通过意大利将尽可能多的流离失所者偷运到巴勒斯坦。
在德国投降前后至关重要且混乱的几个月里,犹太旅成员向协助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大屠杀犹太幸存者,提供英国陆军制服和文件,购买船只,建立犹太难民营(hachsharot),提供食物,以及编制幸存者名单。
1946年7月4日,苏联控制下的波兰,发生了凯尔采大屠杀(Kielce pogrom)事件,42名德国纳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的公共住宅遭到暴徒袭击,全部丧生。
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继续面临反犹太暴力,对他们来说,欧洲已然成为“犹太人的一片广阔墓地”,唯一的生路是设法移民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他们渴望重新开始生活,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犹太民族家园”。但犹太难民从他们被关押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迁往巴勒斯坦,对英国和所在地管辖国而言,都是非法的,因为苏联及其盟友不允许犹太人正式离开中东欧国家,英国也不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定居。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最致命的反犹骚乱,这一事件是波兰犹太人战后历史的重要节点。骚乱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结束仅一年之后,震惊了波兰犹太人、波兰人和国际社会。这一事件被认为催化了犹太人逃离波兰乃至欧洲的进程,促使大多数在大屠杀中幸存的波兰乃至欧洲犹太人逃亡。
许多犹太人原以为纳粹德国占领结束后他们能够在波兰重新定居,但无情的谋杀结束他们的期望,并促使波兰犹太人大规模外流。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间,大约有5万犹太人非法越过波兰边境。1946年7月,将近两万人决定在国外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带来两千万人的死亡,国民经济基本摧毁,恢复民生困难重重,而苏联占领下的东欧,养活战后人口成了严重负担。急欲甩掉犹太幸存者包袱的斯大林,授意其扶植下的波兰政府的波兰人民军副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Marian Spychalski),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犹太人在没有签证或出境许可的情况下正式离开,波兰的犹太移民随之大幅增加。1946年8月,移民人数增加到3万人,9月,1.2万名犹太人离开了波兰,成为非法偷渡英国委托管治巴勒斯坦的主力。
1944年末至1945年初,波兰抵抗运动的犹太成员,就开始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组建了布里哈犹太组织,以此逃离欧洲的反犹主义残害,因为他们确信欧洲将再次发生大屠杀,断定犹太人在波兰没有未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工匠行会来掩盖他们的秘密活动,并派出一队人前往罗马尼亚切尔讷乌茨寻找逃生路线。战后,他们很快加入了由犹太旅领导的类似行动,并最终加入了哈加纳。
至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布里哈成为犹太人——尤其是来自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主要渠道。英国军队犹太旅的军官们接管了此次行动,哈加纳的特工们也参与其中.他们建立了一个中途站网络,将欧洲德国纳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以及从苏联遣返的波兰犹太人,送往美国占领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地区。在盟军美国区域指挥官和捷克斯洛伐克官员默许下,通过意大利将尽可能多的流离失所者偷运到巴勒斯坦。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为此次行动提供了资金。凯尔采大屠杀之后,犹太人逃亡速度加快,三个月内有10万犹太人离开东欧。1948,布里哈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开展活动,通过精心设计的走私网络将大约25万名幸存者转移到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这些难民搭乘摩萨德“阿利亚贝特”( Le'aliyah Bet,移民机构B)耗巨资提供的船只,偷渡过英国在巴勒斯坦周围的警戒线,登陆达巴勒斯坦。
在犹太旅成员的庇护下,约五十名大屠杀幸存者组成的犹太地下组织“纳卡姆”(Nakam,“复仇”),谋划“A计划”,目标为报复德国对六百万名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也无差别杀死六百万名德国人,以国还国。其领导人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前往巴勒斯坦犹太社区获取大量毒药,计划投入自来水水管,以毒杀大量德国人。纳卡姆成员已渗透到了纽伦堡供水系统,然而科夫纳在抵达英国占领区时被盟军逮捕,毒药被迫扔到船外。
“A计划”失败后,纳卡姆开始“B计划”,杀害目标是美国占领区关押的战俘。纳卡姆在当地取得砒霜,并渗透供应拘留营的面包店,在食物中下毒。纳卡姆在纽伦堡合作通销面包店三千条面包中下了毒,然而因为砒霜抹在面包上涂得太薄,或者囚犯意识到面包有毒而没有吃多少,使纽伦堡拘留营的两千名德国战俘仅生病而已,没有人因此死亡。
在纽伦堡下毒计划失败后,一名美国中尉(左)和一名德国侦探搜查合作通销面包店(Konsum-Genossenschaftsbäckerei)
