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期我们有医用高等数学，其实在大学时学过，但都忘记了，再学习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微积分，记得一个实用举例是血药浓度的计算，但高等数学还有哪些医学上的实际用途，就再也没有印象了。我觉得微积分很美，算数还可以这么算，思维方式很别致，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做练习题就像做益智游戏，是对大脑做按摩。前几日网友唐宋韵介绍说，除了三大运动定律外，牛顿还发现了微积分，但同时还介绍说同时代的一个德国人也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也就是说，没有牛顿，微积分也是会在同时代就被发现的。但牛顿的三大定律似乎没有同时代比肩的，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总结牛顿：“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甚至毛主席都能写出“坐地日行八万里”这样的牛顿诗。
紧随高等数学的是医学统计学，和我大学期间学过的卫生统计学相比内容都类似，相对来说比高等数学更实用，授课老师刘宗航教授课讲得也非常棒，可我不争气，考试成绩还不如我大学卫生统计学的考试成绩。与统计学相关的还有一门课叫医学科研方法，为我们上这门课的是姜潮副校长，后来调任辽宁省卫生厅长。总结起来医学科研的三个基本原则是：随机、对照、重复。记得我读研期间的第一批动物实验要把72只雄性大鼠 （Rat）按体重随机分成6个组，当时教研室有很多的陶罐，我把大叔体重相差不超过5克（买来的大鼠体重180-220克）的放在一个陶罐，再把陶罐编号，在随机数字表随意指定某一行开始，用随机数字表的随机数字对应瓦罐编号，将大鼠随机分入各组。因为不熟练，我一个人从下午四点开始，晚上八点才结束。后来再这样随机分组了几次，但动物数量较少，轻松了很多。来美国后，尽管我们用的都是小鼠（Mouse，体重只有20克左右，占用空间少），但从来没有这样分组，因为条件不允许，动物室内拥挤不堪。
不像临床实验室检测，都是标准化的，不管是在哪个实验室检测的，也不管是什么时候检测的，我们只需要将结果与正常值比对就行了。我们科研不同，实验检测做不到标准化，设立正常对照组就是必需的，我们的实验组结果要与对照组比较。有一次，因为动物数量不够，我就免去了一个正常对照组，结果被导师仲来福教授一通训斥。来美国后曾读到两篇论文，来自两个实验室，因为对照组的选择不同，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重复的原则，我的理解是自己重复，而有的实验室自己没有做到很好地重复，仓促抢先发表，结果别人重复不出来，被指出后自己也重复不出来，结果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实验室被关停调查。
我们第一年还有计算机课，学习了一点点编程和数据库，记得当时用DOS系统，汉字输入系统WPS。上机时我的电脑屏幕曾经突然出现一个火炬图像，就什么操作也做不了，老师说是中了火炬病毒。当时老师介绍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介绍过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就是经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帮助做出诊断。“知识爆炸”是几年前就听说过的概念，但通过“信息高速公路” 知识就更爆炸了，火光冲天，烟雾缭绕，眯了我的双眼，让我找不着北。所谓的知识良莠不齐，有些甚至是垃圾，那时我就对知识爆炸不感冒，甚至很反感。现在又加上了信息爆炸，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伪存真，闹不好就上当受骗，或者账户信息被盗。
英语课是占用学时最多的课，包括精读、泛读、听力、写作。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听力，老师按下录音机，还没听清说的啥，结束了。老师再倒带，介绍说磁带里说的大致内容，再听，能听清楚几个词，反复听好几遍，还是有漏掉的词。刚来美国时最害怕的就是接电话，也没有老师来预先介绍电话里要说啥，人家讲完了我这还是一头雾水。写作文是另一个难点，当时也不是学以致用，而是用于应付考试。一篇要求不少于250字的作文，要是凑不足字数就会扣分，我每次考试写作文都要编小故事用来举例或者作为论据，一凑足字数，最起码不至于因为字数不够而扣分。当时有同学发牢骚，我们耗费这么多精力学英语值得吗？我们出国的机会太小了，如果出不去，练习这些英语有什么用？其实，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学好英语和计算机就可以走遍天下。另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是我们的工作。大连的公交车上印有这句话：“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得努力找工作”。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还不学？
当年大连市动不动就因为地下工程而挖沟，刚把沟填上没多久就又挖开了。市长薄熙来给人的感觉很能干，善折腾，还爱干净，几乎每次讲话都把“很整洁很干净”挂嘴边。大连真是日新月异，我以为全国只有大连这么能折腾，结果后来得知全国都一样，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做得都很好。我们研究生的政治课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建设”，由孙又珊老师给我们授课。听说孙老师曾任大医党委书记。政治课一般比较枯燥，但孙老师的课大家很爱听，从来没有说教的口气，平铺直叙，摆事实讲道理。我对孙老师的亲切感还来自他的山西口音。“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最先从孙老师的课上听到的，特别是用他的山西口音说出来，印象极其深刻，至今难忘。岁月如梭，不知孙老师是否仍健在。
