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的题为“《红都女皇》美国女作者谈江青”的文章以及柴静讲江青的视频，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留言：
“Andrew N 是我的好朋友 接了我的班 七八年前我去纽约 他请我晚餐 有机会再去Columbia 见他 也老了吧 是不是退休了也未知。我认为江青为中国妇女“翻身” 还是有功劳的。我们这一代 did our due [合十] 就看下一代了 但是有社会责任感 的优秀人才 我还没有发现[捂脸] 也是现实政治使然吧。我们那一代 理想主义的能人还是有的 现在大部分现实主义者 也好吧 平稳发展 可能更好”。
我的回复：“中国从来不缺在各领域的杰出人才，缺的是勇气或courage, 缺的是在只有几十个日本兵执行任务处决成千的中国人时出来反抗的人，那些“忍无可忍我会挺身而出”的人。猫儿能够那样在疫情期间施展滛威，让我们看不到希望。”
老傅称的“Andrew N”指的哥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他的弟弟Carl Nathan是发现iNOS的康乃尔大学的著名免疫学家，他们的犹太母亲生了两个优秀的儿子。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中国文化的特征 两千年的驯化 洗脑 epigenetically programmed[捂脸]。这是我第二次和华大基因合作的的项目[Worship] 上一次是十几年前和华大研究院 徐迅开始的合作 用当时单细胞技术 研究肝脏的起源和发育。感谢华大基因 他们都承担的大部分费用 [Worship][ThumbsUp]”。
“epigenetically programmed”（“epigenetically” 指表观遗传层面（如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等），“programmed” 表示被预先决定或调控。老傅这里泛指中国文化基因受外在力量的强大影响)。
老傅在90年代初与WashU医学院校友和洛克菲勒教授James Darnell共同发现了JAK-STAT Pathway, 这个领域现在论文超过万篇，使他是中国生物圈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老傅不应该为STAT5参与调控Treg没有授予诺奖而伤心，其实这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懂免疫耐受的表现。
控制淋巴细胞的转录因子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都可以不授予发现Foxp3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它只是一种对Treg细胞重要的转录因子。大家可以看前天日本著名免疫学家Ichiro Taniuchi来WashU做的报告，题目里的Runx/Cbfß和Roryt就是三种对免疫耐受重要的转录因子，他在报告中重点谈及同济美国二代Shitong Wu和Marco Colonna近期关于食物免疫耐受的Cell论文。
Ichiro Taniuchi是WashU日裔教授Takeshi Egawa邀请的，他们都在NYU的Dan Littman（WashU的MD/PhD)实验室受训。反向面对镜头的是华大美国院士和最畅销Immunolobiology教科书的作者，这家伙是得罗屁股坐不住。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我现在团队都是业余的 专业制作需要资金 因此去找了尹烨 他还是努力的 此视频把吴瑞的贡献 放到生命科学史的高度来表彰 。实现人类基因组解析 吴瑞的开创性工作是关键的第一步！ 这历史必须铭记 [ThumbsUp][ThumbsUp] 再说一句 我们新一代华人科学家 不仅要do Good Work 也需要发声 争取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谢谢理解和支持[Worship][Worship][Fist] 我在研究怎样着重发挥对关键人物的影响 虽然大众也需要。这需要在欧美学术界转发 [Worship] 这是关键 ”
我的回复：“比以前的更全面了，北方人尹烨的普通话还是比老傅你这江苏人的普通话更给力，但是中国是一旦落入北方人统治就会遭殃。上海交大毕业的岳父就是江苏宜兴人。真是沒有想到美国NAS不给吴瑞院士，中科院也不给，他们都是见绅士的吴瑞好欺负，只有水得不行的中国工程院评吴瑞院士。视频里从细胞分裂，半保留复制再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大厦全被同济美国牛人颠覆了，共军四野的后代实在是牛啊”。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中国学术界 不论科学和文科 在欧美学术界实际上影响很小 主要是封闭社会 也是文化传统问题。 就是民国时期 或者现在的台湾，几乎没有出现在欧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Facepalm]。如何改变？ ”
