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颁奖方式打破了一些常规，突破了我以前着磨出来的规律，特别是对导师与年轻博士生和博士后联合授奖的默契。
以前我总结出了这两点：首先成果通常是单个研究组做出的，没有外面组的竞争和分享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我这里是指那项研究是独立的研究，诺奖委员会也可能加入一位相关科学家让他们三人分享。
另外一点就是，当时的年轻科学家必须在未来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因为诺贝尔委员会希望授予科学权威，既为自己脸上增光，也为未来的年轻科学家做出榜样。
我可以随便列举些熟悉的受训人与导师分享诺贝尔医学奖和化学奖的情况，前面是Trainees，资深科学家在后面：Harold Varmus与J. Michael Bishop的癌基因；Georges Koehler和Cesar Milstein的杂交瘤；Linda Buck和Richard Axel的嗅觉受体；Brian Kobilka和Robert Lefkowitz的GPCR; Carol Greider和Elizabeth Blackburn的端粒酶; Katalin Kariko和Drew Weissman的mRNA疫苗。
这次授予Treg的外周免疫耐受打破了上述的两条规律：多组人马的联合授奖和年轻科学家没有成为杰出的科学家。
今年诺贝尔医学奖是授予的日本免疫学家Shimon Sakaguchi, 以及美国分子生物学家Mary Brunkow和美国免疫学家Fred Ramsdell，这是联合授奖无疑。
另外年轻科学家没有成为杰出的科学家。 Mary Brunkow在获奖论文中是第一作者，受最后作者Fred Ramsdell的领导。这两位都不是著名的免疫学家，或许是因为在工业界的原因。我零星知道Fred Ramsdell, 但是Mary完全没有成为领域里有能力的学者。
这是我从Mary即日接受采访里看出的，她自己也承认早已离开了这个领域。我推测为了随后的媒体采访，她现在肯定在恶补这方面的免疫学知识。
既然诺贝尔开了这个先例，他们随后的演变原则是，他们在名额允许的情况下会联合授予资深和年轻科学家。他们只专注当时发现的重要性，即使年轻科学家未来职业发展不如意，诺奖委员会也会嘉奖他或她。
这是应该和值得鼓励的，因为很多科学的原创性发现是年轻人做出的，很多情况下导师只是提供主意和批评意见，他们更重要的功能是建立创新的平台。这也会让年轻人做科学更有动力，在WashU医学院己经出现第一作者与资深作者分享高达百万美元发明红利的情况。
文中有些照片来自我的研究生导师史良如教授带着杂交瘤发明人Georges Koehler访问中国的情形, 也存在我以前的文章中。Koehler是德国人，他去剑桥Milstein实验室做的博士后。Milstein当时仅做骨髓瘤细胞内的免疫球蛋白的重链与轻链的分配，Koehler认为应该将免疫后的脾脏淋巴细胞与骨髓瘤细胞融合，去产生能够识别特异性抗原的杂交瘤细胞。他与太太在圣诞期间看见杂交瘤分泌的抗体可以产生溶血斑后击摇床庆祝，这个结果从此改变了免疫学和工业界抗体的制备。
Koehler加入Milstein实验室的革命性工作也证实了阿肯森经常说的话，应该努力雇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
饶伯伯认为2050年中国的诺奖数量会超过日本，总数还是当时的获奖人数？饶伯伯总存在文字表达的问题。如果是总数的话，中国应该补上日本现有的31个诺贝尔奖。从逻辑上推论，中国诺奖加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超过日本，况且日本科学仍然处于上升期，饶伯伯在高中和江西医学院都沒有学好基本的数学与物理。
身为共产党员的饶伯伯现在是否出状况了？怎么出现了胡言乱语，这时间与空间对人的影响也太大了。中国改革开放后，Caltech派教授去北京看望钱学森，发现他己经不怎么会说英语了。饶伯伯现在不能到美国了，探亲也不行？
饶伯伯怎么可能这样看问题，不仅没有一些基本的数理常识，对国际政治的这些基本趋势也不明白。美国不会停止阻止中国的崛起，川普因为中国禁稀土又加了100%的报复性关税，而日本是更加地融入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
饶伯伯的预测即使猫儿下台都难实现，还要求中国更加开放，以及维护法律的尊严。具体的指标是，中国从现在只有几百名美国留学生，发展到10万美国留学生去中国留学。
同济美国牛人：“我的预判，未来几年免疫学不会再出现诺奖，司令和军长们这辈子与此殊荣无关了[Sob]。免疫学我不懂，但诺奖有“领域循环”和发现“类型交替“授奖的规律还是看的清的。”
我的回复：“别忘了mRNA疫苗是2023诺奖，Treg是2025诺奖，只差二年。还有2018年的免疫封闭疗法的诺奖，频率不低，还会有后续的医学奖与化学奖。STAT完全可能从基因调控角度授奖，因为太重要了，覆盖全身，肿瘤与神经都有。”
同济美国牛人：“这样会引发其它方面军造反的，不能所有的诺奖都给一野吧？三野不强，二野也可以啊！林彪的四野那就更不用说了，[Grin][Grin]。只能以自己熟悉的事物打比方啊，免疫学的江湖圈子我还真的不太熟啊！”
我的有些引伸的回复：