孙老师还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参观实习。当时我们年级参观的是大连造船新厂，当时与大名鼎鼎的大连造船厂不是一个单位，不知现在还是这样分开的还是已经整合了。当时的造船新厂给我们的印象是大连效益最好的企业，这也可能是我们被安排到新厂参观的理由吧。接待我们并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一个中年的处长和一个年轻的科长。大体上是介绍一些当时中国造船业的现状、与国外的差距、我们的优势。记得其中的一条优势就是我们的工人由吃苦耐劳的精神，因为造船是很辛苦的活儿，那些电焊工们经常工作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需要采取极不舒服的被迫体位进项焊接，发达国家象挪威这样造船强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喜欢干这又苦又累的工作了。以前造船都是首先建好外壳，然后在内部层层深入，直到完工，现在则是将轮船分解为前中后几个部分分别建造，然后再连接成一整体，这样就可以加快速度。
当时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国防，这位处长介绍说，我们的海上国防实力还很弱，在南海小岛上，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家都可以开着巡洋舰绕着小岛，他们的船员还打着手势向驻守战士挑衅，然后就扬长而去，战士们经常被气得流下了眼泪。当时驻守南海没有巡洋舰，军舰追得太远就回不来了。江泽民接见南海驻守部队时，战士们还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江泽民来参观大连造船新厂时，大连造船新厂曾主动请缨建造航空母舰。可江泽民却说，我们即使有航空母舰也养不起，维持一艘航空母舰的运营当时至少需要一个亿。中国人民对航空母舰的期待可从赵本山的一个小品《拜年》里体现出来：小舅子要他把承包到期的鱼塘赶快腾出来，他要训练航空母舰。
对我们这些医学生来说，头一次听说中国可以建造航空母舰，感到很好奇，就让这位处长仔细讲讲。原来航空母舰看着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吨位并不大，造船新厂就可以建成。但是，复杂的电子通信系统国内还不行。嗨，这不还是建不成吗？不过细想一想，能建造一个航空母舰的外壳，那也挺了不起的，真的，当时我们还真是有点自豪感，起码为大连感到自豪，有时也为我们自己自豪：我们这不是也接触到了国家最高机密了吗？后来“辽宁舰”还真就从大连出发。我们在它甚至还没有在孕育的时候就参与了讨论，自豪是应该的，不是所有的医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讨论航空母舰的！
故国，读研（二、 我们能造航空母舰）
沉涌科学路 (2025-09-27 19:28:09) 评论 (0)第一学期我们有医用高等数学，其实在大学时学过，但都忘记了，再学习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微积分，记得一个实用举例是血药浓度的计算，但高等数学还有哪些医学上的实际用途，就再也没有印象了。我觉得微积分很美，算数还可以这么算，思维方式很别致，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做练习题就像做益智游戏，是对大脑做按摩。前几日网友唐宋韵介绍说，除了三大运动定律外，牛顿还发现了微积分，但同时还介绍说同时代的一个德国人也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也就是说，没有牛顿，微积分也是会在同时代就被发现的。但牛顿的三大定律似乎没有同时代比肩的，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总结牛顿：“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甚至毛主席都能写出“坐地日行八万里”这样的牛顿诗。
紧随高等数学的是医学统计学，和我大学期间学过的卫生统计学相比内容都类似，相对来说比高等数学更实用，授课老师刘宗航教授课讲得也非常棒，可我不争气，考试成绩还不如我大学卫生统计学的考试成绩。与统计学相关的还有一门课叫医学科研方法，为我们上这门课的是姜潮副校长，后来调任辽宁省卫生厅长。总结起来医学科研的三个基本原则是：随机、对照、重复。记得我读研期间的第一批动物实验要把72只雄性大鼠 （Rat）按体重随机分成6个组，当时教研室有很多的陶罐，我把大叔体重相差不超过5克（买来的大鼠体重180-220克）的放在一个陶罐，再把陶罐编号，在随机数字表随意指定某一行开始，用随机数字表的随机数字对应瓦罐编号，将大鼠随机分入各组。因为不熟练，我一个人从下午四点开始，晚上八点才结束。后来再这样随机分组了几次，但动物数量较少，轻松了很多。来美国后，尽管我们用的都是小鼠（Mouse，体重只有20克左右，占用空间少），但从来没有这样分组，因为条件不允许，动物室内拥挤不堪。
不像临床实验室检测，都是标准化的，不管是在哪个实验室检测的，也不管是什么时候检测的，我们只需要将结果与正常值比对就行了。我们科研不同，实验检测做不到标准化，设立正常对照组就是必需的，我们的实验组结果要与对照组比较。有一次，因为动物数量不够，我就免去了一个正常对照组，结果被导师仲来福教授一通训斥。来美国后曾读到两篇论文，来自两个实验室，因为对照组的选择不同，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重复的原则，我的理解是自己重复，而有的实验室自己没有做到很好地重复，仓促抢先发表，结果别人重复不出来，被指出后自己也重复不出来，结果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实验室被关停调查。