钱学森在2005年7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探望他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我觉得老傅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钱学森问题的继续，而且更广泛和更难回答，既问了原因也在寻找改变的方法。钱学森问中国人才培养，傅新元还关心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互动，涉及为什么世界的先进文明始终不太接受中国。如何改变应该先从为什么会这样谈起，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试图回答。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社会曾经对中国充满好奇和仰慕，人家现在看不上中国不能怪别人。
我这些年几乎每年都去欧洲开会，加上以前的频繁旅行使我们几乎走遍了欧洲各国。我观察到在英国和法国，那里的皇室与上流社会，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时都非常崇尚中国风格：他们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甚至连家具的样式都模仿中国的。几次去德国，我也可以从他们的有些古典建筑中找到中国元素的痕迹，比如琉璃瓦之类的造型。这说明在那个时期欧洲人并不是排斥中国的，反而对东方世界怀着一种“exotic”的幻想与神往。哥伦布当年起航时，也正是怀着这种信念将目标定在东方的“印度”。
这种浪漫的幻想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彻底击碎，现实非常直白和残酷。当中国的大门被欧洲强国打开后，东西方之间的真实交流开启，欧洲人猛然发现，他们心目中的“神秘东方”其实极度落后。他们看到的是裹着小脚的妇女和扎着长辫的男人，他们是些面色苍白和无精打采的百姓，那种衰败和麻木的社会气息让他们震惊。学生一天到晚背着古书，对外面的大自然几乎没有兴趣，更别谈什么科学了。
爱因斯坦在上世纪初首次访问中国时，对上海周围的中国人的印象和描述也非常不好，可以说相当负面。他的评论常被中国人批评为“种族歧视”，但是我认为那其实是一个外来者的公正观察。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果连别人如实的评价都无法接受，那才是更深层的悲哀。
据说李鸿章从纽约回国后，一路上心情极其沉重，回到中国后便病倒了。他在西方亲眼见识到的差距，让他感到彻底的绝望。那不仅是科技或军事实力的落后，更是文明气质与社会精神上的差距。
哥伦布当年拥有寻找财富和开拓疆土的梦想，我在哥伦布起航的西班牙城市就感叹，西班牙两皇居然能够相信一个意大利人，还在1492年耗巨资去资助哥伦布。更有那么多西班牙人，在毫无生命保障时跳上帆船，驶向生死未卜的陌生疆土。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这样的courage。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多参加球队的运动，中国武术不是夹天下吗？
再就是从文化角度找原因，文化当然存在优劣之分，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十分不同。他们的名在前，姓在后，我们则恰恰相反。从此出发看社会现象，东西方很不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中国人见面的寒暄是握自己的双手作揖。西方人是将他们的手伸过来，谁更热情在尼克松下飞机去握周恩来的手就体现无遗。他们的手是伸出来的，脸上是拥有笑容的，代表着自信心，这也可以解释为在未来的侵略性，这种东西方的对比真是非常的强烈。
在中美谈判时也是这样，美国人非常直率，中国方面可以在随后经过研究全盘推翻以前的承诺，可以让美国人发懵。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缺乏各个领域的人才，而是缺乏勇气。在历史上，当几十个日本士兵屠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反抗。到了今天，在疫情期间，猫儿仍能恣意滥施淫威，让人们看不到希望。这种缺乏勇气的文化，是深层的问题。
这彰显的就是西方鼓励个人标新立意，中国人始终讲究家族或国家的集体利益。
在科研体制里，这种文化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术界崇尚的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体的贡献。当年杨振宁就上海生化所提名胰岛素的蛋白质合成提名竞争诺贝奖时，竟然连一个具体科学家的名字都提不出来，因为中国的制度根本无法体现个人贡献。
假如屠呦呦当年的青蒿素成果交由饶伯伯或类似的国内机制评审，恐怕也会被否决，结果就是“完蛋”，幸亏WashU医学院校友Louis Miller和他在NIH的同事苏新专提名了屠呦呦。后来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与阿斯克奖后，她的老同事中却有多少人出来“抹黑”？这种内斗、这种“内残”的科研文化，是极其残酷的。