你还真是受益于土共军队的红利，不仅仅坐吉普车长大，你在高中时就可以用英文写东西，这是我们乡里人无法比拟的。我从天门去武汉读初中时，英语是张白纸。
免疫学是从微生物学分离出来的，现在也有好多系仍然是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真正将免疫学定义为一个学科的是德国和俄罗斯的俩位犹太科学家，Paul Ehrlich和Elie Metchnikoff，他们开创了体液或细胞免疫的概念，虽然这些分界定义的概念己经过时。他们作为免疫学之父是因为他们发现的免疫系统都可能与微生物无关，因为是一个内在系统，所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Paul Ehrlich是绝对的德国天才，他的侧链理论几乎预测了抗体和抗原以及TCR与抗原的结合。德国是尽出大咖的地方，当然那个年代他们是定义生物医学的国家，相当于现在的美国。
你可能在同济太不务正业了，像James Watson看漂亮女孩去了。你这个微生物专业的不懂免疫，怪不了同济，同济当年刘恭植、赵修竹和冯新为都是可以教很好免疫学的教授，当然他们几乎没有像样的实验室。虽然我是考的分子遗传学研究生，但是我也很欣赏他们。同济实验医学大楼是德国人资助兴建的，里面有块牌就是纪念Paul Ehrlich，我和泰迪妈妈还去里面看过，也算是同济的德国特色。
与NK细胞大佬和我们前科主任Wayne Yokoyama聊天，他说几乎所有疾病都与免疫系统相关，这个有些夸张，但是也八九不离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免疫系统作为自稳态homeostasis的动态系统，任何机体的病理变化都会触发免疫反应。
风城黑鹰告诉我们张定宇患的ALS渐冻症是CD4+ T细胞介导的，还有同济美国杰出校友邹伟平即将到WashU谈癌症的免疫机制与治疗。你可能不知道免疫学对神经科学近期是呈现出入侵的趋势，C1q可以让错接的神经元脱钩。补体活化与调节异常可能与你创立生产邪说有关，以后你再发奇想时飞圣路易斯，在华大做个华大首创的PET。
学生与导师分享诺贝尔奖需要哪些条件？
雅美之途写于2019年10月14日
Georges Koehler（右）和 Cesar Milstein（左）
朋友在群里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王广良在笔记本中记录清楚自己的发现，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在先，是否有利于他与Semenza分享诺贝尔奖？
我觉得这是打官司的节奏，怎么可能在同一组隐藏东西呢？这样互信全沒了。中国学生刚到美国来，将实验台清理干净，然后拿着加样器默默发誓，自己要做篇Cell来。越这样越做不出激动人心的科学，他们不知道科学的思想是碰撞出来的，应该多与同事讨论与交流，在组会上多提出具有穿透力的问题。最终很细去追寻谁的ideas是无助的，因为很难说清楚，这就是李政道与杨振宁悲剧的由来。
诺贝尔奖的提名和最终决定谁获奖都是在很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整个过程高度秘密，虽然有些人也私自或在质问下透露出来，像提名屠呦呦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院士校友。西方同行评议候选人时从来不会看你的笔记本，大家只关注你的文章、大会报告以及当事人写的回忆文章。诺贝尔委员会真正关注你时，有时会请你去斯特哥尔摩做学术报告的。只有调查可能做假时才会有人去测试像Baltimore实验室的笔记本，那时已经走向对抗，没有半点分享的可能了。
王广良分享诺贝尔奖的最佳可能是成为教授后持续跟进HIF-1的工作，当然会友好地避免与前导师的直接竞争。Semenza似乎是个nice guy, 愿意分享功劳，王广良也会为人。诺贝尔委员会本身就应该以HIF-1单独授奖，因为哈佛和牛津的分享者都不是原创而是跟进的，这样王广良就有可能与Semenza分享诺贝尔。如果中国出现像日本人那样游说斯特哥尔摩，王广良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是天朝怎么可能为一个海外华人出力呢？
中国学生习惯说成果归导师，那是长期寄人篱下养成的心理，另外华裔教授也容易不尊重学生的贡献，其实在美国学术界的情况远不是这样的。诺贝尔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近亲繁殖或者名师出高徒，我们华大出现过八位诺贝尔奖得主来自同一实验室的记录。让我将学生广泛定义为博士生和博士后，陈述三点奠定学生与导师分享诺贝尔奖的可能，以前我只说了前面两点。这三点是通常的情况，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排除例外。
首先，学生没有离开学术界，有进一步在学术界发声的可能。学术界的教授没有自己学生在工业界挣得多，虽然美国教授的薪水相当可观，接近诺贝尔奖级别的教授更是如此，教授们也羡慕学生去公司挣Real money, 这里指在公司挣到可以在加勒比海买小岛的钱。但是大学里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可以持续追寻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公司则要看应用前景。这里著名的反例是克隆GFP的科学家因为失去资助，去阿拉巴马车行卖车。他就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虽然Roger Tsien让他重回科学界并邀请他出席了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从这点看王广良幸运很多。
