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篇文章写于2020年3月,主要展望美国疫情的可能发展,也比较了中国与美国抗疫的不同。
与美国人打战相似,美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也是从高科技着手的。当时已经开始部署mRNA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深厚积累。
在中国公布新冠基因序列两天后的2020年1月13日,美国NIH和Moderna宣布联合使用mRNA技术研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Moderna公司负责研发,然后交由NIH组织临床试验,该决定是在对世界疫情影响深远的福奇所长的办公室拍板的。
2月24日第一批疫苗样品(mRNA-1273)从波士顿的Moderna运送至NIH,3月16日在美国西雅图启动第一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首位志愿者接受接种。我们都对那位接受疫苗的女士充满尊敬,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当年底获批应用到临床。
我很少错过全校的免疫学报告,但是当时还是通过同济在默克的资深主管才首次知道的mRNA疫苗。
我当时有一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新冠会不会在美国广泛传播?当时我的判断是不太可能。因为美国人口相对分散,尤其是农村地区较多,病毒传播不是那么容易,我当时是在古董社区的广阔草坪散步时写出的评论。然而我没想到新冠的传播指数竟然如此之高,后来几乎波及了整个美国。
文章后半部分也谈到了我多年在美国生活中对中西方的一些对比,中国会怎么做,美国又会怎么做,这些感触都是合理的。但我对CDC职业能力的估计偏高了,这次他们确实存在太多的失误,最初的诊断试剂盒都出了问题,显然令人相当尴尬。
美国总统川普通常是哪里有疫情就去哪里,而中国的领导人则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迹。所谓奇迹是指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疫情中心几乎没有出现过,他接见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都是隔着玻璃,这还让协和的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觉得受宠若惊,套用一句歌词就是《没出息》。
现在回看历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感染过新冠,可以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领袖几乎无一幸免,因为他们必须亲民才能保住职位。唯独中国领导人没有感染的报道,当时还有美国媒体人怀疑猫儿服用了中国神药,其实是他根本没有出现在疫情爆发区,这在当时和未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武汉和上海封城期间,中国领导人的影子都没有出现,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当时我对美国病毒株毒性低的判断,与报道的病毒序列变异率低的现象存在矛盾,因为许多研究还跟不上实际情况。后来奥密克戎的出现,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
《美国会把冠状病毒当流感处理吗?》
现在武汉和中国的疫情基本控制住后,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亚洲以韩国,欧洲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新冠流行,因为他们的国家相对小,所以几千人也应该算是相当规模了。
朋友问我:“这次美国能否控制住新冠的大规模蔓延?”。我不认为美国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行,美国大农村,我们这里住得更极端,喷嚏里的病毒需要光速才能在古董楼之间传递时存活。美国有个策略,拒敌于千里之外,主战场总是在外面,美国士兵在外面牺牲换来国内的和平。这次川普在很早禁止从中国来的非美国公民入境的政策十分英明,够川普吹很长时间的牛的。美国有强大的媒体,可以随时监督美国相关部门改正错误,而国内的医生朋友在元月初连放口罩照片到朋友圈都会遭遇训斥。
关于流感与新冠的病死率,容易弄混,大概的情况是美国流感的病死率是0.05-0.1%,新冠的病死率为1-5%,Neil Ferguson甚至预测湖北病死率高达18%,它们不在一个级别上。这方面天朝学到了美国政客的技能,耶鲁校友克林顿的诀窍:在百分比奇低时,说具体数据,那可以吓唬人,比方说六千美国人因流感去世。如果数据小而百分比大时,则以百分比说事。这是克林顿在耶鲁学到的真谛,我那耶鲁儿子在说话过程中找政治正确的词汇时,总被我笑话。我在美国三十年,从来没把流感与死亡联系在一起,2009年流感从来没有严重影响到美国,我都不记得发生过,我是经常看新闻的人。现在新冠是全球严阵以待,朋友都有亲人不断去世的。
那么美国是否会采取强硬的隔离措施?美国自有办法,方舱医院就是借助的美国或西方以往的做法。如果你看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美国流行时的照片,他们的病人就是住的方舱,流行起来美国也会这样做,美国现在都租汽车旅馆来隔离新冠病人了。但是美国是遵重个人选择的国家,危险告诉你,你们如果还不听那是你自己的事。这也是我一向教育我的二个孩子的原则,我送你去中文学校,你不学,那就从中文学校退学。我又去买白板,劝你每天教你一个汉字,你也不愿意。最后只有去耶鲁从头学起,怪不得我,你自己倒霉。
美国也会动用军队,川普就提及美国可能动用国家战争法,到时全美必须为疫情服务,这次从公主号返美人员的隔离就是在美军基地。美国还有一个特征,你来我这里上班前,你可以有广泛的选择,那是你享受民主的时候。入职后你必须听头的,没有什么民主可讲,当然你有辞职走人的自由。所以美国一旦认定的东西,行动起来非常有效。
大家可能还会拿Katrina飓风说事,当时圣路易斯也有难民,华大甚至接待从杜兰大学来的教授。当时新奥尔良政府是无数次通知和要求市民撤离,使用的语言是强制性执行,但是那些人不听,美国也没有办法。非常自由派的生物学家当年这样对我说,这大水是自然界用来扫荡傻瓜蛋的,政府只是不能把枪放你脑袋逼你走了。这些全部是天朝人用来反驳美国的例子,十分可笑和无聊。在美国除了公主号外本土只有十几例新冠感染的时候,那些没良心的中国科学家硬是造出病毒来自美国的谣言。现在的事实是武汉冠状病毒很少变异,这个病毒在武汉发生,前期病例全部在中国。我们不谈科学,谈点常识,common sense。海洋法系的国家相信普通人的智慧,让普通人而不是专家当陪审团成员。病毒从美国空运到中国,为什么不在广东或上海等沿海城市登陆?而是被投放到内陆的武汉?