盟军察觉犹太旅成员违反英方法规,帮助犹太大屠杀幸存者非法移居至巴勒斯坦托管地、组建暗杀组织刺杀占领区战败国战犯和纳粹集中营犹太叛徒后,于1946年将犹太旅在荷兰就地解散。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渴望欧洲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能够移民巴勒斯坦,壮大当地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1945年5月22日欧洲胜利日后仅两周,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 并将决定公布于世;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 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 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 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 以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 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1945年7月,深恨巴勒斯坦犹太恐怖主义组织莱希刺杀莫因勋爵的英国保守党首相丘吉尔,大选中意外失利;一贯表现对犹太人友好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然而, 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并没有像犹太人普遍预料的那样采取扶植犹太人的政策。8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向工党政府的殖民大臣提出, 立即发放10万张移民许可证, 以满足欧洲集中营内大屠杀幸存者的需要,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可以考虑先分配1939年《白皮书》规定的移民配额中剩下未用的约2000张许可证。
新上任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领导下英国政府,尽管工党曾表达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但它决定不实施任何行动来帮助犹太人复国,因为任何强加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解决方案都会导致阿拉伯人的疏远,这将对英国在中东的霸权造成威胁并损害英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
1945年8月25日,英国殖民部通知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大卫·本·古里安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会长哈伊姆·魏茨曼,明确表示尽管非常同情纳粹德国大屠杀后欧洲犹太人幸存者的悲惨处境,但英国政府无意立即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不会允许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犹太移民配额不会增加!
巴勒斯坦的犹太组织得知后顿时炸窝,失望怨恨不已,全然不顾英国刚刚在二战中举全国之力,协同盟军消灭了对之种族灭绝的犹太民族最恐怖的敌人纳粹德国的拯救之德,恩将仇报,乘着战争创伤给战后英国带来国力空前衰落的机会,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犹太抵抗运动(Jewish Resistance Movement)。
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亲自出马,于1946年10月让它手下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不计前嫌,与前一年还献媚英国当局,启动“狩猎季”行动(The Saison)予以镇压的伊尔贡和莱希两个地下准军事组织,结盟名为联合抵抗运动 (United Resistance Movement,URM)的组织,协调对英国当局的恐怖主义武装袭击、炸弹爆破活动,以削弱英国在托管巴勒斯坦的权威;竭力组织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偷渡闯关浪潮,将欧洲大屠杀犹太幸存者转移到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制造轰动世界的犹太难民危机。
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自1929年起,英国政府依据国际委托它管治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协议,确认它为“犹太民族之家”合法代表机构,负责移民、土地购置、教育、政治谈判。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核心领导层人物包括戴维·本-古里安、摩西·沙里特(Moshe Sharett)、哈伊姆·魏茨曼等,均为未来以色列的开国元勋。
作为英国政府唯一认可的犹太人合法代表机构,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中一直扮演两面派的角色:它既是国际公认的“官方代表机构”,又与地下武装保持着幕后指挥、协调关系;主张政治外交与军事袭击双轨并行,既与英国、联合国交涉,争取国际舆论,又利用地下暴力恐怖行动,迫使英国让步;对外宣称人道主义,与英国谈判致力为欧洲犹太难民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幕后则实为地下准军事组织的协调机制,提供资金、情报、政治保护,策划、实施对英国当局的系统性的抵抗、暴动。
