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出台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仅限25岁以上男性，而且必须直接向国家缴纳超过一定额度的国税（约15日元以上）。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人、低收入者都被排除在外，选民人数只占成年男性人口的约1%。直到1925年，《普通选举法》才真正废除了纳税额限制，将选举权扩展至所有25岁以上男性。虽然这是民主史上的一次大跨步，但女性完全被排除，政治仍是男性的领域。
战前的日本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性别不平等贯穿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女性不但没有选举权，还被《治安警察法》（1900年）明文禁止参与政治集会，不能作为听众进入政治会场；民法沿用家父长制，“户主”总是男性。妻子离婚需要父兄或丈夫许可，财产继承权严重不平等；教育强调“良妻贤母”，女性被定位为家庭内的劳动力和生育机器，社会舆论几乎不给女性公共活动的空间；虽有女工群体，但她们常被限制自由，工资低廉，无工会保障。例如纺织厂女工普遍要在宿舍集中居住，不能随意外出。在这样的境况下，男女平等连萌芽都谈不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一个军事化帝国的崩溃。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东京大轰炸，以及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的丧失，让日本精英阶层意识到，旧体制已经彻底走到尽头。
战败后，日本迎来了盟军占领时期（1945-1952），最高统治机构是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司令官为麦克阿瑟将军。GHQ的首要目标是：解散日本军队，废除军国主义体制；重塑日本政治制度，防止军国主义复辟。
《大日本帝国宪法》本质上是明治天皇赐予的宪法，核心权力集中于天皇，议会作用有限，内阁对天皇负责而非对国会负责。这种体制被认为是军国主义得以滋生的重要土壤。麦克阿瑟与GHQ法律顾问们认为，要彻底改变日本，必须削弱天皇的政治权力，确立议会主权与普选制，确保人权与性别平等；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
战败后，日本政府尝试自行起草新宪法，但其方案基本保留了天皇的统治权和军队存在的可能性。GHQ认为这与民主化目标背道而驰，直接否决。
1946年2月，GHQ在仅一周时间内完成了宪法草案。面对占领当局的强势，日本政府在形式上保留了立法程序：草案提交国会审议，经过修订后于1946年11月通过，并于1947年5月3日正式生效。虽然日本人参与了修改，但核心框架和精神来自GHQ。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主权在民”，这是对“天皇主权”时代的彻底否定。天皇成为象征性元首，不再拥有统帅权和立法权；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并不维持陆海空军。这为日本战后几十年的和平外交奠定了基调（尽管后来的“自卫队”绕过了这一禁令）；宪法保障所有成年人（无论性别）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女性首次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参与资格。这在当时亚洲国家中极为罕见；全面保障基本人权，包括言论、出版、结社、信仰自由，以及居住迁徙、财产权、劳动权等。宪法第14条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门第而受歧视”；宪法第25条提出“生存权”概念，要求国家保障国民“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为日后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医保、失业保险）提供了宪法依据。
这个草案，从根本上重塑了日本政治结构。新宪法奠定了日本的议会内阁制框架，内阁对国会负责，选举制度从此稳定运行。多党制得以确立，政权和平交替成为可能。
1946年4月的众议院选举，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参政，39名女性当选议员。此后女性受教育率与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尽管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但法律上已经消除了制度性障碍；1950年代起，日本陆续建立全民医保（1961年实现全民覆盖）、公共养老金制度（1961年创立国民年金），并不断扩充教育与住房保障。
通过禁止战争、解散军队、普及和平主义教育，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对战争的反思与否定态度。这不仅影响外交政策，也深刻影响了国民价值观。政治稳定、社会和平、美国的安全保障，加上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刺激，使日本在1950-197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民主制度与和平宪法也帮助日本摆脱战犯国形象，重回国际社会。
毫无疑问，《和平宪法》在起草与通过过程中，美国占据了绝对主导，日本缺乏自主性。但这部宪法的成果——政治民主化、法律平等、人权保障——在战后七十多年里，成为日本社会的根本框架。
它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美国强力推动，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战败后的国民心理——对军国主义的失望、对和平与繁荣的渴望——与宪法精神产生了契合。从这个角度看，二战的失败，虽是国运的低谷，却为日本社会带来了重生：它从一个封闭、等级森严、军事扩张的帝国，变成了一个开放、法治、和平的民主国家。这条道路不是自发的，却成为日本战后发展的坚实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