美国对冠状病毒的防治被非常专业的CDC掌握着,这些专业机构在美国拥有相当的信誉,并且接受自由的媒体的监督,不断改进,这些都是美国的优势。新冠状病毒有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它的基因组变异非常小,99%是同源的,现在华大拿到的新冠状病毒与石正丽发现的几乎是同一种病毒。美国也发现从后续的病人分离的病毒基因组与美国首例差异很小。但是从湖北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病死率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新冠状病毒存在第一和第二代病死率奇高的特征,第三和第四代的毒性下降了,这不好用基因组变异奇低来解释,但是可能从病毒的免疫逃避功能的逐渐丧失解释,虽然没有证据。听说武汉有的小区可以死20几个新冠病人,我们不知道武汉小区的平均死亡人数,我初查了一下武汉可能有几千个小区,做做算术就知道武汉之惨烈。
所以从这些分析来看,美国现在拥有的新冠病毒的毒性是比较低的,可能比中国的非湖北省份还低些,应该比感冒要高些。我就知道至少两位从中国抵美后发烧的人,他们都好了,当时也沒有什么核酸检测之说。我与退休富律师开小区会议时,他非常在意冠状病毒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开玩笑般地淡化他的紧张情绪,他在这典雅社区遭遇枪击的机率比感染冠状病毒还高。
从这些考量,美国CDC和政府采用了一些安抚大众的措施,不应该制造恐慌将大量轻症人涌向医院。毕竟发热的人不多,大规模集中在医院还会坏事,可读我疫情早期题为《在武汉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医院》的文章,况且美国现在还存在口罩和防护服短缺的状况,美国这些措施也有换时间的目的,给明州的3M生产线多些时间。
美国体积如此之大,从公主号回来了42例阳性的,当时川普和CDC都反对他们回来,现在美国318阳性还是比较低的。据说开放检测后美国阳性会显著增加,密苏里检测60多例全阴性,这周末美国可以拥有100万的检测试剂盒, 今天又更正说达不到这水准。仍然是核酸检测,不知为什么至今世界都不采用血清抗体检测?
有人说美国会放弃,会把冠状病毒当流感处理,这个我不能完全同意。虽然华大也有感染性疾病专家认为新冠状病毒就是加强版的流感,他们是以估计的病死率为判断基础的,没有见到我们密切关注到的武汉疫情之惨烈。我知道美国人是不靠政府的民族,但是美国不会放弃,保护起来民间力量更強大,即使这样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83亿美元的资金抗冠状病毒。那些看美国沒口罩笑话的人也需停停,明州3M工场是全力生产,虽然只有1-2条生产线,但是美国全国动员起来后在二战初期造的军舰都用不完,美国工程的效率奇高,几十层的楼沒几人在工地,天天有变化或进展。美国不仅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傲视群雄,美国的生物制药的大小公司更是如雨后春笋,特别是波士顿那带,每次开会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在华大进修的国内医生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他们根据药物有效性为标准以选择用药,美国或欧洲进口药首选,印度仿欧美药其次,最后才是国产药。美国重要总统顾问就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口罩等防护用品时公开表示,这时候我们不是朋友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美国只有靠自己,刚好川普可以逼美国公司回流。疫情可能加速中美分离得更远,这是令人遗憾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内仍然需要美国在科学上援助抗冠状病毒的时候。如果进一步中美分家,美国人会使用“人民的希望”这种知道酶的特异靶点的抑制剂,中国人则只有喝黑乎乎的中药的命,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未来。
美国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时在堪萨斯的方舱医院。

今天华大医院的Cafeteria, 无人戴口罩。
美国没有像武汉那样的冠状病毒爆发地,但是有点很清楚,这位作为美国老大的总统是到处跑,从马里兰到亚特兰大。如果圣路易斯是灾难的中心,亿万富翁川普也会亲临圣市现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没有办法,他要竞选连任,这小子如果是终身总统,他可能在佛罗尼达亲自指挥了。
