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的一天，晨曦初露，一架中华航空客机缓缓停靠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甫出机舱，骤然被一股热浪扑倒，与出发地温哥华的清冽凉爽形成鲜明对比。“欢迎来到台湾！”出租车司机熟悉的乡音，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车子驶向酒店。太阳渐高，热辣刺眼。透过遮阳镜，我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马路洁净，看不见随地吐痰或丢弃的纸屑；路旁楼房灰蒙蒙的，外墙带着岁月的痕迹，未经翻新；人行道上，女士们戴着墨镜撑着花伞，步履匆匆地赶路，不少人脸上还戴着口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轻便摩托车随处可见，如游鱼般穿梭于大街小巷，遇到红灯又自觉停下来。
初来乍到，陌生是肯定的；内心深处，却怀揣着一个秘密，仿佛前世今生已经来过此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趋于好转，我所在的上海静安区华山街道举办过一场“给台湾亲人的一封信”征文活动，我投去的一篇小文居然获了奖，奖品是一面镶嵌着两只金丝小猫的瓷盘。小猫很可爱，毛茸茸的身子，亮晶晶的眼珠，粉红的小鼻头，至今还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在酒店大堂寄存好行李，时辰尚早，便在附近信步闲逛。街道喧嚣，店铺林立，各式小吃琳琅满目。“尝尝吧，台湾肉粽！”店主在门口一声接一声地吆喝。一家不怎么起眼的摊子卖着令人垂涎的各色肉粽，馅子有猪肉、鸡肉、猪肝、蛋黄等。台币折算成加币，物价显得格外亲民。走不多远便是捷运站，举步可达的是名闻遐迩的台北101高塔和太平洋SOGO百货商城。
傍晚倚在床头看电视，一阵刺耳的尖叫陡然划破宁静——手机发出地震警报！床在摇晃，人如惊涛中的一叶扁舟，左摇右荡……电视上反复播报新闻：2025年6月11日晚七点，台东5级、花莲4级地震，提醒市民防范余震。
诧异地推开房门，酒店长廊上竟空无一人，人们或外出或安守室内；窗外，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一切如常。第二天，问同行的台湾朋友，她笑笑，“在台湾，经常碰到这种事！”噢，是我少见多怪了，岛民对小地震早已安之若素。
时差作祟，这夜我睡得早，很快便沉入梦境……
地震了！地在摇，人在喊……
我挣扎欲起，身子却如陷泥淖。周遭嘈杂混乱，逃难的人群狂奔，摔倒者被践踏而过……猛然间，一张熟悉的脸在我眼前闪过：他国字脸、方下巴，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踉跄着朝我奔来。
“爷爷！爷爷！”我嘶喊，伸手去抓——却抓了个空，骤然惊醒……
史料记载：1946年12月4日，深夜10:46，台湾发生里氏6.7级强震，夺74命，伤384人，毁屋700栋。
彼时，祖父正在台湾，他是这场大地震中不幸的亲历者，又是幸运的生还者。如今，隔着八十年的风雨烟尘，我和祖父的足迹又重叠于这片土地，更不期然地同与地震相遇。这难道是冥冥之中的约定吗？台湾，这块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竟与我祖孙二人结有如此奇妙的缘分！
“爷爷在台湾只待一年就回来了，他说天太热，受不了。”祖母提起旧事，祖父总是缄口不言。祖父老了，年逾古稀，体态清瘦，不苟言笑。他常年穿着灰蓝色的长衫，遇到重要场合，则换上蓝卡其布中山装。临出门，必立于衣柜镜前，细细抚平衣角，翻好领子，嘴角微微上扬，凝成一个从容的微笑。那年头，精致和美丽已不再被人提起，幼年的我还没见过谁像祖父那样讲究仪表。每逢圣诞节，祖父总要对家人说上一句：Merry Christmas! 老人从没学过英语，口中何以蹦出这个洋词，原来他早年跟随的上司是孙科，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典型的留美归国人士。同事之间，每年的圣诞派对是绝对不可少的。祖父受过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踏实勤勉，做事一丝不苟，深得上司器重。
一直以来，祖父的生平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青年的他担任过铁道部部长孙科的秘书。壮年的他为什么要远离妻子和独儿，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又在第二年返回？从长辈们碎片式的叙述中，我要努力拼凑出一幅祖父的完整画像。
