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善良之错，决定性的是利益之争。
电视剧《生万物》试图摆脱“阶级斗争”的陈旧话语，转而强调人性的善恶。但在叙事过程中，摇摆不定，虎头蛇尾，使得剧情逻辑前后失衡。事实上，还有一条更接近现实的叙事路径——利益之争。
纵观历史，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是围绕利益而生。大地主宁家与佃户的冲突，本质就是“佃与不佃”的问题。契约在前，佃户耕种，地主收租，这是基于利益交换的常态。若佃户因病、因灾或因力不逮而无法履约，就涉及社会再分配的问题。现代有社保、医保和退休金，旧时代虽无制度保障，但也常有良善地主施舍粮钱，帮助佃户渡过难关。然而地主的财富并非无尽之源，他们也需依靠节约与再生产维持。
如果人人像铁头一样无法交租，地主同样陷入困境。贫穷并非单一原因，而是系统性的。灾年之下，无论是佃户还是地主，都无法幸免。欠债还债，天经地义；善良必须出自自愿，而非胁迫。暴力掠夺必然导致反噬，破坏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也动摇了社会的稳定与民族的延续。
因此，阶级分野与善恶之分固然可以作为分析角度，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社会能否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利益的分配与博弈。掌握这一逻辑钥匙，才能更清晰地看待社会运行的规律。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土地矛盾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绝迹。根源正在于缺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一个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制度，应当合法、公平，并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生万物》的结局，无论是宁财主、费左氏继续持地放贷维持表面秩序，还是铁头、大脚们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完成社会转型，如果没有建立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上，都难以取得长久的成功。
土地革命之后，中国大陆一度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然而不久，国家又将土地收归集体，搞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由少数精英代替农民来管理土地。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食堂运动使社会走向不可持续，直至“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自留地、不许多养家禽，国家经济一度濒临崩溃。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积极性部分释放，经济自然回暖，但土地始终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并未真正掌握土地。在城市扩张和国家征地中，农民利益难以保障，矛盾四起，犹如塞外狼烟。
可见，土地与农民的利益始终是中国大陆最棘手、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之一。如果不能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社会的稳定与长久繁荣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