这些照片显示川普访问NIH。Anthony Fauci确实比较矮,an Italian, but he is one of the greatest。Tony Fauci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说新冠就像严重的流感,阿肯森也引用Tony的言论,美国人非常认专家,就怕他这次弄错了。这是Tony Fauci将新冠病毒比做流染的段落:“根据 Covid-19病例要求诊断出肺炎这一定义,目前报告的病死率约为2%。在Guan等发表于NEJM的另外一篇论文中,1099例实验室确诊的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为1.4%;这些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范围很广。如果我们假设无症状或有轻微症状的病例数量是目前报告的病例数量的数倍,则病死率可能远低于1%。这一数据提示Covid-19的总体临床后果可能最终更接近于严重季节性流感(病死率约为0.1%)或流感大流行(类似于1957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而非类似于SARS 或MERS,后面这两种疾病的病死率分别为9%~10%和36%”。我觉得Tony这说法有点过于依赖中国人在新英格兰的文章。Neil Ferguson 预测湖北的病死率可能高达18%,Tony应该综合考虑,以他之声望这样说不靠谱。写于2020年03月06日。
当时圣路易斯一直在下雪,使我想起在国内武汉的亲人已经被困在家里一个多月了。封城的决定本身就很荒唐,也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作用。那个时段我们只能通过方方的文章或群里的信息,了解和想象武汉的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封城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武汉市当时是没有权力擅作主张的。当时中央不敢直接处理武汉市长,现在武汉市长已经被抓,湖北当年的省委书记也被控制,他们都会去吃牢饭。这一过程的真实情况,如今恐怕很难有人能完全了解,但是历史是不会被完全遗忘的。
当时不断传出许多悲惨的故事,特别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及其父亲,还有家人去世的消息。他的父亲还是同济医学院以前的教授都沒有住院的资源,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势是多么险峻。客观地说,对武汉封城的管理比上海封城做得好些,也拥有全国的支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老大并沒有吸取武汉封城的教训,反而对上海这个更大的城市采取了更加独断的封城措施,直接导致了相当严重的人道灾难。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心情最为压抑的时候。回头看,这些感触依然很深。新冠当然是自然灾害,但对中国人而言,人祸肯定更为严重。这也说明,中国的体制到了必须改革的程度,如果不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将难以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从武汉封城开始,我就提出质疑和反对。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我一直对中国式封城抱有极大的反感。随后看到新疆事件的惨剧,我对政府的任何辩护都彻底失去了信心。
他们竟然能够对几千万人口的上海实施如此慢长而残酷的封控,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可能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统治者可以任何理由对人民的自由进行如此绝对的限制。无论以何种理由,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武汉的父老乡亲何时能走出家门?》
前几天上班路上的雪景,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雪了,虽然圣路易斯也有三月底甚至四月初飘雪的时候。武汉的父老乡亲什么时候才能从家中出门?封城是不得已的选择,证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参与决策的机会有限,水平可能也有限,他们不知道识别和定点隔离传染源。天朝曾经把人工智能吹上了天,我们都记忆犹新,现在一旦遇到实战就一塌糊涂了。封城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也不幸印证了我的预测,它恐怕已经造成武汉死了更多的人。如果持续封城,那些心梗、中风或癌症病人得不到救治,损失会更加惨重。
在封城当天,我对封城持保留的态度,第二天在得到更多信息后改为支持,但是不希望时间太长。我们在外面都知道,武汉在1月23日封城时,官方的感染数字是444人。前段时间听同济教授的演讲才知道,当时同济医院、同济中法院区和同济光谷三所医院分别都有超过500个床位供发热病人使用,官方是以这些内部的数据做的决定。