此番专程从加拿大来台湾，也是为了了却这一心愿。多日来，我辗转于国立图书馆、国史馆和台大图书馆，在电子库和故纸堆里苦苦搜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经多方查证，我终于找到了当年赴台人员的资料。1946年5月，由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引荐，任显群接替严家淦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祖父亦跟随任显群渡海来台。任显群任交通处长不足一年，创设了台湾省公路局和航运公司，并将松山军用机场半辟为民用，谋划发展对外航空。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风云突变。任显群被召回上海，祖父亦随之归返。
这一年无异于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地理学意义上的震灾和政坛上的突变，都不是普通人掌控得了的。返沪后，祖父先是在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任职，并参加了经济学家许涤新主办的华东地区财经学习班，后来在原闸北区(今静安区）老北站附近一家粮管所做到退休。
此刻，我不得不说出一桩在心底埋藏许久的往事。由于历史原因，祖父晚年被迫放下手中的算盘，去清洗公共厕所的马桶和地板。寒冬腊月，老人的双手骨节处生满了冻疮，掌面鼓得像两只馒头，还要戴上硬梆梆的塑胶手套，握着铁钩去通那污迹斑斑的阴沟。每当夜幕降临，这位瘦弱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出现在弄堂口，总有一位眼尖的小女孩第一时间等在那儿，叫喊着爷爷、爷爷，张开小手向他扑去。这祖孙相拥的场景，许多年后还被老街坊们津津乐道着。
在台北的短短一周，我走访了不少地方，中正纪念堂、忠烈祠、大稻埕、龙山寺、城隍庙、西门町、牯岭街……每到一处，我都刻意寻找着祖父留下的足迹。傍晚的淡水河边，夕阳把对岸的观音山染成橘红色。我痴痴地望着河面，想像着当年祖父从这里搭渡轮去基隆视察港口。祖父拎着公文包踏上甲板，微风掀起了他的衣角，他习惯性地用手把衣裳抚平。回望岸边，他的脸上现起那独特的表情，嘴角上扬，凝成一个永恒的微笑……
祖父的船愈行愈远，我的心却离他愈来愈近。
台北, 尋找祖父的足跡
barberry (2025-08-20 10:27:42) 评论 (5) 六月中旬的一天，晨曦初露，一架中华航空客机缓缓停靠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甫出机舱，骤然被一股热浪扑倒，与出发地温哥华的清冽凉爽形成鲜明对比。“欢迎来到台湾！”出租车司机熟悉的乡音，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车子驶向酒店。太阳渐高，热辣刺眼。透过遮阳镜，我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马路洁净，看不见随地吐痰或丢弃的纸屑；路旁楼房灰蒙蒙的，外墙带着岁月的痕迹，未经翻新；人行道上，女士们戴着墨镜撑着花伞，步履匆匆地赶路，不少人脸上还戴着口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轻便摩托车随处可见，如游鱼般穿梭于大街小巷，遇到红灯又自觉停下来。
初来乍到，陌生是肯定的；内心深处，却怀揣着一个秘密，仿佛前世今生已经来过此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趋于好转，我所在的上海静安区华山街道举办过一场“给台湾亲人的一封信”征文活动，我投去的一篇小文居然获了奖，奖品是一面镶嵌着两只金丝小猫的瓷盘。小猫很可爱，毛茸茸的身子，亮晶晶的眼珠，粉红的小鼻头，至今还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在酒店大堂寄存好行李，时辰尚早，便在附近信步闲逛。街道喧嚣，店铺林立，各式小吃琳琅满目。“尝尝吧，台湾肉粽！”店主在门口一声接一声地吆喝。一家不怎么起眼的摊子卖着令人垂涎的各色肉粽，馅子有猪肉、鸡肉、猪肝、蛋黄等。台币折算成加币，物价显得格外亲民。走不多远便是捷运站，举步可达的是名闻遐迩的台北101高塔和太平洋SOGO百货商城。
傍晚倚在床头看电视，一阵刺耳的尖叫陡然划破宁静——手机发出地震警报！床在摇晃，人如惊涛中的一叶扁舟，左摇右荡……电视上反复播报新闻：2025年6月11日晚七点，台东5级、花莲4级地震，提醒市民防范余震。
诧异地推开房门，酒店长廊上竟空无一人，人们或外出或安守室内；窗外，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一切如常。第二天，问同行的台湾朋友，她笑笑，“在台湾，经常碰到这种事！”噢，是我少见多怪了，岛民对小地震早已安之若素。