新成立的联合抵抗运动的领导层包括四名代表:两名来自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领导人斯内赫(Moshe Sneh)和加利利(Yisrael Galili),一名来自独立的准军事组织伊尔贡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一名来自另一独立的准军事组织莱希的领导人内森·耶林·莫尔(Natan Yellin-Mor)。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直接指挥哈加纳为主流,激进的伊尔贡、莱希充当恐怖主义袭击、爆破的急先锋。
二战后巴勒斯坦的犹太暴动,并非单纯的“失控恐怖主义”,而是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精心运用“合法政府+非法武装”双轨策略的结果。前期(1945-1946年),默许甚至协调武力,以削弱英国统治并打破其对非法移民的限制、封锁;后期(1946下半年起),在其协调下犹太准军事组织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重大伤亡事件,引发西方各国严厉抗议和世界舆论强烈谴责之后,则切割犹太准军事组织激进派,转向联合国寻求政治解决。这种一手外交、一手地下的运作,直接促成了英国于1947年宣布撤出巴勒斯坦、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也为未来的以色列国家机器提供了组织与经验。
2025年10月10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参照相关论著、报道、维基百科、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等资料。博文非论文,篇幅限制,不一一注出。)
长文分载。待续。
以色列——被逐出欧洲家园犹太人的无奈归宿(十二)
橡溪 (2025-10-10 08:18:09) 评论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近1千万左右的欧洲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及其帮凶屠杀了6百万,战争结束时,仅幸存约3百万左右。
纳粹德国崛起后,1933至1939年来自德国和东欧的第五次移民潮(Fifth Aliyah),给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Mandatory Palestine)带来大量犹太移民,人口从1931年的约17.5万急剧增加到1939的44万左右。1939年5月英国颁布《白皮书》,宣布5年内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仅允许犹太人再移民7.5万人,并限制土地购买,这一年成为犹太移民的关键分界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有约4万至4.5万名犹太人移居免受纳粹德国战火的亚洲一隅巴勒斯坦,其中约3万为合法移民,1万五千为通过“阿利亚贝特”运动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二战其间有部分巴勒斯坦犹太人千方百计移居美国等其他国家,由于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各国变本加厉地延续战前严格限制犹太人入境的国策,成功率很低。二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约50万。
1945年,美洲大陆免于纳粹德国战火和屠杀的美国,犹太人口估计约在5百万,远超犹太人移居了千百年的欧洲,跃居为世界第一大犹太人聚居地。
从纳粹集中营被美国、英国等盟军解放的犹太人,滞留在西欧盟军占领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匆忙修建起来的“欧洲二战后临时收容所”(Displaced persons camps in post–World War II Europe)”;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犹太人,则被纳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苏联共产党主导、扶植下的专政体系。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欧洲大陆各地有两千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包括纳粹集中营的强迫劳工、战俘、政治难民以及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成为“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 DPs)。
流离失所者中非犹太的大多数人,在盟军的帮助下,陆续返回自己的故土,开始辛苦地重建家园。
犹太幸存者则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他们在欧洲那些房产几年前还在自己名下,法律文件健全,又有盟军武装撑腰,但他们在盟军的护送下返回已被德国居民占领的家园时,遭遇到的却是鸠占雀巢的德国居民暴力驱赶,行李被扔到大街上。德国人强硬地放言:“我们虽然战败,无力对抗英美联军,但杀犹太人还是绰绰有余!”
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毁的欧洲大陆,疮痍满目,饿殍遍野,各国政府救济本地土著基督徒人口尚且捉襟见肘,哪里还会在乎异教徒犹太人的死活?有多少欧洲基督徒内心深处实际上认同纳粹德国的非犹太人化,否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基督教世界,对纳粹德国肆无忌惮地将犹太人种族灭绝,发声抗议者几何?异教徒犹太人哪怕是世代居住生活在欧洲,在他们眼里永远是异邦人,早欲驱逐之而后快。纳粹德国不过遂了他们千百年之心愿罢了。
截至1945年9月,仍有约150万流离失所者滞留在被占领的德国和奥地利,其中约有30万人是犹太幸存者。后来除了犹太幸存者,其他流离失所者陆续返回了家园.