我们第一年还有计算机课，学习了一点点编程和数据库，记得当时用DOS系统，汉字输入系统WPS。上机时我的电脑屏幕曾经突然出现一个火炬图像，就什么操作也做不了，老师说是中了火炬病毒。当时老师介绍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介绍过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就是经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帮助做出诊断。“知识爆炸”是几年前就听说过的概念，但通过“信息高速公路” 知识就更爆炸了，火光冲天，烟雾缭绕，眯了我的双眼，让我找不着北。所谓的知识良莠不齐，有些甚至是垃圾，那时我就对知识爆炸不感冒，甚至很反感。现在又加上了信息爆炸，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伪存真，闹不好就上当受骗，或者账户信息被盗。
英语课是占用学时最多的课，包括精读、泛读、听力、写作。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听力，老师按下录音机，还没听清说的啥，结束了。老师再倒带，介绍说磁带里说的大致内容，再听，能听清楚几个词，反复听好几遍，还是有漏掉的词。刚来美国时最害怕的就是接电话，也没有老师来预先介绍电话里要说啥，人家讲完了我这还是一头雾水。写作文是另一个难点，当时也不是学以致用，而是用于应付考试。一篇要求不少于250字的作文，要是凑不足字数就会扣分，我每次考试写作文都要编小故事用来举例或者作为论据，一凑足字数，最起码不至于因为字数不够而扣分。当时有同学发牢骚，我们耗费这么多精力学英语值得吗？我们出国的机会太小了，如果出不去，练习这些英语有什么用？其实，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学好英语和计算机就可以走遍天下。另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是我们的工作。大连的公交车上印有这句话：“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得努力找工作”。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还不学？
当年大连市动不动就因为地下工程而挖沟，刚把沟填上没多久就又挖开了。市长薄熙来给人的感觉很能干，善折腾，还爱干净，几乎每次讲话都把“很整洁很干净”挂嘴边。大连真是日新月异，我以为全国只有大连这么能折腾，结果后来得知全国都一样，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做得都很好。我们研究生的政治课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建设”，由孙又珊老师给我们授课。听说孙老师曾任大医党委书记。政治课一般比较枯燥，但孙老师的课大家很爱听，从来没有说教的口气，平铺直叙，摆事实讲道理。我对孙老师的亲切感还来自他的山西口音。“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最先从孙老师的课上听到的，特别是用他的山西口音说出来，印象极其深刻，至今难忘。岁月如梭，不知孙老师是否仍健在。
孙老师还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参观实习。当时我们年级参观的是大连造船新厂，当时与大名鼎鼎的大连造船厂不是一个单位，不知现在还是这样分开的还是已经整合了。当时的造船新厂给我们的印象是大连效益最好的企业，这也可能是我们被安排到新厂参观的理由吧。接待我们并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一个中年的处长和一个年轻的科长。大体上是介绍一些当时中国造船业的现状、与国外的差距、我们的优势。记得其中的一条优势就是我们的工人由吃苦耐劳的精神，因为造船是很辛苦的活儿，那些电焊工们经常工作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需要采取极不舒服的被迫体位进项焊接，发达国家象挪威这样造船强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喜欢干这又苦又累的工作了。以前造船都是首先建好外壳，然后在内部层层深入，直到完工，现在则是将轮船分解为前中后几个部分分别建造，然后再连接成一整体，这样就可以加快速度。
当时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国防，这位处长介绍说，我们的海上国防实力还很弱，在南海小岛上，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家都可以开着巡洋舰绕着小岛，他们的船员还打着手势向驻守战士挑衅，然后就扬长而去，战士们经常被气得流下了眼泪。当时驻守南海没有巡洋舰，军舰追得太远就回不来了。江泽民接见南海驻守部队时，战士们还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江泽民来参观大连造船新厂时，大连造船新厂曾主动请缨建造航空母舰。可江泽民却说，我们即使有航空母舰也养不起，维持一艘航空母舰的运营当时至少需要一个亿。中国人民对航空母舰的期待可从赵本山的一个小品《拜年》里体现出来：小舅子要他把承包到期的鱼塘赶快腾出来，他要训练航空母舰。
对我们这些医学生来说，头一次听说中国可以建造航空母舰，感到很好奇，就让这位处长仔细讲讲。原来航空母舰看着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吨位并不大，造船新厂就可以建成。但是，复杂的电子通信系统国内还不行。嗨，这不还是建不成吗？不过细想一想，能建造一个航空母舰的外壳，那也挺了不起的，真的，当时我们还真是有点自豪感，起码为大连感到自豪，有时也为我们自己自豪：我们这不是也接触到了国家最高机密了吗？后来“辽宁舰”还真就从大连出发。我们在它甚至还没有在孕育的时候就参与了讨论，自豪是应该的，不是所有的医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讨论航空母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