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又到七七事变纪念日，浏览网络，感慨很少看到关于抗战的文章，偶尔有了几篇，也是大词叠加口号，忽然想起总应该有人去写去读那些日子吧。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
为我们族群的那段苦难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谨以此文敬赠我们父辈、祖辈、曾祖辈的抗战。
橡树，2025年7月7日。
现在，再看七七事变，确实存在偶然与必然。
一直以来，中日等院校学界都在探究七七事变真相，结论很多，争议也多。
近二十年来，我每次找到更新的七七事变资料进行推演，都是感慨诸多。
很多事情不知道便不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一种心累。
我一贯认为，分析一段历史、一个事件，都需要将之放在时空维度，维度尽量大，结论也就尽量靠近真实。反之，如是就事论事去观察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结论无非你所情愿，也就谈不上真实了。
这里，综合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直至九一八事变日军吞掠东北，中国对日抗战帷幕拉开，可以看到，当时东北抗联抗战之外，更相继爆发较大规模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等等大规模抗战。
相比九一八事变，中国在1932-1936年的抗战更为主动和顽强，并且以惨重牺牲取得一定局部胜利，以至于一些史书和网文都记载为“大捷”。
各种“大捷”叙事流行至今，难免热血上头，故而国军敢死队用大刀砍翻了日军成为“标本历史”，传说诸多，绘声绘色，荒唐更深。
其实，在1932-1936年的抗战阶段，因为中日国力军力本就差距太大，再加上关东军占领东北，俘获张学良号称亚洲最大规模的奉天兵工厂，实际战力更是陡然领先国军，双方交战，伤亡交换比经常夸张，不提也罢。
这个时间段几乎与民国的“十年经济发展”重叠，中国需要首先发展经济，然而花钱买进设备，建设关内的“奉天兵工厂”，发展军工，发展国防。
如要做到这点，时间，就是必要前提。
于是，有限妥协，隐忍签约，争取时间，也就成为国民政府在这个阶段的抗日总方针。
再于是，中国屡败屡战、步步退让成为常态。
日本民粹情绪高涨，从天皇到士兵、平民，都是步步紧逼，更加骄狂。
日本的骄狂，成为七七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简介日本何以在平津地区部署“中国驻屯军”。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是满清向列强开战失败及1900年签订《辛丑条约》的产物，日本以保护路矿港口侨民为由，以一个步兵旅团及炮兵联队、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航空队、宪兵队等特殊兵种部队，主要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及控制周边的交通要道。
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隐患。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海光寺，七七事变之时，日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中将（他七七事变之后脑溢血猝死，由香川清司中将接任），下辖一个步兵旅团，旅团长为河边正三，以及炮兵联队、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航空队、宪兵队等特殊兵种部队，总兵力约近6000人。
此外，日军还控制华北地区冀东保安队、蒙汉回自卫军等杂牌伪军5万人。
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第1联队驻守在北平，联队长是牟田口廉也大佐，第2联队驻守在天津，联队长是萱高大佐。
可见，直接关联七七事变的日军人物，就是河边正三少将、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第1联队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其中，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及日军第3大队正是在宛平外围举行实兵演习，藉口“士兵失踪”挑衅中国守军和率先炮轰、进攻宛平城的元凶。
一木清直后来在1938年3月叙功晋升中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
1941年，他晋升大佐，为主力部队第28联队长。
太平洋战争期间，一木清直及第28联队调往南方战场，加强编成近4000人的旭字一木支队，在1942年8月作为突击部队，参加瓜岛战役。
当时，已经50岁的一木清直本该为日军一位成熟将领，却又鸡血上头，极端轻蔑美军贪生怕死，完全无视战场态势，所部登陆未逢美军之前，数次电报自嗨“如入无人之境”……
最终，他极为愚蠢地指挥900人轻步兵，分为两波，强攻美军万余海军陆战队及雷区和坚固阵地。
这场鸡蛋碰石头的激战，结果毫无悬念。
一木清直及其登岛日军全部被美军大炮、坦克、重机枪等打成渣渣。
50岁的人，狂妄如斯。
就此可想，他在45岁，如何狂妄。
再说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这也是一位狂人。
1937年7月7日，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事变突发，牟田口廉也即为现场最高指挥官，下达了开火命令，引发了卢沟桥事变，为挑起中日全面战争的直接责任人。
