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孔老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孔老二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出自于《论语》。完整表述见于《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何谓《女子》？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为“仆隶下人”，将“女子”解为“臣妾”，即帝皇将相权贵阶级家里的女仆与男仆。

何谓《小人》？《小人》即是：阴私满腔，与君子恰好相反之人，论语里称这类人为《小人》。

何谓《小人》？作者: 余秋雨有对《小人》的综合描述：

《小人》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

而有关《小人》的话题，孔老二说得很多，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意。

例如：“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的，似与德行无关。按《论语》集注的解释，“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说他们像“女子”（富贵人家之“妾”）一样“难养”，因为与他们太接近了，他们就会没大没小；与他们太疏远了，他们又会怨恨于你。所以，孔老夫子主张“庄以莅之，慈以畜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是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的，似与身份无关。孔老二在这个层面上说小人，都与君子相对。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此等等。君子与小人之分野，核心都在“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所以，大凡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得志便猖狂之人，大凡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看风而使舵之人，历来都被正派人视为“小人”。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话也是孔老二说的。仁与不仁原是关系到礼乐存废之大事。仁者有德，那么，不仁就是缺德，不仁之人就是小人，从此言看却是未必。《论语》集注说：“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正焉，则未免为不仁也。”富贵为君子的不仁，只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道德的。这样一来，就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无论是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还是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权势人物哪一样不比“仆隶下人”玩得熟稔？！

在《经典杂文》上读到余姓名人的《小人》一文。前半篇转述一则在杂志上看到的欧洲的往事——“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由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使一个“数百年来亲如一家的和睦村庄”的“邻里关系突然产生了无穷麻烦”。余先生说：“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予的还是那个词汇：小人。”他还认为，“惹不起，总躲得起”这句话，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对于“小人”概念的这种图解，倒也暗合了孔老二说的那句话：“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看来余先生也是把“小人”定格于“仆隶下人”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孔老夫子一脉相承。

原先弄不清那位“巡警的妻子”怎么会使余先生如此激情澎湃，声嘶力竭，读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所谓的“小人”暗指 “长久地缠着”他“打所谓名人官司”的那“几个很想成名的人”。但他没有意识到：名人备受关注，每一个毛孔都是被放大的，既容易受赞颂，也容易被挑剔。只想受人之赞颂而不想被人挑剔，乃是一厢情愿。

余先生是在上层中混的人，什么人物都见过的，如果对权势人物中的那些或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或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的小人能够如此疾恶如仇，可谓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对付“几个很想成名的人”还要如此大动干戈，却是有失名人的身份。你瞧人家孔老二，对他认为很难弄的“女子与小人”，也还主张“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呢。

在这一点上，看来余先生是远不如孔老二来得大度了。

孔老二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孔老二是几千年来旧中国一切四旧理论的师表，社会上黑恶势力的灵魂，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社会里，以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中，孔老二还很像是一个“不倒翁”，在民国抗日战争时连日寇汉奸也要利用孔老二做“傀儡”。而如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中，孔老二己被送出国当外国人的鬼师祖了。而形形式式的特色中国的尊孔者，派别非常复杂，花样愈来愈多，有为纲常礼教者，三纲五伦，有劝西洋人也来信奉孔老二礼教。有使孔学西洋化时代化的，引诱青年来信仰孔老二的。

中国自有儒家孔老二以来，以“反孔”见称者，在周有墨子、庄子、韩非，在汉有王充，在魏有嵇康，在明有李贽，在清有汪士铎，在民国有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易坤、闻一多·······诸先生，尤以王充、李贽、陈独秀、吴虞四人不失为有名的健将。而晚年非常尊孔的梁启超、章炳麟，在清末也曾剧烈反孔过。

孔老二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

孔老二的儒家思想不利于劳动者生产者，而大利于有闲者享乐者。

例如樊迟请学稼学圃，竟被孔丘痛斥为“小人”（详见《论语》第十三）；又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同上第十四）这是以农民为恶人的。而一般从事农耕者，亦讥笑孔丘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详见同上第十八）。以上是孔丘和劳动生产的不两立。

古代学者的讲究衣、食、行等，衣、食、行等的贵族化，似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孔丘，孔丘的圣，原来只是圣于贵族生活：第一，在食方面，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朱注：食音嗣，饭也。精，凿也。牛羊与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食馇（饭伤热湿也）而锔（味变也），鱼馁（鱼烂）而肉败（肉腐），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烹调生熟之节也）不食，不时（五谷不时，果实半熟之类）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买也，恐不清洁）······（详见同上第十及朱熹集注）

在衣方面，如：当暑，袗（单也）稀绤（葛之精者曰稀，粗者曰络），必表而出之（谓先著衣，表缔络而出之于外）。缁（黑色）衣羔裘（用黑羊皮），素衣麑裘（鹿子色白），黄衣狐裘（狐色黄）。亵裘长，短右袂（长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其半盖以覆足）。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适体），去丧无所不佩（无故，玉不去身，觞砺之属，亦皆佩也）。······斋，必有明衣，布（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以布为之）。（同上）

在行方面：如孔丘说：吾不徒行，……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同上第十一）“徒行”就是自己走路。他出门必使学生御车，所以做他的学生，儿乎等于做他的义务车夫。

又连睡觉乘车，也大讲礼仪：《论语》第十：“寝不尸（尸谓偃卧似死人也）。”“升车必正立执绥（绥，挽以上车之索也）。车中，不内顾（回视也），不疾言，不亲指。”

真是会做花样，闲得无聊！以上是孔丘和刻苦俭约的不两立。

他如孟轲更明白地主张对立阶级为天经地义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殊不知到了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时代出现，竟却会反而由“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而到没有君子野人的阶级对立。

不利于不得志的人民，而大利于得志的士夫。

孔丘对于君主以下，又分种种等级，如和下大夫说话，便刚直；和上大夫说话，便和悦（《论语》第十）。连看见大夫也要做出“上”“下”两副面孔；他先饭黍而后啖桃（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连食物也要分为“贵”“贱”各个等级。这种贵族念头，势利态度，真是无以复加。他还主张“君子畏大人”（《论语》第十六），反对“居下讪上”（同上第十七）。

所以后人，地位愈高，生活愈好，便愈喜欢孔学；反之，愈被压迫，愈不得志，便愈痛恨孔学。甚至同是一人，也会前后不同。吴虞说得最好：“章炳麟《诸子学说略说》，攻孔子最有力；其《訄书》并引日本远藤隆吉“支那有孔子，为支那祸本＇之言。梁启超《新民丛报》攻孔子诛少正卯，以为吾国历史之最大污点。孔丘在《易传·系辞》上明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反之，“卑下莫小乎贫贱”，也就可以想见了。所以孔学是富贵者的恩人，贫贱者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