唯有这30万人是犹太幸存者,从集中营获释或走出藏身之处,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家人和昔日的家园,不得不暂居在英美联军管辖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难民营里。这些难民营均为纳粹集中营改建,居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生活之悲惨,与后来巴勒斯坦难民营里被逐出家园的穆斯林差不多。
世界各国仍然拒绝接收犹太人。占领德国的英美联军军事管制当局,二战胜利后就一直头痛如何安置这些滞留欧洲无家可归的犹太人难民。一开始是鼓励这些集中营里幸存的犹太人返回家园,但他们返回已被德国居民占领的家园,得到的是继续被暴力和反犹太主义驱赶,无处收留,只能再次回到盟军的难民营里。
1943年到1944年初,由于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遭屠杀的报告被公开,在美国犹太团体金钱资助的强力国会游说与新闻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求美国加强在欧洲的营救行动。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备忘录指责国务院在营救上反应迟缓,措施不力。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紧急组建了政府工作组,协调对欧洲犹太人的营救工作。1944年1月22日,罗斯福签署了第9417号总统令,建立战争难民署 (War Refugee Board)。该机构旨在加强美国政府在营救和救济受迫害者等方面的政策,包括建立安全避难所,撤离纳粹占领区面临危险的人,向集中营运送救济品等。驻欧洲的美国外交官收到命令后,开始执行总统令中的所有政策。但为时已晚,二战进入末期才帮助了一些犹太人脱离集中营,数量非常有限。
二战结束后,随着纳粹集中营大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广泛披露,美国政府面临更大的接收欧洲大屠杀犹太人幸存者的压力。
1945年9月,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派遣私人代表厄尔·G·哈里森前往欧洲调查犹太幸存者的处境。哈里森旋即以战争难民署的名义,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欧洲流离失所犹太人的困境》的报告,对欧洲犹太流离失所者的境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除了知道自己不再面临毒气室、酷刑和其他形式暴力致死的危险之外,他们几乎没有看到——而且也确实没有——任何改变,那些无国籍或不愿返回原籍国的人士气低落……他们不禁疑惑,并经常追问‘解放’的含义。”
哈里森的报告呼吁承认犹太流离失所者是一个具有特殊需求的独立群体,亟待解决他们在欧洲已失去家园,无处收留,无处可去,迫切渴望逃离残杀他们的欧洲的困境。哈里森报告称,“大量非官方和未经授权的人员流动是可以预料的,需要动用相当大的武力才能阻止,因为许多相关人员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在我看来,这种耐心是有道理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在德国统治下,他们已经习惯于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对死亡的恐惧也无法阻止他们。”
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来说,最向往的定居目的地是美国。但美国颁布的《1924年移民法》为每个国家设定严格的移民配额,欧洲大陆尤其是东欧与南欧国家配额极低,严厉限制了大量犹太人原居地的东欧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移民配额,同时要求“原籍国”居住证明等文件,许多犹太幸存者在战乱中失去一切,很难提供。而且其时美国国内反犹主义尚盛,对二战时苏联反复争夺控制的东欧,尤其是波兰,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支持苏联在波兰设立的共产党政府,将犹太视为共产主义同路人,即所谓“犹太共产主义”学说,非常警惕、防范犹太共产主义者假借难民避难庇护渗透美国。
尽管欧洲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大屠杀,但美国政府仍然坚持严格配额制度,导致绝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无法入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41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参战前,每年约有10,000-15,000名犹太人进入美国;1941年底美国参战后至1945年二战结束,移民更少,四年仅约40,000-45,000犹太人进入美国。对比当时欧洲有6,000,000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美国的接纳犹太难民规模在全球大国中并不算高。从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到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二战结束,仅有180,000-200,000犹太难民成功移民到美国。
杜鲁门总统收到哈里森《欧洲流离失所犹太人的困境》报告后,权衡利弊,出于政治与人道的考量,于1945年12月22日发布了《杜鲁门指令》(Truman Directive),正式文件名《总统关于流离失所者移民的指示》(President’s Directive on Immigration of Displaced Persons),缓和《1924年移民法》的犹太移民的严格限制,对欧洲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予以一定的救济行动,命令国务院和军方优先使用当年配额接纳流离失所者,特别是纳粹迫害受害者;要求在欧洲的美国领事馆前往难民营面试、简化文件要求。截至1948年7月1日,已有多达4万名犹太人进入美国。
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流离失所者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颁布了一项法律,增加移民配额,允许大约8万名犹太人入境,但这些犹太人必须遵守杜鲁门所称的“公然歧视性”的入境资格,如对“1945年前已在流亡区登记者”优先,这就排除了很多在战后苏联管辖区逃出的犹太人;对“农业背景移民优先”,不利于城市化的犹太难民。