后来，牟田口廉也叙功得到天皇嘉奖并升为少将，1941年4月为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编入日本南方军，参加新加坡战役立功，升任驻缅甸第15军司令官，辖3个师团及特种部队共计15万余人马。
时年牟田口廉也走马上任，完全无视印缅交界地区的科希马丘陵和那加山脉等地形极端复杂，无路可走，机械化部队难以机动，后勤无法保障，没有制空权，雨季洪水极端天气等等实际战场条件，匆忙制订了全力以赴，20天攻略英帕尔、科希马、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乌号作战”计划。
一个纸面光鲜却又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
然而，牟田口廉也笃信经过“乌号作战”，即可扶持建立印度（东部）傀儡政权，不仅一劳永逸截断中印公路后勤线，也可以帮日本打开南亚局面。
完全就是当年七七事变吞掠华北扶持伪政权的翻版。
1944年3月8日，56岁的牟田口廉也亲率日军3个师团、伪印度国民军第1师（俘虏印度士兵编制伪军）等共10万人，发动“乌号作战”，翻山越岭，向印度的英帕尔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势。
旋即，日军遭到绝对优势的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队的联合反击。
结果毫无悬念，日军深陷盟军、痢疾、疟疾、大雨、饥饿等等重围，全线崩溃，牟田口廉也愤怒之下，完全无视日军由天皇任命合格撤销师团长的惯例，一气将三个师团长全部撤职，创日军历史奇闻……
是役，牟田口廉也所部日军减员十之七八，死里逃生的日军官兵称之为“鬼畜牟田口”。
如此再看，55岁的牟田口廉也如此不恤下属，好大喜功，本质与一木清直完全一样，就是极端的自负、狂妄。
（战后，牟田口廉也被问责撤职，编入预备役，战后幸运移送至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得以安享晚年。）
再看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河边正三与前二者不同，为日军将星辈出的1912年陆大第27期的第二名、“军刀组”成员，与东条英机、冈部直三郎、今村均、本间雅晴、横山勇、矶谷廉介等人同学，为日军影响较大的将领之一。
1936年4月，河边正三被任命为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
七七事变爆发，河边正三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
当时，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患病住院，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职，于是电令河边正三速返北平约束部队和善后事件。
河边正三回到北平丰台镇，与牟田口廉也等人一起布置部队继续攻击中国军队及宛平城，并且亲自下令炮轰宛平城。
当时，中日长期对峙，双方冲突从拳棒互殴，枪弹对射都是“常态”，如今炮声一响，炸毁我方专员公署建筑，炸伤了宛平守军营长金振中等多人，使得七七事变即刻升级……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启动侵华战争，日本调集关东军、朝鲜军和其他部队与华北驻屯军整编为华北方面军，河边正三出任副参谋长，开始侵华军事生涯，陆续为日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部长、华中派遣军参谋长、第3军司令官、缅甸方面军司令官。
在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任上，河边正三为“鬼畜牟田口”的“乌号作战”支持者，二人同样热切战功，无视作战不利，伤亡惨重，一味蛮干，最终酿成惨败，二人转而内讧，互相推责，最终双双撤职回国。
（河边正三资格深、人脉广，几经活动，他在1945年3月晋升陆军大将，为防卫本州中部的第15方面军司令官、陆航总军司令官、以及日本投降后为第一复员军司令官，逃过战后审判，也是安享晚年。）
综上来看，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直至旅团长河边正三，他们在侵华战争及二战期间都是同样的急于建功立业，军事生涯也就都是诠释了当时日本陆军的三个特点：
骄狂、骄狂、还是骄狂！
就此，在日军“下克上”最为疯狂的时代，在骄狂的日本天皇的默许下，无数骄狂日本人“立功心切”，终于挑动战火，给中国带来莫大苦难。
当然，骄狂之外，另有中日政治外交和军事博弈等更深层原因。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政高层迅速出现“非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应变态度。
以近卫文磨、石原莞尔为代表的“非扩大派”认为日本应该战略关切苏联，避免中日全面战争、故而适当施压中国即可，不能扩大战争。
以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参谋本部若干部门领导及少壮参谋为代表的“扩大派”则列举1932-1936年期间的中日战争，主张扩大战争一劳永逸解决华北问题。
为此，7月8日，“非扩大派”推动日本内阁和外交通过“不扩大事件和局部解决”的政策，训令日本军政一律恪守。
然而，7月9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却又为日本善后决策，专门制定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含糊提出要以武力，将事件控制在平津地区，以及“为保护侨民”，战事可能最大限度外溢山东地区。