这种残酷不仅存在于科学界，更是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缩影。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不同意见者的打压都极端严厉。中国文化内部的残酷，往往比外敌还厉害。历史上英国的王室争斗固然血腥，但中国的宫廷文化更甚一筹。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始终难以真正接纳中国，因为那种“人治”“派系”和“斗狠”落后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谁在拿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撒币后愿意实施中国的落后制度，我想应该很少。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很大变化，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更有志气，更开放，也更自信。从中国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到WashU读研究生和做科研的博士后，整体素质确实比上一代高出一大截，他们在大会上也相当outspoken，这次日本免疫学家的报告，也有中国来的研究生提出好的问题。
从更深层来看，中国仍未真正融入现代文明社会。邓小平在“六四”之后仍坚持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使中国确实有了显著进步。
中国依然缺乏西方那种制度性的约束与契约精神。美国《独立宣言》中关于权力限制与公民权利的理念，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创新理念，甚至成为突破了欧洲做法的现代文明的核心。相比之下，中国人在思想上对这种文明即使现在都始终缺乏兴趣，依旧维持着一种集权与独裁的结构，从猫儿的故乡秦国到现在的几千年不变。
我这次去台湾，非常触动。回来看历史，旧中国从明清开始的“海禁”政策就是一个深刻象征。中国是长期封闭，不与外界交流。明朝和清朝的是多阶段和反复实施的海禁，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公民出海和反对外贸，其实这反映了对外界的恐惧和排斥。与之相反的是哥伦布在航海成功后的行动，他到达多米尼加后就代表着一种极具侵略性、占领性、掠夺性的文明。
读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书，部分回答了我长期问的为什么美洲殖民世界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成功。因为良好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先进文明，书中显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黑奴的态度比英国与法国对北美黑奴要残酷得多。
中国文化却没有这种外向的力量，郑成功登外岛或陆地后，甚至连现成的土地都不愿据为己有，这说明文化气质完全不同。如今中国与西方的融合仍在继续，但又出现了新的倒退。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旦好一些，中国人就开始“得瑟”起来。他们就开始出现饶伯伯的那种自我鼓吹和夸大其辞的言论，他们在公共舞台上“鼓舞人心、迷惑青年”，其实是在制造一种思想混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甚至是罪恶的。
中国今天的科研数据看起来光鲜：经费世界第一，博士数量世界第一，论文发表世界第一。甚至浙大的计算机专业排名超过 MIT，这几乎就是笑话。中国拥有的很多是虚假的繁荣，是作假堆出来的。
深究中华大地，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少之又少。在科学上，中国的“影响力”极为有限。邵峰也只是与美国科学家共同发现了apoptosis的一种亚型，虽然是中国近期最杰出的成就。
相比之下，美国真的是“高手如云”。只要你有机会走进WashU的报告厅或与这里的实验室人员讨论，就会感叹那种思维的深度和科学的诚实。
最后中国与西方难以交流和欣赏的更深层的原因在哲学范畴，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哲学家所创立的逻辑体系与孔子的中庸之道相比较。逻辑是西方科学的基础，他们首先去确认一个事实或客观存在的东西，然后根据这个东西去做逻辑推理或判断真伪。孔子哲学里面就是中庸的和稀泥，不讲对错，只要心里舒服就行。
这些我们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他们可以在基本事实都错的情况下，然后在上面建理论和学说，并且是永远辩不过他们。也就是我称之为的循环辩论，遇到这种情况时，我马上走开。
中国的整体科学水平依然相当落后，如果是不服气的中国人，请举出超过这些贡献的中国大陆工作，我只是说的30年以前的成绩：“中国现代实验室对整个生物学的贡献，还赶不上我们华大医学院CSRB十楼的HHMI的几个实验室的工作。不信我说的老愤青或小粉红们，你们可以比较中国生物医学成果与这华大一层楼做出的成就：Dennis Loh的淋巴细胞的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ections; Stanley Korsmeyer的Apoptosis相关分子Bcl-2, BAD 和BID; John Atkinson的Complement regulatory proteins，Wayne Yokoyama的NK细胞的激活与抑制受体以及Evan Sadler的凝血机制。”
附录：爱因斯坦在1922–1923年访问中国（主要是上海）时，在私人日记中写下的英语原文和中文译文。