欧洲大陆战后恢复建立的各国政府,百废待兴,恢复战争创伤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无一不想甩掉救济纳粹德国大屠杀后数十万犹太幸存者的包袱,盼望他们越早彻底离开欧洲越好。既然转口美国路途遥远,希望极其有限,而锡安主义(Zionism,即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锡安(Zion)——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哈里森报告和《杜鲁门指令》,改变了美国在占领区的政策,美国越来越侧重于鼓励、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迁往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美军与占领国政府,不断地告诫欧洲家园不再的犹太幸存者,那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让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盟国中的英国,为了维护自身的中东战略利益,竭力避免其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再次发生1936至1938年犹太移民与土著阿拉伯穆斯林争夺有限资源的暴乱,严格贯彻《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配额的限制,坚决拒绝接纳任何配额外的纳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德占区的英国官员试图阻止犹太人移民,拒绝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群体,禁止他们移民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勒令他们返回原籍地。英国政府向大量犹太难民的来源国波兰施加外交压力,要求其严厉压制犹太人移民,因为波兰允许犹太人自由离境,无需签证或出境许可,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逃离战后欧洲仍在的反犹太主义袭击的犹太人,学会了避开英国占领区,通常会通过美国占领区迁徙。1946年4月,在美国压力下成立的犹太难民英美委员会报告称,如果有机会,将有50万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最主要的愿望是离开……然而,绝大多数犹太流离失所者和移民认为,唯一有前景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一项针对犹太流离失所者的调查发现,96.8%的人会选择巴勒斯坦。英美委员会建议立即允许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英国施压,要求其同意这一要求。尽管英国政府承诺遵守委员会的决定,但英国仍决定坚持限制犹太移民。外交大臣贝文表示,美国施压要求允许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太多犹太人留在纽约”。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宣布,可以允许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前提是只要巴勒斯坦的“非法军队”(即犹太准军事组织民兵)未被解散,就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但英军中的犹太旅则背弃英国的规定,向犹太幸存者伸出救援之手。
被德国纳粹种族灭绝杀得惊魂未定的犹太幸存者,在盟军犹太旅人员暗地里帮助下,违反英方法规限制,迫不及待地非法偷渡到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
1945年7月15日,德国最大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的犹太人,乘坐犹太旅提供的船,偷渡抵达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的海法(Haifa)非法入境,被英国当局逮捕拘押。
闯关巴勒斯坦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的犹太人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Yisrael Meir Lau(8岁)和Elazar Schiff抵达海法
犹太旅是英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一支部队。该部队组建于1944年末,兵员来自巴勒斯坦托管地犹太人居留点伊舒夫,其中不少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成员,军官都是英国籍犹太人。该部队参加了意大利战役的后期阶段,二战结束时驻扎在塔尔维西奥,靠近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三角边境。
犹太旅第一营参加阅兵
犹太旅的成员为了报复大屠杀,无视《日内瓦公约》,就地处决投降的德国士兵,尤其是党卫军士兵。战后,犹太旅人员则组建暗杀组织,刺杀了上百名前德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的军官、政府官员,至少有两场是处决犹太前集中营囚监。
一群犹太旅成员成立了名为“提尔哈斯·提齐格·格舍夫滕”(Tilhas Tizig Gesheften,TTG,意为“亲吻我的屁股”)的组织,以英国军事活动为幌子,参与了纳粹的暗杀,协助大屠杀幸存者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托管地,并向哈加纳走私武器。
犹太旅许多成员参与了协助并鼓励欧洲犹太流离失所者大规模非法偷渡巴勒斯坦的“布里哈”(Bricha,Bri?a,意为“逃跑、飞行”)计划和“布里哈运动”(Brihah Movement,意为“逃亡、逃脱运动”)。
1944年末苏联解放波兰东部卢布林市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将数千名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翻越塔特拉山脉到达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再偷渡过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边境,并将他们安置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流离失所者营地。然后,英国军队犹太旅接管后勤,巴勒斯坦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再通过意大利将尽可能多的流离失所者偷运到巴勒斯坦。
在德国投降前后至关重要且混乱的几个月里,犹太旅成员向协助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大屠杀犹太幸存者,提供英国陆军制服和文件,购买船只,建立犹太难民营(hachsharot),提供食物,以及编制幸存者名单。
1946年7月4日,苏联控制下的波兰,发生了凯尔采大屠杀(Kielce pogrom)事件,42名德国纳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的公共住宅遭到暴徒袭击,全部丧生。
大屠杀犹太幸存者继续面临反犹太暴力,对他们来说,欧洲已然成为“犹太人的一片广阔墓地”,唯一的生路是设法移民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他们渴望重新开始生活,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犹太民族家园”。但犹太难民从他们被关押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迁往巴勒斯坦,对英国和所在地管辖国而言,都是非法的,因为苏联及其盟友不允许犹太人正式离开中东欧国家,英国也不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定居。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最致命的反犹骚乱,这一事件是波兰犹太人战后历史的重要节点。骚乱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结束仅一年之后,震惊了波兰犹太人、波兰人和国际社会。这一事件被认为催化了犹太人逃离波兰乃至欧洲的进程,促使大多数在大屠杀中幸存的波兰乃至欧洲犹太人逃亡。