两条政策存在缝隙如此明显，却又同时发布，如无高度控权的日本天皇默许，绝无可能。
这个缝隙也就为骄狂的日军提供了“下克上”及扩大事态的理由。
就此，在七七事变至八一三淞沪抗战的57天，中日开始了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大博弈。
当时，中国方面在平津地区驻军为宋哲元第29军，辖有陆军第37、第38、第132、第143师，第9骑兵师、特务旅，加上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
看似重火力和空军不如日军，第29军兵力却又占据绝对优势。
故而，当时现在，都有文人写史认为，七七事变之后，如是第29军全军抵抗，以优势兵力主动出击，围歼区区数千中国驻屯军，即可避免全局被动。
然而，现代战争体系复杂，并非横店影视剧的“数人头、打鸡血”的爽战。
前文提及，日军分散驻守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军事基地，控制周边的交通要道，现代战争并非横店影视剧的“数人头”，一旦战事爆发，日军即可从朝鲜、东北抽调援军快速沿北宁线入关参战。
同时，日海军也可从本土运载援军从天津、青岛等地登陆参战。
这样一来，第29军可能主力尚未集结，即可被优势日军各个击破。
因此，事件爆发，在日本“扩大派”与“非扩大派”在纠结决策同时，国民政府和第29军高层对于善后事件却又发生了极大战略分歧。
第29军高层认为不能打，只能谈判解决问题。
7月12日，本着息事宁人原则，第29军代表及实际二号实权人物张自忠与日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然而，第29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二号领导秦德纯相对亲和南京，却不知中日代表签署停战协定，没有报告国民政府，这也就使得国民政府与第29军互深猜忌。
于是，在依靠国民政府力量抵御外敌的关键时刻，第29军脱离中央战略与日军谈判，终于掉了“链子”。
这也为日本“扩大派”看到了离间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最终武力政治双管齐下切割华北独立的希望。
于是，就在中日地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同日，因为有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抛出《处理华北时局要领》为“扩大派”张目和埋线，日本天皇签署命令，批准了日军参谋本部秘密调动独立第1、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进入平津地区。
局势变得复杂。
当时，日本屡屡发起事变，气势咄咄逼人，中国朝野抗战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也就在第29军的“地方视角”之上，评估推测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或有三个原因：
一是抢在中国完成抗战准备之前，压迫中国屈服。
二是日本人与第29军的矛盾。
三是推动华北独立。
也就在1937年早些时候，日本人藉口冲突与华北绥远地方势力谈判，推动成立了多个地方伪政权。故而，无论日本如何企图，国民政府在这个情况下特别顾虑宋哲元与第29军出现政治意外。
就此，得悉日本与中国地方签订停战协定、日军秘密调兵华北，国民政府唯有一个决策，即无论如何，中国都需要表现一个姿态，让骄狂的日本人在决策进取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必然激烈反抗的战争风险。
这是中日双方都难以承受的战争风险。
事实上此后中日八年战争也是证明这点。
于是，国民政府也就调动西北系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4个师，北上平津，意图加强华北防务和避免华北出现政治意外。
就此，日本在七七事变的主要矛盾和对手也就从宋哲元和第29军，转移为直接针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7月17日，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等“扩大派”推动事态发展，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越过日本内阁和外交，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宋哲元道歉，免职抗战将领冯治安，第29军撤出八宝山防线，中央军停止北上平津，否则，日本将大举增兵平津及华北。
最后通牒如此骄狂和咄咄逼人，激起中国各界极大愤慨。
同日，在孔祥熙、徐世昌、何应钦、胡适等各界大佬犹豫不决之际，蒋介石力排众议，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即历史著名的庐山讲话。
讲话指出，中国对日本“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首次明确亮出了自己的底线。
7月18日，日本“非扩大派”骨干石原莞尔闻悉蒋介石庐山讲话，向陆军大臣杉山元、次官梅津美治郎提交了“华北撤军”报告，认为日本动员力量有限，为避免陷入全面和持久的战争，需要“尽量将华北日军悉数撤退山海关一线”，以中日谈判善后七七事变。
然而，石原莞尔遭到杉山和梅津联手痛骂。
就此，日本“扩大派”势力大张，更为骄狂，开始筹划增兵平津、华北。
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已经势不可免。
作者：流浪的橡树
卢沟桥事变88年纪：从冲突、停战、政治博弈、再到全面抗战
