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住在一家小吃店的楼上，老板是土耳其人，高高壮壮的，他女人是荷兰人，袅袅婷婷的。老板很大男子主义，爱玩也爱赌，有一次把我也带上了，我没钱，他慷慨的给了我几个圆牌子，我就跟着赌去啦，我这人太好奇。我啥也不懂，看人家放哪儿我就大概也放哪儿，那几个牌子唰就跑贾母口袋里啦。没了省心，站在一边观看，还告诉老板押在9上，他轻视地瞟我一眼自然不听我的话，结果还就是9。然后又带我去了家更大的，是轮盘赌，心里的数是23，结果还就是23，我是旁观客所以比赌徒清楚，如果我也上桌肯定转到32。老板娘恨丈夫的恶习却束手无策，丈夫的小门脸里也放着台角子机，有时他自己玩，但大多是顾客玩，有那么几天一个老太太几乎天天来，我很好奇问老板，这么老了还玩这个，她是不是老赢？“老输”，老板说。赌钱有瘾，那么大年纪看着也不像有钱人，我怪可怜她的。
一日，突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瘾老太，知道我住在楼上便径直找来了，她张口就跟我说中文，让我大吃一惊。我请她进来坐坐，她中文虽然不流畅，但语法、语句都不错，只是词汇穷了些，我们中文、德文加英文聊得十分热烈，那时没有智能大锅炖，凭自己的本事吃小炒，味道有趣得多。
她叫贝杨卡，塞尔维亚人，50年代被南斯拉夫送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作留学生。
“我好怀念那时候啊，我学习非常努力，生活非常愉快，看你这间小房间就想起自己当年做学生的日子，中国很有意思。”
她表情沉醉，眼睛眯着，穿越了。后来在她家，我看到她当年写的汉字，好家伙，大作文稿纸一大摞，她真的是非常用功啊。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在荷兰使馆工作的鲍尔，像所有爱情故事一样，对眼，相爱，结婚，跟着丈夫去了他国，只是他们没有孩子。
“你怎么认识鲍尔的呢？”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在北京，如果有什么活动都会叫到一起，我忘了是庆祝什么的会上，我和鲍尔认识的。”
后来我也见到了鲍尔，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头子，非常的和善，贝杨卡的性格很奔放，所以她钟情稳重的男人，我以己推理。
“那时候我的中文很不错，对了，我还演过一个你们的电影呢。”
一下子我的兴趣陡然，小时候的电影我都记忆清晰。
“名字忘记了，是打仗的故事，有共产党、国民党，还有美军，我演一个美国的记者。”
“停战以后！”我醍醐灌顶！
《停战以后》是一部60年代初的国产故事片，里面的老演员们今天的年轻人都不会认识，我们小时候每看到一部新片后都会竭力模仿，而贝杨卡饰得那位随军记者是大家极热衷的，她说得一口嗲声嗲气的洋中文，大家学得尤其带劲儿。现在回忆，我们楼里的孩子都非常具备表演天份，记得《洪湖赤卫队》是我们演的最多的。几十年过去了，蓓杨卡样子除了老了些基本原样未变，要是把她混进人群让你找当年的美军记者，都能一眼识破的。
我问她为什么老玩楼下那害人的把戏？她说，母亲过世，她无法排解悲伤，误入了这个游戏甚至上瘾，鲍尔气急败坏地教育她，她已经大有进步了，不过一点儿小打小闹而已。我想，鲍尔一定严格控制了她的钱包，她只能挤出些零花钱过过瘾吧。如果不是这个毛病，我也不可能遇到她啊。后来我爸突然走了，我被重创，伤心得无地自容，便没完没了的玩电脑里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分散情绪，与贝杨卡的小赌可以算一路货色，输掉的不是钱财，而是自己的眼睛和身体而已。
我当时立刻写信把巧遇贝杨卡的事告知家人，大家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甚至神奇，后来发现，不只是我，先生也一样，巧遇的事情真不少，我想一一写下来，但只开了头便不了了之了。此时此刻，这个偶遇的题目挑起了我的兴趣，而那些偶遇的事情却怎么都回忆不出了。遇到贝杨卡时我正值中年，大脑经是经纬是纬，三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大脑酱是酱糊是糊，怪只怪珊瑚的提议来得太晚，扼杀了我多少好故事。不过我也不怪她，她那里搞不好也在糨糊？
见她把百年皇帝的事都想起来了，急得我赶快把这篇甩出去，否则一会儿忘了也未可知啊。
［偶遇］巧遇明星