现在解封的条件又太苛刻了,需要零新病人后14天甚至28天,如今湖北仍然是每天两位数的新病例,所以会到4月份了,真是不应该。当然我们希望那些数据是真实的,别扯谎按规定时间清零。
武汉市民在领导人视察时直喊造假和形式主义,这是在家里呆烦了,也看不惯电视里的歌功颂德的表现。如今武汉的物价肯定是涨的,还有那么多没有离开而只能住旅馆的外地人,他们有些甚至流落街头。封城越久民生问题会越严重,我们还必须面对没有机会见到太阳所带来的心理问题。
与在纽约长大的华大教授谈天时我问他:“武汉与纽约相似,都是一千五百万左右人口的城市,纽约市长可以在10小时内封城吗?”。他直摇头,认为不可想像,言下之意是:“老子忍不住了就会去拿枪”。现在的美国疫情可能是两个月前的中国,纽约封城的标准会很高,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希望不会达到失控的情况。今天华大的免疫学讲座成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后面定好了的讲座全部取消了,这是我从来沒有遇到过的情况。今天受邀讲座的教授也是孟菲斯St. Jude’s儿童医院官方禁止出差旅行前的一位,他也说这是自己本学术年度的最后一次演讲,美国也行动起来了。
你可能说意大利虽与中国禁航但是也失控了,意大利什么时候没有一团槽过?希特勒与他们结盟是肠子都悔青了,北欧的严谨与南欧的随意配合不起来。美国是安格鲁的后代创建的,沉着冷静和有条不紊是他们的特征。
在仓促下做出封城的决定,医疗系统完全超负荷,沒床位后让居家隔离,造成了武汉人成家的感染,非常残酷。当时如果能逃出去,可能就会有活命的机会,这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为人求生的本能,见到危险的东西就会想办法离开。专业流行病家的建议是有目标地排查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以及控制易染人群,就像美国CDC发通知让60岁以上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不要随便出门一样,而不是像武汉让千万人坐牢。所以当世卫组织盛赞武汉人的牺牲时,我却这样说:“悲惨的武汉人,这些话可以扶些伤,但是救不了死去的武汉人的命。
在没有准备好时封城,然后因床位不足采取居家隔离,使武汉人呈家聚性感染。如果能出去,很多很多武汉人会有活的机会的。[流泪][流泪][流泪]”
湖北电影厂的常凯逃到黃陂和他的曾经是同济教授的父亲都活不了,因为他们通过那么广泛的资源都找不到床位。下面的画家传递着三岁女孩家的悲哀故事,她看见年轻父母相继离世后自己也染病毒去世了。我读了一篇署名李晓平的文章,她是因冠状病毒去世的同济器官移植教授林正斌的亲戚,在那段时间照顾林教授的孙女,她描述的二月初的武汉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而那段时间正好与我在2月2日晚上写的朋友圈的心情吻合:“Super Bowl中场,我在酒吧喝闷酒,不断听到死讯,越想越生气,中国人太可怜了[流泪][流泪][流泪]”。当时我在24小时内陆续得到这样的消息,让我觉得死神离我是多么地近:1。:“噩耗,我们原来部队大院的一个子弟,也算是发小,下乡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外面打工,还同睡在一个床铺上,今天早上六点半,不幸去世了,另外一个发小的爸爸,休干所的老干部也在今天早上走了,还有XX他们艺术团的一个团员拉手风琴的大哥,也在今天去了,真是令人悲哀[流泪][流泪][流泪]”;2。“不好意思,我在武汉,母亲1.21去世,父亲1.30诊断武汉肺炎”,3。“火葬场的车拖尸体都是一车拖很多人,在家里死了或者医院死了,十几个小时才有车来拖走”。

现在新增病人已经降到低于一百,应该在综合评估后解除封城,不然可能造成人道灾难的,别忘了圣彼得堡和长春围城的悲剧。现在的态势是早期的行为和现实持续封城都是不明智的,千万的城市有这么点新增传染病人应该能承受,更重要的是将生病的人痊愈后有效地隔离。写于2020年03月09日
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表达了我对美国以科学为核心的抗疫能力的信心,现在五年过去了,当时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文章也表达了我对意大利人民的深切同情。由于意大利与中国的商务往来频繁,使它成为欧洲首个受到武汉冠状病毒影响的国家。当时看到那些悲惨的情景,那些拖运尸体的车辆排成长龙无法前行,我感到相当的心痛与无助。
意大利的家庭亲情模式与中国有些类似,很多祖孙三代同住的家庭,这使得病毒传播更加容易,结果就是他们的祖父母成批地死亡。
在文章中我写下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在托斯卡纳地区,也就是佛罗伦萨周边的小村庄,我能够亲自向意大利人民说一声道歉。
这个愿望在2024年得以实现,当时我在罗马万神殿附近的一家小而时尚的餐馆里,向意大利人表达了我的歉意。虽然我并不承担直接的责任,但在我的心里是一直过意不去的。因为病毒必竟来自我们的故乡地区,对全世界尤其是意大利人民造成了如此深重的影响。

《谈对美国控制病毒的信心和意大利的封国》