sandstone2 (2025-08-20 10:00:27) 评论 (0)题记，又到七七事变纪念日，浏览网络，感慨很少看到关于抗战的文章，偶尔有了几篇，也是大词叠加口号，忽然想起总应该有人去写去读那些日子吧。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
为我们族群的那段苦难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谨以此文敬赠我们父辈、祖辈、曾祖辈的抗战。
橡树，2025年7月7日。
现在，再看七七事变，确实存在偶然与必然。
一直以来，中日等院校学界都在探究七七事变真相，结论很多，争议也多。
近二十年来，我每次找到更新的七七事变资料进行推演，都是感慨诸多。
很多事情不知道便不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一种心累。
我一贯认为，分析一段历史、一个事件，都需要将之放在时空维度，维度尽量大，结论也就尽量靠近真实。反之，如是就事论事去观察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结论无非你所情愿，也就谈不上真实了。
这里，综合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直至九一八事变日军吞掠东北，中国对日抗战帷幕拉开，可以看到，当时东北抗联抗战之外，更相继爆发较大规模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等等大规模抗战。
相比九一八事变，中国在1932-1936年的抗战更为主动和顽强，并且以惨重牺牲取得一定局部胜利，以至于一些史书和网文都记载为“大捷”。
各种“大捷”叙事流行至今，难免热血上头，故而国军敢死队用大刀砍翻了日军成为“标本历史”，传说诸多，绘声绘色，荒唐更深。
其实，在1932-1936年的抗战阶段，因为中日国力军力本就差距太大，再加上关东军占领东北，俘获张学良号称亚洲最大规模的奉天兵工厂，实际战力更是陡然领先国军，双方交战，伤亡交换比经常夸张，不提也罢。
这个时间段几乎与民国的“十年经济发展”重叠，中国需要首先发展经济，然而花钱买进设备，建设关内的“奉天兵工厂”，发展军工，发展国防。
如要做到这点，时间，就是必要前提。
于是，有限妥协，隐忍签约，争取时间，也就成为国民政府在这个阶段的抗日总方针。
再于是，中国屡败屡战、步步退让成为常态。
日本民粹情绪高涨，从天皇到士兵、平民，都是步步紧逼，更加骄狂。
日本的骄狂，成为七七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简介日本何以在平津地区部署“中国驻屯军”。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是满清向列强开战失败及1900年签订《辛丑条约》的产物，日本以保护路矿港口侨民为由，以一个步兵旅团及炮兵联队、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航空队、宪兵队等特殊兵种部队，主要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及控制周边的交通要道。
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隐患。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海光寺，七七事变之时，日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中将（他七七事变之后脑溢血猝死，由香川清司中将接任），下辖一个步兵旅团，旅团长为河边正三，以及炮兵联队、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航空队、宪兵队等特殊兵种部队，总兵力约近6000人。
此外，日军还控制华北地区冀东保安队、蒙汉回自卫军等杂牌伪军5万人。
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第1联队驻守在北平，联队长是牟田口廉也大佐，第2联队驻守在天津，联队长是萱高大佐。
可见，直接关联七七事变的日军人物，就是河边正三少将、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第1联队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其中，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及日军第3大队正是在宛平外围举行实兵演习，藉口“士兵失踪”挑衅中国守军和率先炮轰、进攻宛平城的元凶。
一木清直后来在1938年3月叙功晋升中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
1941年，他晋升大佐，为主力部队第28联队长。
太平洋战争期间，一木清直及第28联队调往南方战场，加强编成近4000人的旭字一木支队，在1942年8月作为突击部队，参加瓜岛战役。
当时，已经50岁的一木清直本该为日军一位成熟将领，却又鸡血上头，极端轻蔑美军贪生怕死，完全无视战场态势，所部登陆未逢美军之前，数次电报自嗨“如入无人之境”……
最终，他极为愚蠢地指挥900人轻步兵，分为两波，强攻美军万余海军陆战队及雷区和坚固阵地。
这场鸡蛋碰石头的激战，结果毫无悬念。
一木清直及其登岛日军全部被美军大炮、坦克、重机枪等打成渣渣。
50岁的人，狂妄如斯。
就此可想，他在45岁，如何狂妄。
再说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这也是一位狂人。
1937年7月7日，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事变突发，牟田口廉也即为现场最高指挥官，下达了开火命令，引发了卢沟桥事变，为挑起中日全面战争的直接责任人。