其次，导师需要有足够的心胸，在不同场合回忆发现过程时，给学生功劳。没有好的导师，几乎一切免谈。我都不知道与利根川进在瑞士发现抗体基因重排的日本博后，他现在还是否在科学界？当然这里学生永远都不能自己主动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学生肯定完蛋，所以学生的修养也十分重要。如果在外面说在导师实验室完成的工作而不提共同的智力贡献，那是十分荒谬的做法，除非导师不是作者。这里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导师都是誉满天下的科学家，你才刚刚开始，行话说你成为正教授之前永远需要你的导师。华裔科学家有些人因各种原因在美国失意的例子，包括失去普林斯顿和耶鲁的教授职位。
第三，就是需要几乎是一枝独秀，没有太多的来自外校的竞争。这些师生共享诺贝尔奖的例子，几乎都没有另外组的功劳之争：端粒酶（Carol Greider是Elizabeth Blackburn博士生），杂交瘤（Georges Koehler是Cesar Milstein博后），嗅觉受体（Linda Buck是Richard Axel博后）和癌基因（Harold Varmus是Michael Bishop 的Fellow)以及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瑞士师生得主。没有外校的其他组分别独立完成相似的课题，这点十分重要。同校是合作关系，外校做同一课题则是竞争。仅在生物领域近期的师生诺贝尔奖得主，还包括授予发现动物具有识别方向的神经元，挪威当时的Moser夫妇科学家为英国科学家O'Keefe的博士后。
这里讲个不同独立组的竞争让华裔科学家失去诺贝尔奖的可惜例子。周芷在断裂基因错过诺贝尔奖时，她是作为冷泉港自己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与同在冷泉港的英国人Richard Roberts合作的，文章作为封面发表在Cell上，周芷是第一作者，Roberts最后；但是MIT的Phil Sharp组也做出了同样的结果，当时第一作者是Susan, 所以诺贝尔委员会只取了Roberts和Phil Sharp。周芷确实是亏总了，她提供电镜照片直接看到了基因切除内含子的事实，她完全应该分享的，华人首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应该是她。很显然冷泉港工作的诺贝尔奖的推荐和备忘录是James Watson写的，他自己也间接承认了，诺贝尔奖的提名人有五十年的保密期。争执发生后记者问Watson, 他说：“那Susan 怎么办？”。当然断裂基因的诺贝尔奖也违背了我的第一条原则，没有绝对的东西，因为记得颁奖时Roberts似乎已经去了新英格兰的试剂公司。诺贝尔奖也授予很少的工业界人士，包括我们这里孟山都的科学家，他做完报告我们还讨论过。
今晨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出现师生配，并且还是夫妇。
Esther Duflo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MIT教授，法国人。她是继印第安纳大学教授Elinor Ostrom之后的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uflo以46岁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uflo的言论涉及相当的女权主义，但是她却摆脱不了在生活和事业中男人的影响。她与同是MIT教授的印度裔丈夫Banerjee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印度裔是她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他们2015年结婚，但是2012年有个孩子。她于1999年得MIT博士，恋情应该在学生阶段之后，不然印度裔老公的MIT教授职位难保。
今年诺贝尔经济奖分别授予三位MIT和哈佛教授，使今年美国有八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奖得主的印度人和法国人分别在母国完成基础教育去哈佛和MIT读的博士，随后留在美国发展。再说一遍，当今的美国对世界智力之支配地位堪比当年的罗马。
Carol Greider（左）和 Elizabeth Blackburn（右）。
Linda Buck（右）和 Richard Axel（左）。
Harold Varmus（右）和 Michael Bishop（左）。
John O'Keefe (左)，May-Britt Moser (中)和 Edvard Moser (右)，Moser获奖时是夫妇，现在离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