现在武汉冠状病毒向全世界蔓延,全球已经达到12.5万人感染,世界其他地区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的50%。因为中国的感染已经被控制住,所以全球其他地方的感染总量超过中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些情况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冠状病毒列为大流行(pandemic)的级别,全球政府和人民都面临挑战。
以现在的数据为基础,让我做点小算术。我前天算过,因为变化太快,只有昨天重算,但愿拥有数学脑袋的儿子不要笑话我。美国人口327百万,法国人口66百万,美国人口是法国的4.8倍,而法国感染冠状病毒的总人数是美国1,784/1,016=1.75倍。法国每百万人口的感染人数是27,美国是3.1,法国是美国的8.7倍。意大利每百万人的感染数高达169,为美国的55倍。 我以为以此逻辑觉得中国因为人数总量大,平均感染应该是最低的,至少好过美国。算算还真让我吃惊,中国百万感染人数为58(80,778/1,386)人,为美国的18倍。当然这只是使用美国早期的数据来比较的,美国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中国基本完全控制住了, 还有美国应该从中国的经验学到更多才对。
我现在对以前认为的美国不会造成大规模蔓延的观点有些保留了,认知永远随证据而修饰,但是我对美国的做法还是有信心的,在这里对美国目前相对好的数据解释几点:
首先,美国永远比欧洲保守。美国人做事向来直来直去,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从来没有什么面子可讲。美国率先禁止来自中国的航班就是明证,很早的时候就采取了措施,不惜背上骂名,虽然美国前不久沒禁来自意大利的航班说不过去;
其次,美国的防控掌握在技术官僚手里,因为新闻的自由,他们在民众的不断批评声中改进。政客不能干涉CDC和NIH等专业机构的独立判断,像Anthony Fauci根据自己的专业素养在国会作证指出的新冠病毒的蔓延趋势,可以与川普总统的言论直接相反。这些不同给白宫压力,让川普做出包括禁止欧洲航班飞美国的重大改变;
第三,美国的民间力量不可忽视,甚至会成为抗击冠状病毒的主力军,像华大叫停学术报告和禁止所有校方资助的旅行,今天也决定加入哈佛、耶鲁、斯坦福、MIT、哥大、杜克等东西海岸名校的行列,将实体课堂改为网上电大般的教学。这些都是私营机构根据疫情的做法,虽然也配合政府,但是有些做法会比政府超前很多。美国不搞一刀切,基层社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
最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人能比的生物医学科技,这种领先程度还在扩大。你只要坐在华大的报告厅就知道了,每天都有让你惊叹的发现。中国现在用的检测技术是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发明的PCR,我在30年前抵美国时开始在实验室学的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检验的技术在开始阶段只能查出35%左右的病人。美国现在用于检测冠状病毒的方法是测定病毒的复制率,具体怎么做的我还不太清楚,莫非是MIT教授张锋的那篇文章也参与进去了,但是据说比简单PCR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高很多。
意大利封国了。他们最后悔的是学校沒有提前关门,然后让感染的孩子们将病毒传给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吧,他们的家族聚集性与西班牙相似都非常强,这是与德国或英国等北欧国家很不同的地方。在不是太远的年代,意大利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的情况非常多见,这个传统也带到了移民社会的美国。美国意大利后裔到很晚才与別人通婚,大家可从《教父》里的情节中看出。我们对西西里民众的热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另外他们的习俗是喜欢肢体接触。我们在意大利时遇到过这种情况,作为陌生人的意大利街头民众,觉得我们三岁女儿可爱就去摸她的脸,这在美国是很少见到的。在意大利有些餐馆是晚上8点才开门,吃晚餐可以到深夜转钟,在很小而聚集的空间里有说不完的话。这些习惯都会有助于冠状病毒的传播,我以前说意大利政府松散而无能,他们的医疗投资也短缺,但是这次严谨的德国也有1622例了,还会倍增。说到孩子,这次几乎是个罕见的现象,很少有10岁以下的孩子感染冠状病毒,所以那个油画里三岁孩子的家庭故事恐怕不是事实。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科学现象,他们肯定被感染了,那么他们的受体是否对冠状病毒不敏感?他们机体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在杀死病毒后对自身的机体手下留情,免疫系统停止了攻击反应?