后来，牟田口廉也叙功得到天皇嘉奖并升为少将，1941年4月为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编入日本南方军，参加新加坡战役立功，升任驻缅甸第15军司令官，辖3个师团及特种部队共计15万余人马。
时年牟田口廉也走马上任，完全无视印缅交界地区的科希马丘陵和那加山脉等地形极端复杂，无路可走，机械化部队难以机动，后勤无法保障，没有制空权，雨季洪水极端天气等等实际战场条件，匆忙制订了全力以赴，20天攻略英帕尔、科希马、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乌号作战”计划。
一个纸面光鲜却又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
然而，牟田口廉也笃信经过“乌号作战”，即可扶持建立印度（东部）傀儡政权，不仅一劳永逸截断中印公路后勤线，也可以帮日本打开南亚局面。
完全就是当年七七事变吞掠华北扶持伪政权的翻版。
1944年3月8日，56岁的牟田口廉也亲率日军3个师团、伪印度国民军第1师（俘虏印度士兵编制伪军）等共10万人，发动“乌号作战”，翻山越岭，向印度的英帕尔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势。
旋即，日军遭到绝对优势的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队的联合反击。
结果毫无悬念，日军深陷盟军、痢疾、疟疾、大雨、饥饿等等重围，全线崩溃，牟田口廉也愤怒之下，完全无视日军由天皇任命合格撤销师团长的惯例，一气将三个师团长全部撤职，创日军历史奇闻……
是役，牟田口廉也所部日军减员十之七八，死里逃生的日军官兵称之为“鬼畜牟田口”。
如此再看，55岁的牟田口廉也如此不恤下属，好大喜功，本质与一木清直完全一样，就是极端的自负、狂妄。
（战后，牟田口廉也被问责撤职，编入预备役，战后幸运移送至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得以安享晚年。）
再看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河边正三与前二者不同，为日军将星辈出的1912年陆大第27期的第二名、“军刀组”成员，与东条英机、冈部直三郎、今村均、本间雅晴、横山勇、矶谷廉介等人同学，为日军影响较大的将领之一。
1936年4月，河边正三被任命为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
七七事变爆发，河边正三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
当时，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患病住院，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职，于是电令河边正三速返北平约束部队和善后事件。
河边正三回到北平丰台镇，与牟田口廉也等人一起布置部队继续攻击中国军队及宛平城，并且亲自下令炮轰宛平城。
当时，中日长期对峙，双方冲突从拳棒互殴，枪弹对射都是“常态”，如今炮声一响，炸毁我方专员公署建筑，炸伤了宛平守军营长金振中等多人，使得七七事变即刻升级……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启动侵华战争，日本调集关东军、朝鲜军和其他部队与华北驻屯军整编为华北方面军，河边正三出任副参谋长，开始侵华军事生涯，陆续为日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部长、华中派遣军参谋长、第3军司令官、缅甸方面军司令官。
在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任上，河边正三为“鬼畜牟田口”的“乌号作战”支持者，二人同样热切战功，无视作战不利，伤亡惨重，一味蛮干，最终酿成惨败，二人转而内讧，互相推责，最终双双撤职回国。
（河边正三资格深、人脉广，几经活动，他在1945年3月晋升陆军大将，为防卫本州中部的第15方面军司令官、陆航总军司令官、以及日本投降后为第一复员军司令官，逃过战后审判，也是安享晚年。）
综上来看，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直至旅团长河边正三，他们在侵华战争及二战期间都是同样的急于建功立业，军事生涯也就都是诠释了当时日本陆军的三个特点：
骄狂、骄狂、还是骄狂！
就此，在日军“下克上”最为疯狂的时代，在骄狂的日本天皇的默许下，无数骄狂日本人“立功心切”，终于挑动战火，给中国带来莫大苦难。
当然，骄狂之外，另有中日政治外交和军事博弈等更深层原因。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政高层迅速出现“非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应变态度。
以近卫文磨、石原莞尔为代表的“非扩大派”认为日本应该战略关切苏联，避免中日全面战争、故而适当施压中国即可，不能扩大战争。
以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参谋本部若干部门领导及少壮参谋为代表的“扩大派”则列举1932-1936年期间的中日战争，主张扩大战争一劳永逸解决华北问题。
为此，7月8日，“非扩大派”推动日本内阁和外交通过“不扩大事件和局部解决”的政策，训令日本军政一律恪守。
然而，7月9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却又为日本善后决策，专门制定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含糊提出要以武力，将事件控制在平津地区，以及“为保护侨民”，战事可能最大限度外溢山东地区。