“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欧洲人在树林里方便那样蹲着。所有这些都悄无声息、拘谨地进行着。连孩子们都没有精神，显得迟钝。”）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要是这些中国人取代了所有其他民族，那真是件令人悲哀的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光是想到这种情形就令人难以言表地忧郁。”）。
“…becoming ever narrower. Swarming with pedestrians, rickshaws, caked with dirt of every kind, in the air there is a stench of never-ending manifold variety. Impression of ghastly fight for survival by meek and mostly lethargic-looking, mostly neglected people …”（“街道越来越狭窄，挤满了行人和人力车，沾满各种污垢，空气中弥漫着无尽而多样的臭味。给人的印象是温顺却又麻木的人们，在进行一场可怕的生存挣扎”）。
《红都女皇》美国女作者谈江青
雅美之途写于2023年12年22日
美国仍然遵循着开国元勋所向往的传统，他们当年冒死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儿子或孙子能够做文学、学建筑或谈政治。当我们审查美国人文领域的著名人物，或者那些中国问题专家，我们发现他们多半是成长于美国家境优越的社会阶层。
他们包括这位风情万种的哥大教授黎安友的前妻，Roxane Witke。她在中国文革正浓的1972年，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对中国女皇江青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
这里有个数量级的区别与概念，因为社会需求和大学养活他们的成本，在美国成为人文领域的教授比当医学院的教授要难很多。
让我先说些整理后的感言：
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是，至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机制。每次高层权力的转换几乎都是黑箱操作，总是伴随着将对手投入监狱的血腥行动。
江青在自己的丈夫毛泽东去世七周后被捕，她最终以77岁的高龄上吊自杀身亡。她见Roxane Witke的1972年处于权力的顶峰，年仅58岁。但是她已经预感自己的权力不会长久，所以急于将她的人生故事通过美国人传递出去。
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作为过渡让所谓的“好皇帝”邓小平上台。邓小平扶持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接班人，但是都因各种原因失败，即使作为好皇帝的邓小平也在任内出现了64流血事件。
猫儿上台后将薄熙来和周永康整肃，以及将可能高达百万级别的对手投入监狱。现在澳门特首见猫儿就像儿子见到严父似的，在猫儿会见军中人士的视频，他们鼓掌的场景已经与北韩的金三胖视察时相似。猫儿至今没有接班人浮出水面，他已经70岁，面容的浮肿以及虚胖让人怀疑他的健康。我们不知道在他这个坏皇帝之后，中国何时会出现一个好皇帝。
中国的历史就是在福山所说的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循环，如今的美国人已经从理论、立法和行动上都彻底看穿了中国，最近美国又通过国防授权立法将中国和香港与澳门定为“海外敌对势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青的传奇人生，我们需要以客观的角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中共最差劲的就是非黑即白，这样利于他们的统治。
作为山东工匠的女儿，她在家乡就加入共产党。她去上海当演员谋生，同时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文化中做选择。她最终决定抛弃十里洋场的奢靡演艺生活，去延安投奔革命。随后与共党头目恋爱，为他生女儿李纳传基因。
在艺术上的天份使她在资深年龄开始学习西洋音乐，还尝试做交响曲，写小说故事。我们可以从她创作的中西合壁的样板戏和芭蕾舞体会到，如果她有留学背景那会更了不起。
在任何开放的社会，江青本来是才女一枚，她拥有极高的天份和领悟力。但是在共产体制内的贪婪控制人的权欲，使她走火入魔地迫害人，最后将自己也玩完了。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与尹烨制作的视频还真把CUSBEA（吴瑞项目）的所有名单都列上了，我在WashU的室友在第五期的名单上。以我的个人的有限了解，在生物医学领域做到世界闻名的吴瑞项目学者包括这些：傅新元、付向东、施扬、王晓东、韩珉、林海帆、管坤良、熊跃、帅克、骆利群和袁钧瑛。为了吸取杨振宁死争排名的教训，我必须声明，这里排名不分先后，也有可能被遗漏的知名人物。里面的颜宁应该是同名同姓人，施一公和饶伯伯都不是CUSBEA学者。确实大部分不成气候，讲个真实的笑话，聚会中遇到一位CUSPEA学者，他对我说：“你千万别写我，我就是一个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