许多犹太人原以为纳粹德国占领结束后他们能够在波兰重新定居,但无情的谋杀结束他们的期望,并促使波兰犹太人大规模外流。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间,大约有5万犹太人非法越过波兰边境。1946年7月,将近两万人决定在国外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带来两千万人的死亡,国民经济基本摧毁,恢复民生困难重重,而苏联占领下的东欧,养活战后人口成了严重负担。急欲甩掉犹太幸存者包袱的斯大林,授意其扶植下的波兰政府的波兰人民军副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Marian Spychalski),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犹太人在没有签证或出境许可的情况下正式离开,波兰的犹太移民随之大幅增加。1946年8月,移民人数增加到3万人,9月,1.2万名犹太人离开了波兰,成为非法偷渡英国委托管治巴勒斯坦的主力。
1944年末至1945年初,波兰抵抗运动的犹太成员,就开始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组建了布里哈犹太组织,以此逃离欧洲的反犹主义残害,因为他们确信欧洲将再次发生大屠杀,断定犹太人在波兰没有未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工匠行会来掩盖他们的秘密活动,并派出一队人前往罗马尼亚切尔讷乌茨寻找逃生路线。战后,他们很快加入了由犹太旅领导的类似行动,并最终加入了哈加纳。
至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布里哈成为犹太人——尤其是来自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主要渠道。英国军队犹太旅的军官们接管了此次行动,哈加纳的特工们也参与其中.他们建立了一个中途站网络,将欧洲德国纳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以及从苏联遣返的波兰犹太人,送往美国占领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地区。在盟军美国区域指挥官和捷克斯洛伐克官员默许下,通过意大利将尽可能多的流离失所者偷运到巴勒斯坦。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为此次行动提供了资金。凯尔采大屠杀之后,犹太人逃亡速度加快,三个月内有10万犹太人离开东欧。1948,布里哈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开展活动,通过精心设计的走私网络将大约25万名幸存者转移到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这些难民搭乘摩萨德“阿利亚贝特”( Le'aliyah Bet,移民机构B)耗巨资提供的船只,偷渡过英国在巴勒斯坦周围的警戒线,登陆达巴勒斯坦。
在犹太旅成员的庇护下,约五十名大屠杀幸存者组成的犹太地下组织“纳卡姆”(Nakam,“复仇”),谋划“A计划”,目标为报复德国对六百万名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也无差别杀死六百万名德国人,以国还国。其领导人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前往巴勒斯坦犹太社区获取大量毒药,计划投入自来水水管,以毒杀大量德国人。纳卡姆成员已渗透到了纽伦堡供水系统,然而科夫纳在抵达英国占领区时被盟军逮捕,毒药被迫扔到船外。
“A计划”失败后,纳卡姆开始“B计划”,杀害目标是美国占领区关押的战俘。纳卡姆在当地取得砒霜,并渗透供应拘留营的面包店,在食物中下毒。纳卡姆在纽伦堡合作通销面包店三千条面包中下了毒,然而因为砒霜抹在面包上涂得太薄,或者囚犯意识到面包有毒而没有吃多少,使纽伦堡拘留营的两千名德国战俘仅生病而已,没有人因此死亡。
在纽伦堡下毒计划失败后,一名美国中尉(左)和一名德国侦探搜查合作通销面包店(Konsum-Genossenschaftsbäckerei)
盟军察觉犹太旅成员违反英方法规,帮助犹太大屠杀幸存者非法移居至巴勒斯坦托管地、组建暗杀组织刺杀占领区战败国战犯和纳粹集中营犹太叛徒后,于1946年将犹太旅在荷兰就地解散。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渴望欧洲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能够移民巴勒斯坦,壮大当地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1945年5月22日欧洲胜利日后仅两周,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 并将决定公布于世;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 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 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 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 以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 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1945年7月,深恨巴勒斯坦犹太恐怖主义组织莱希刺杀莫因勋爵的英国保守党首相丘吉尔,大选中意外失利;一贯表现对犹太人友好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然而, 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并没有像犹太人普遍预料的那样采取扶植犹太人的政策。8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向工党政府的殖民大臣提出, 立即发放10万张移民许可证, 以满足欧洲集中营内大屠杀幸存者的需要,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可以考虑先分配1939年《白皮书》规定的移民配额中剩下未用的约2000张许可证。
新上任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领导下英国政府,尽管工党曾表达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但它决定不实施任何行动来帮助犹太人复国,因为任何强加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解决方案都会导致阿拉伯人的疏远,这将对英国在中东的霸权造成威胁并损害英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
1945年8月25日,英国殖民部通知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大卫·本·古里安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会长哈伊姆·魏茨曼,明确表示尽管非常同情纳粹德国大屠杀后欧洲犹太人幸存者的悲惨处境,但英国政府无意立即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不会允许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犹太移民配额不会增加!