两条政策存在缝隙如此明显，却又同时发布，如无高度控权的日本天皇默许，绝无可能。
这个缝隙也就为骄狂的日军提供了“下克上”及扩大事态的理由。
就此，在七七事变至八一三淞沪抗战的57天，中日开始了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大博弈。
当时，中国方面在平津地区驻军为宋哲元第29军，辖有陆军第37、第38、第132、第143师，第9骑兵师、特务旅，加上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
看似重火力和空军不如日军，第29军兵力却又占据绝对优势。
故而，当时现在，都有文人写史认为，七七事变之后，如是第29军全军抵抗，以优势兵力主动出击，围歼区区数千中国驻屯军，即可避免全局被动。
然而，现代战争体系复杂，并非横店影视剧的“数人头、打鸡血”的爽战。
前文提及，日军分散驻守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军事基地，控制周边的交通要道，现代战争并非横店影视剧的“数人头”，一旦战事爆发，日军即可从朝鲜、东北抽调援军快速沿北宁线入关参战。
同时，日海军也可从本土运载援军从天津、青岛等地登陆参战。
这样一来，第29军可能主力尚未集结，即可被优势日军各个击破。
因此，事件爆发，在日本“扩大派”与“非扩大派”在纠结决策同时，国民政府和第29军高层对于善后事件却又发生了极大战略分歧。
第29军高层认为不能打，只能谈判解决问题。
7月12日，本着息事宁人原则，第29军代表及实际二号实权人物张自忠与日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然而，第29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二号领导秦德纯相对亲和南京，却不知中日代表签署停战协定，没有报告国民政府，这也就使得国民政府与第29军互深猜忌。
于是，在依靠国民政府力量抵御外敌的关键时刻，第29军脱离中央战略与日军谈判，终于掉了“链子”。
这也为日本“扩大派”看到了离间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最终武力政治双管齐下切割华北独立的希望。
于是，就在中日地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同日，因为有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抛出《处理华北时局要领》为“扩大派”张目和埋线，日本天皇签署命令，批准了日军参谋本部秘密调动独立第1、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进入平津地区。
局势变得复杂。
当时，日本屡屡发起事变，气势咄咄逼人，中国朝野抗战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也就在第29军的“地方视角”之上，评估推测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或有三个原因：
一是抢在中国完成抗战准备之前，压迫中国屈服。
二是日本人与第29军的矛盾。
三是推动华北独立。
也就在1937年早些时候，日本人藉口冲突与华北绥远地方势力谈判，推动成立了多个地方伪政权。故而，无论日本如何企图，国民政府在这个情况下特别顾虑宋哲元与第29军出现政治意外。
就此，得悉日本与中国地方签订停战协定、日军秘密调兵华北，国民政府唯有一个决策，即无论如何，中国都需要表现一个姿态，让骄狂的日本人在决策进取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必然激烈反抗的战争风险。
这是中日双方都难以承受的战争风险。
事实上此后中日八年战争也是证明这点。
于是，国民政府也就调动西北系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4个师，北上平津，意图加强华北防务和避免华北出现政治意外。
就此，日本在七七事变的主要矛盾和对手也就从宋哲元和第29军，转移为直接针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7月17日，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等“扩大派”推动事态发展，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越过日本内阁和外交，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宋哲元道歉，免职抗战将领冯治安，第29军撤出八宝山防线，中央军停止北上平津，否则，日本将大举增兵平津及华北。
最后通牒如此骄狂和咄咄逼人，激起中国各界极大愤慨。
同日，在孔祥熙、徐世昌、何应钦、胡适等各界大佬犹豫不决之际，蒋介石力排众议，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即历史著名的庐山讲话。
讲话指出，中国对日本“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首次明确亮出了自己的底线。
7月18日，日本“非扩大派”骨干石原莞尔闻悉蒋介石庐山讲话，向陆军大臣杉山元、次官梅津美治郎提交了“华北撤军”报告，认为日本动员力量有限，为避免陷入全面和持久的战争，需要“尽量将华北日军悉数撤退山海关一线”，以中日谈判善后七七事变。
然而，石原莞尔遭到杉山和梅津联手痛骂。
就此，日本“扩大派”势力大张，更为骄狂，开始筹划增兵平津、华北。
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已经势不可免。
作者：流浪的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