对意大利这个我们在欧洲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我们总希望能有机会重返。如果我再次见到Tuscany(托斯卡纳)的小村庄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来自武汉的人,我会深感愧疚。虽然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自己的疾病有罪恶感,这是全世界通用的医学伦理学,但是武汉早期错过了太多步骤,500万出来的人将病毒传向了全世界,责任还是有的。我已经向包括阿肯森在内的美国人说了道歉,他说沒有必要,他是医生可以理解,普通民众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意大利是对西方文明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与希腊齐辉,他们的现在的居民说从来沒有见过如此危情。我以后会在罗马的街区或佛罗伦萨的小酒吧里,对达芬奇、米克朗基罗和Raphael的后代们亲口说声对不起。写于2020年03月12日
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我曾与当年发现SARS病毒的科学家讨论过, 他曾受邀到华大医学院作报告。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病毒溯源本应该是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但是一旦被政客们介入,就不可避免地复杂化,尤其是对于新冠这种造成全球性大流行的病毒而言。
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最高层及其全球宣传体系都在不断散布病毒源自美国的说法。甚至有部分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参与其中,与中国政府遥相呼应,这种情形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回想非典时期,胡锦涛还能说出一些富有人性的话。至少对疫情所造成的损害表达了同情心,甚至向国际社会表示了某种歉意,文章中胡锦涛原话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到了现任领导人,他却采取了彻底的战狼式姿态。
他的策略始终是“以攻为守”,通过央视等官方媒体平台发动舆论攻势,对外界释放出一种全面对抗的信息,几乎将全世界都视为敌人。
《新冠状病毒来源于美国的阴谋论》
因为家人从欧洲返美国,所以我们在家隔离,我昨天全程听了川普总统的新闻记者会。在美国感染新冠病毒超过二千的当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启动斯塔福德法案条款(Stafford Act),允许美国各州向联邦寻求紧急救援,现在川普开出的额度为500亿美元,道琼斯指数闻声猛涨9.3%。
川普的声明和随后的提问涉及很多事务,我只能选择性地说,川普的特点是经营表演型记者招待会,他也给很多官员机会回答问题。这次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川普联合私人企业共同抗击病毒,这与川普是生意人有关。谷歌建网站使有症状需要检测的人登记,罗素诊断公司则提供大量的诊断试剂盒。不需要去医院,开车在停车场经过,从鼻咽取样品,通过高通议器测病毒,24小时出结果。Walmart, CVS, Target或Walgreens 提供停车场等协助。关于川普公布的欧洲禁航令,川普当时英国有可能被加到禁航名单中,今天已经加入了,中国情况好转后会解封航班。另外,川普声称他会要求美国趁原油价低时,买进石油以备储存。
Anthony Fauci以前在国会做证时担心的诊断试剂盒不足的问题,主要是以前设计的CDC全面掌控的系统不能满足需求,现在把私人企业加进来后会明显改善。但是白宫负责协调冠状病毒事务的Deborah Birx医生说,根据韩国的资料,受检人中只有3-4%为阳性,96%为阴性,这也是美国推荐有症状的人才去检测的原因。川普后面的政府与企业精英人物,18人中几乎全是白男人,只有一位白人女性和一位印度裔女性,这些阵容应该很令东亚裔爬藤父母伤心,因为这些人才是美国的领袖层。
借此机会回答国内一位医生朋友的问题,关于冠状病毒的起源:“你为什么怕别人说是美国出口的呢?够胆就把全美的流感病例全部做核酸检测!”,这是他的问题。这位医生朋友都可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国内可以洗脑到什么程度。新冠病毒和流感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新冠刚潜入人类,流感每年都在我们身边。流感传播指数是1.1左右,新冠3.8;流感病死率0.1%, 新冠1-5%。亲眼看见丹麦感染人数最近几天每天翻翻,我都觉得新冠的R0恐怕不止3.8而是5-6。如果美国早就有新冠而沒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让新冠流行了六个月,美国早就完蛋了,也就是说这两种疾病的流行病学完全不同。临床表现有相似处,流感上呼吸道,新冠下呼吸道。国内大量断章取义美国CDC主任说的,流感病人中有新冠感染,那是指新冠病毒爆发后的情况,这怎么可以作为推断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证据?
美国就天朝发言人公然散布阴谋论称美国将新冠病毒传到了中国,正式召见了天朝大使。民间的阴谋论可以理解,可以不理,我仍然就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进行过驳斥。但是以国家形式的公然阴谋论,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空间,天朝驻南非大使也故意淡化自己国家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作用。而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这样说:“当几千名同胞遭受非典威胁的时候,当上百名同胞死于这个疫病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心急如焚。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疫情,使其泛滥开来,甚至扩散到国际社会,那么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我们对不起13亿中国人民,也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