毛驴县令 (2025-08-10 10:39:19) 评论 (1)曾经，我住在一家小吃店的楼上，老板是土耳其人，高高壮壮的，他女人是荷兰人，袅袅婷婷的。老板很大男子主义，爱玩也爱赌，有一次把我也带上了，我没钱，他慷慨的给了我几个圆牌子，我就跟着赌去啦，我这人太好奇。我啥也不懂，看人家放哪儿我就大概也放哪儿，那几个牌子唰就跑贾母口袋里啦。没了省心，站在一边观看，还告诉老板押在9上，他轻视地瞟我一眼自然不听我的话，结果还就是9。然后又带我去了家更大的，是轮盘赌，心里的数是23，结果还就是23，我是旁观客所以比赌徒清楚，如果我也上桌肯定转到32。老板娘恨丈夫的恶习却束手无策，丈夫的小门脸里也放着台角子机，有时他自己玩，但大多是顾客玩，有那么几天一个老太太几乎天天来，我很好奇问老板，这么老了还玩这个，她是不是老赢？“老输”，老板说。赌钱有瘾，那么大年纪看着也不像有钱人，我怪可怜她的。
一日，突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瘾老太，知道我住在楼上便径直找来了，她张口就跟我说中文，让我大吃一惊。我请她进来坐坐，她中文虽然不流畅，但语法、语句都不错，只是词汇穷了些，我们中文、德文加英文聊得十分热烈，那时没有智能大锅炖，凭自己的本事吃小炒，味道有趣得多。
她叫贝杨卡，塞尔维亚人，50年代被南斯拉夫送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作留学生。
“我好怀念那时候啊，我学习非常努力，生活非常愉快，看你这间小房间就想起自己当年做学生的日子，中国很有意思。”
她表情沉醉，眼睛眯着，穿越了。后来在她家，我看到她当年写的汉字，好家伙，大作文稿纸一大摞，她真的是非常用功啊。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在荷兰使馆工作的鲍尔，像所有爱情故事一样，对眼，相爱，结婚，跟着丈夫去了他国，只是他们没有孩子。
“你怎么认识鲍尔的呢？”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在北京，如果有什么活动都会叫到一起，我忘了是庆祝什么的会上，我和鲍尔认识的。”
后来我也见到了鲍尔，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头子，非常的和善，贝杨卡的性格很奔放，所以她钟情稳重的男人，我以己推理。
“那时候我的中文很不错，对了，我还演过一个你们的电影呢。”
一下子我的兴趣陡然，小时候的电影我都记忆清晰。
“名字忘记了，是打仗的故事，有共产党、国民党，还有美军，我演一个美国的记者。”
“停战以后！”我醍醐灌顶！
《停战以后》是一部60年代初的国产故事片，里面的老演员们今天的年轻人都不会认识，我们小时候每看到一部新片后都会竭力模仿，而贝杨卡饰得那位随军记者是大家极热衷的，她说得一口嗲声嗲气的洋中文，大家学得尤其带劲儿。现在回忆，我们楼里的孩子都非常具备表演天份，记得《洪湖赤卫队》是我们演的最多的。几十年过去了，蓓杨卡样子除了老了些基本原样未变，要是把她混进人群让你找当年的美军记者，都能一眼识破的。
我问她为什么老玩楼下那害人的把戏？她说，母亲过世，她无法排解悲伤，误入了这个游戏甚至上瘾，鲍尔气急败坏地教育她，她已经大有进步了，不过一点儿小打小闹而已。我想，鲍尔一定严格控制了她的钱包，她只能挤出些零花钱过过瘾吧。如果不是这个毛病，我也不可能遇到她啊。后来我爸突然走了，我被重创，伤心得无地自容，便没完没了的玩电脑里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分散情绪，与贝杨卡的小赌可以算一路货色，输掉的不是钱财，而是自己的眼睛和身体而已。
我当时立刻写信把巧遇贝杨卡的事告知家人，大家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甚至神奇，后来发现，不只是我，先生也一样，巧遇的事情真不少，我想一一写下来，但只开了头便不了了之了。此时此刻，这个偶遇的题目挑起了我的兴趣，而那些偶遇的事情却怎么都回忆不出了。遇到贝杨卡时我正值中年，大脑经是经纬是纬，三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大脑酱是酱糊是糊，怪只怪珊瑚的提议来得太晚，扼杀了我多少好故事。不过我也不怪她，她那里搞不好也在糨糊？
见她把百年皇帝的事都想起来了，急得我赶快把这篇甩出去，否则一会儿忘了也未可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