时差作祟，这夜我睡得早，很快便沉入梦境……
地震了！地在摇，人在喊……
我挣扎欲起，身子却如陷泥淖。周遭嘈杂混乱，逃难的人群狂奔，摔倒者被践踏而过……猛然间，一张熟悉的脸在我眼前闪过：他国字脸、方下巴，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踉跄着朝我奔来。
“爷爷！爷爷！”我嘶喊，伸手去抓——却抓了个空，骤然惊醒……
史料记载：1946年12月4日，深夜10:46，台湾发生里氏6.7级强震，夺74命，伤384人，毁屋700栋。
彼时，祖父正在台湾，他是这场大地震中不幸的亲历者，又是幸运的生还者。如今，隔着八十年的风雨烟尘，我和祖父的足迹又重叠于这片土地，更不期然地同与地震相遇。这难道是冥冥之中的约定吗？台湾，这块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竟与我祖孙二人结有如此奇妙的缘分！
“爷爷在台湾只待一年就回来了，他说天太热，受不了。”祖母提起旧事，祖父总是缄口不言。祖父老了，年逾古稀，体态清瘦，不苟言笑。他常年穿着灰蓝色的长衫，遇到重要场合，则换上蓝卡其布中山装。临出门，必立于衣柜镜前，细细抚平衣角，翻好领子，嘴角微微上扬，凝成一个从容的微笑。那年头，精致和美丽已不再被人提起，幼年的我还没见过谁像祖父那样讲究仪表。每逢圣诞节，祖父总要对家人说上一句：Merry Christmas! 老人从没学过英语，口中何以蹦出这个洋词，原来他早年跟随的上司是孙科，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典型的留美归国人士。同事之间，每年的圣诞派对是绝对不可少的。祖父受过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踏实勤勉，做事一丝不苟，深得上司器重。
一直以来，祖父的生平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青年的他担任过铁道部部长孙科的秘书。壮年的他为什么要远离妻子和独儿，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又在第二年返回？从长辈们碎片式的叙述中，我要努力拼凑出一幅祖父的完整画像。
此番专程从加拿大来台湾，也是为了了却这一心愿。多日来，我辗转于国立图书馆、国史馆和台大图书馆，在电子库和故纸堆里苦苦搜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经多方查证，我终于找到了当年赴台人员的资料。1946年5月，由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引荐，任显群接替严家淦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祖父亦跟随任显群渡海来台。任显群任交通处长不足一年，创设了台湾省公路局和航运公司，并将松山军用机场半辟为民用，谋划发展对外航空。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风云突变。任显群被召回上海，祖父亦随之归返。
这一年无异于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地理学意义上的震灾和政坛上的突变，都不是普通人掌控得了的。返沪后，祖父先是在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任职，并参加了经济学家许涤新主办的华东地区财经学习班，后来在原闸北区(今静安区）老北站附近一家粮管所做到退休。
此刻，我不得不说出一桩在心底埋藏许久的往事。由于历史原因，祖父晚年被迫放下手中的算盘，去清洗公共厕所的马桶和地板。寒冬腊月，老人的双手骨节处生满了冻疮，掌面鼓得像两只馒头，还要戴上硬梆梆的塑胶手套，握着铁钩去通那污迹斑斑的阴沟。每当夜幕降临，这位瘦弱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出现在弄堂口，总有一位眼尖的小女孩第一时间等在那儿，叫喊着爷爷、爷爷，张开小手向他扑去。这祖孙相拥的场景，许多年后还被老街坊们津津乐道着。
在台北的短短一周，我走访了不少地方，中正纪念堂、忠烈祠、大稻埕、龙山寺、城隍庙、西门町、牯岭街……每到一处，我都刻意寻找着祖父留下的足迹。傍晚的淡水河边，夕阳把对岸的观音山染成橘红色。我痴痴地望着河面，想像着当年祖父从这里搭渡轮去基隆视察港口。祖父拎着公文包踏上甲板，微风掀起了他的衣角，他习惯性地用手把衣裳抚平。回望岸边，他的脸上现起那独特的表情，嘴角上扬，凝成一个永恒的微笑……
祖父的船愈行愈远，我的心却离他愈来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