在川普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亚裔女士就中国官方人士认为病毒来自美国的说法问川普。因为问题也涉及中美关系,川普选择性以第一阶段协议先吹了段时间的牛,但是最后很肯定说中国知道病毒来自哪里,这似乎不是问题,根据他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交流结果看。川普这次一点都沒有被激惹,很有风度,他的原话是:“他们知道它来自哪里,我们也知道它来自哪里”,这话就是说这病毒的来源地很清楚,那就是中国武汉。
我从疫情开始称武汉冠状病毒,并且建议以此命名,现在天朝人很敏感此名字,我以后也改称新冠病毒和Covid-19了。一个是病毒,一个是疾病,现在美国有使用Covid-19统称病毒和疾病的倾向。写于2020年03月14日
虽然英国如今因为非法移民显得有些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始终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国家。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很难否认,我们始终应该铭记英国是牛顿、达尔文、麦克斯维尔和亚当史密的故乡。
当时关于群体免疫的讨论,其实并不是英国政府主动提出的,约翰逊政府在公开场合也从未明确表示要采取这种策略。因为若公开宣称推行群体免疫,将在政治上相当不正确。我们知道原始感染阶段会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英国政府将难以承受。不过从他们的防疫策略上确实能看出某种倾向,因此被媒体捕捉后放大和批判,造成了相当的舆论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下了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并指出,几乎所有的传染病大流行最终都是通过群体免疫的方式结束的。然而,这一观点在国内并不被理解,包括像饶伯伯那样缺乏科学素养的人,纷纷出来搅浑水。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中国什么都做得对,西方就是草菅人命的印象,也有为自己的核酸检测生意站台的嫌疑。
我是很早撰文阐述群体免疫这一观点的人,也在文章中分析了群体免疫本身的局限与风险。现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基本平息,回头再看中国那场突然全面放开所导致的新冠海啸,实际上就是一次被动的群体免疫。那时全国几乎一夜之间“开闸放水”,让全民感染。人们甚至彼此问候“你感染了吗?”,这正是典型的群体免疫现象。
中国也为这样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病毒已从早期的野生毒株演变为相对温和的奥密克戎及其变种,但由于国产疫苗效果有限和缺乏足够的进口特效药,仍然导致大量老年人死亡。中国政府始终对疫情的死亡人数忌讳,但是学者以论文的形式估计突然放闸的新冠海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80万人。
政府开始极力反对群体免疫,但是当防控体系与政权面临压力时,他们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全面放开,在感冒药都缺货的情况下,让全国人民以最被动和最惨痛的方式去完成群体免疫,这就是中国伟大防疫胜利的现实。

《英国“群体免疫”真是一无是处吗?》
在一边倒痛批英国“群体免疫”做法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分析,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先进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思想的深邃。英国人总能做出让世界震惊的事情,现在仍然深远地影响着世界,英国崇尚个人主义的色彩在美国仍然很浓。在批评英国对抗新冠病毒的政策时,我们别忘了他们的感染人数(1,543)比意大利 (27,980)、法国 (5,423)、德国 (7,241) 甚至瑞士 (2,353) 都要少,英国感染的人数只是德国的21%,难道病毒真是难横跨英吉利海峡?
在医学不发达时,“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是人类经历所有传染病的痛苦方式,Herd是牧群的意思。作为达尔文主义在医学上的体现,它是有相当的科学道理的,60%或更多的人拥有免疫力后,未来就不会出现大流行了。美国有些专家也向川普总统传达这个概念,新冠病毒像一阵风在我们面前吹过,然后我们就因获得了免疫力而不会再生病了。对现代的人类社会,我们最为熟悉的“群体免疫”是通过疫苗来实现的。
如果没有疫苗,对像新冠病毒这种危险病原微生物,实施放任自流的所谓“群体免疫”的做法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英国官员和科学家都说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官方文件中使用过“群体免疫”的术语。伦敦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帝国理工的Neil Ferguson天才般地预测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这次是见识了的,他说世界在中国之后的一个月将出现大流行,真被他猜中了。
我们不能在没有弄明白英国政策之前就攻击它,他们的核心点就是会定向识别被感染的人群,让易染的人特别是老年人在家隔离。对英国公众不要在疫情早期过度控制他们,特别要避免公众产生“早期疲惫”,而疫情真正来临时他们反而会大意。约翰逊政府的二个很鲜明的政策是,不希望过早挤兑英国医疗系统,也不想让英国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英国的做法肯定不是不惜一切代价。