巴勒斯坦的犹太组织得知后顿时炸窝,失望怨恨不已,全然不顾英国刚刚在二战中举全国之力,协同盟军消灭了对之种族灭绝的犹太民族最恐怖的敌人纳粹德国的拯救之德,恩将仇报,乘着战争创伤给战后英国带来国力空前衰落的机会,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犹太抵抗运动(Jewish Resistance Movement)。
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亲自出马,于1946年10月让它手下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不计前嫌,与前一年还献媚英国当局,启动“狩猎季”行动(The Saison)予以镇压的伊尔贡和莱希两个地下准军事组织,结盟名为联合抵抗运动 (United Resistance Movement,URM)的组织,协调对英国当局的恐怖主义武装袭击、炸弹爆破活动,以削弱英国在托管巴勒斯坦的权威;竭力组织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偷渡闯关浪潮,将欧洲大屠杀犹太幸存者转移到英国委托管治的巴勒斯坦,制造轰动世界的犹太难民危机。
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自1929年起,英国政府依据国际委托它管治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协议,确认它为“犹太民族之家”合法代表机构,负责移民、土地购置、教育、政治谈判。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核心领导层人物包括戴维·本-古里安、摩西·沙里特(Moshe Sharett)、哈伊姆·魏茨曼等,均为未来以色列的开国元勋。
作为英国政府唯一认可的犹太人合法代表机构,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中一直扮演两面派的角色:它既是国际公认的“官方代表机构”,又与地下武装保持着幕后指挥、协调关系;主张政治外交与军事袭击双轨并行,既与英国、联合国交涉,争取国际舆论,又利用地下暴力恐怖行动,迫使英国让步;对外宣称人道主义,与英国谈判致力为欧洲犹太难民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幕后则实为地下准军事组织的协调机制,提供资金、情报、政治保护,策划、实施对英国当局的系统性的抵抗、暴动。
新成立的联合抵抗运动的领导层包括四名代表:两名来自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领导人斯内赫(Moshe Sneh)和加利利(Yisrael Galili),一名来自独立的准军事组织伊尔贡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一名来自另一独立的准军事组织莱希的领导人内森·耶林·莫尔(Natan Yellin-Mor)。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直接指挥哈加纳为主流,激进的伊尔贡、莱希充当恐怖主义袭击、爆破的急先锋。
二战后巴勒斯坦的犹太暴动,并非单纯的“失控恐怖主义”,而是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精心运用“合法政府+非法武装”双轨策略的结果。前期(1945-1946年),默许甚至协调武力,以削弱英国统治并打破其对非法移民的限制、封锁;后期(1946下半年起),在其协调下犹太准军事组织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重大伤亡事件,引发西方各国严厉抗议和世界舆论强烈谴责之后,则切割犹太准军事组织激进派,转向联合国寻求政治解决。这种一手外交、一手地下的运作,直接促成了英国于1947年宣布撤出巴勒斯坦、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也为未来的以色列国家机器提供了组织与经验。
2025年10月10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参照相关论著、报道、维基百科、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等资料。博文非论文,篇幅限制,不一一注出。)
长文分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