但是在对新冠病毒不了解的情况下,滥用群体免疫力的概念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我们撇开人道关怀弱势群体不说,大家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被抛弃的理论,仅从作为科学的免疫学来说,这种群体免疫的可能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群体免疫”的优势是当特定人群再次遭遇同种病原感染时,因为绝大多数人群已经拥有了免疫力,他们不会再次感染,所以那些没有免疫力的少数群体反而会更加安全,因为人群间传播的可能性就降低了。我们知道感染后所获得的免疫力是有差别的,我们不太了解新冠病毒诱导不同个体的免疫反应,虽然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发现她们所检测的五位病人都产生了有效的中和抗体。而最近日本报道,刚治愈核酸转阴的老人又重新感染了新冠病毒。
另外的一个大前提是,新冠病毒每年或不久的将来会再出现,如果不卷土重来,那群体免疫没有任何意义。同时期或同年感染所产生的群体免疫只会惠及体质强壮的人,体弱者则在病原攻击时丧生了。相对于这点,英国首相约翰逊是想通过不太惊动英国人的政策,以换取应对的时间。他始终强调英国与其他人的做法不同,但是有点是肯定的,英国不是放任让60%的群体去感染的,这是对他们的严重误读。另一说法称这或许是约翰逊首相的激将法,反而使英国人多宅在家里,有利于防控。新冠病毒是与萨斯病毒同源的动物源性病毒,很有可能就像萨斯那样不会重返了,而它们的兄弟姐妹病毒可能会再来。但是我们知道的免疫力是具有高度特异性的,再来的新病毒,我们所产生的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将沒有效力。免疫系统的特异性可以精确到识别三个氨基酸组成的肽片段,也能识别自然界完全不存在而是纯人工合成的物质。
群体免疫的第三个缺陷就是指望再来的新冠病毒没有产生变异。现在看来新冠病毒的变异性确实很少,如今全世界研究的都是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发现的那个病毒。但是如果出现像流感等微生物的变异,那以前营造的群体免疫就毫无价值了,就像我们必须年年打流感疫苗一样。
我们需要明白免疫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的作用,这与“群体免疫”有关。阿肯森有个不太有名的说法,他认为免疫防御在抗生素等人为干涉前的最大功能是保护作为基因载体的个体到17-18岁的生育年龄,护送到你能够传递基因的时候,在这之后免疫系统就开始做坏事了。美国大量专家现在口上说的,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得新冠,有时得了都不知道,然后获得了免疫力。
这里还需再解释一番。对于病原微生物来说,基因突变最多的原因就是免疫逃逸,以避免机体的免疫攻击。它们是不断寻求与机体的共生,若太强大而把寄生体杀死,它们自己也完蛋了。所以为了生存,病原微生物的突变不少对人体是有害的,而人体为避免微生物攻击的突变则多数是好的,像CCR5的突变,但是也要具体分析。达尔文理论有很多,最重要就是自然选择压力,活下的基因与个体都是经过选择的,不行的就淘汰了。在自然环境里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是真理,从细胞到基因到蛋白质超微结构都是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种族主义或希特勒的人种优生论了,赞赏强者基因的霸行。新冠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是淘汰抵抗力低的个体的自然选择手段,虽然活下的人现在是强者,百年后,他们的子孙可能又有年老后眼睛看不清的毛病。真为风水轮流转,见我以前文章的例子:
工作到生命终点的美国人(雅美之途)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002/201806/2099.html


“借此阿肯森今天演讲的幻灯讲个概念,关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选择压力的知识,因为我面对太多神创论的朋友和对进化论的理解有偏差的科学家。2005年的重大遗传进展揭示:一种很常见的眼底退化性疾病(AMD,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调节补体活化的蛋白Factor H的基因突变造成的,三篇Science和一篇PNAS,同时发表,轰动学术界。如果机体不能抑制免疫系统的活性,代谢等生命过程产生的垃圾物就沉淀在眼底的Macular(黄斑), 而黄斑正是光线聚焦通过视神经传递信息的区域。那里的病变会让你辛苦工作一辈子,80岁后看不清孙子的面孔。原因查出是Factor H的402位置的氨基酸从Y(Tyrosine, 酪氨酸)变成了H(Histidine, 组氨酸),也就是Y402H。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人群中大概30%拥有Y402H突变,为什么这么普遍?
微生物实验告诉大家,原来我们拥有此突变是因为进化压力使我们保留下来的:细菌为了逃避免疫的攻击,常常借用机体的成分来对抗免疫系统,因为细菌的基因组不够用。细菌与人体的Factor H结合后就能抵抗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细菌变得为所欲为,人则面临死亡的命运。但是研究发现链球菌或鼠疫杆菌与拥有Y402H突变的Factor H的结合能力下降,这样拥有Y402H变成对抗细菌感染的保卫性突变,使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被细菌滥用而更容易清除细菌。这样在瘟疫杀死大量人群时,拥有Y402H的人群就存活了下来。活得长后,眼睛又看不清了,真是有得必有失。
我是十分惊奇很多人都把达尔文学说弄成什么人是否源于虫子的无效争执,其实达尔文学说最核心的理论就是发现了自然界的这个选择压力,也就是自然选择理论,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他的一切理论的基础,其他都是推论,容易造成循环辩论,没有必要争论。大家应该知道:抗菌素耐药性,病毒逃避机制,三维结构里病毒为生存的变异以及CRISPR, 这些都可以用达尔文的选择原理来解释。英格兰那么小的地方,出现了与牛顿同辉的达尔文,我常以此原谅英伦人的冰冷与高傲。”


非常励志的故事,当1665鼠疫使剑桥大学关闭后,牛顿等科学家回家工作,结果他发现了地球具有地心引力,以此开创牛顿经典力学。你我在家能做什么?我都不能保证会写更多博文,顺便带回家的是我们贡献过一章的教科书Clinical Immunology(1300多页)。写于2020年0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