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希望

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2月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历史，也对俄罗斯本国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政治上，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受损，同时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广泛的谴责和制裁；经济上，由于受到主要是美欧国家的严厉制裁，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能源出口下跌，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凝聚力受到冲击，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复杂；军事上，俄罗斯消耗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却并未按计划实现战略目标（下图 The Times）。三年多的战争和巨大的国力消耗没有迫使乌克兰停止敌对行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却愈发恶化，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有增无减。战争的结果是，普京的俄罗斯变得更加压制，反西方主义在整个俄罗斯社会中都变得更加普遍。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包括高级官员和许多国家最富有的人，现在将西方视为致命的敌人。

三年来，美国和欧洲官员在反对普京的侵略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但美国欧盟与俄罗斯愈发敌视的关系，也悄然支持了普京的叙事，即西方对俄罗斯看不顺眼，双方对事物的看法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西方领导人因缺乏长期连续性的俄罗斯战略，其涉俄的言词和方法备受诟病。例如，2024年，欧盟的最高外交官、前爱沙尼亚总理、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指出，西方领导人不必担心北约对乌克兰胜利的承诺会导致俄罗斯分裂。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立即散发了这一说法，以证明肢解俄罗斯是西方的最终目的。

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迅速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普京不确定川普会成功地推动欧洲恢复与俄罗斯的联系。但普京知道，2028年选出的美国新政府很可能改变川普2.0政府的政策。因此，普京不会改变他与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战略关系。克里姆林宫将继续采用中国技术（包括数字技术），俄罗斯也将维持其对中国大陆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依赖，并加深与北京的安全联系，即使这意味着莫斯科与华盛顿的碰撞。与此同时，川普的对俄绥靖战略反到激励他欧洲国家领导人，加倍奉行对莫斯科的遏制政策，甚至不惜完全与俄罗斯为敌。即便如此，普京的政权肯定不会从内部崩溃。

但总有一天，普京将退出历史舞台（下图 The New Yorker）。即使俄罗斯的下一任领导人出自普京的核心圈子，她/他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制定俄罗斯未来政策，并有一些实用的动机来纠正现行的普京路线，如重新平衡其外交政策。因此，现在的欧洲领导人应当在加重对俄罗斯威慑的同时，开始为普京从舞台退出而开放的机会之窗做好准备。欧洲领导人应该提出与俄罗斯建立新关系的愿景，让俄罗斯成为西方可靠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就像二次大战后的西德那样。欧洲将与俄罗斯和平共存，在双方实行军事武器控制的同时实现经济相互依存。

西方的普京之后对俄政策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因为克里姆林宫并非铁板一块。不是俄罗斯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像普京那样对反西方走火入魔。实际上许多俄罗斯精英在私底下承认，乌克兰的战争不仅是一种道德犯罪，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这些的实用主义者，憧憬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在普京时代结束时，这些实用主义者很有可能在政府的内斗过程中占上风。

反之，如果西方领导人继续坚持没有必要与俄罗斯共存和互惠互利，他们有可能将克里姆林宫未来领导人置于险境，让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铁杆普京路线接班人。西方有些人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认定他们没有能力塑造俄罗斯的发展轨迹。但就此认输是不明智的 - 西方国家的工具箱里尚有许多可以致胜的工具。以上是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以及中俄关系的专家Alexander Gabuev，中文名陈寒士，对西方应如何与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打交道的观点。以下是陈寒士这篇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题为“The Russia that Putin made”文章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堡垒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头两个任期（2000年-2008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激增，西方对俄罗斯的投资，市场改革以及私企拥有者的企业家精神，帮助俄罗斯的GDP几乎翻了一番。俄罗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自由。尽管其后的2010年代，由于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商品价格回落致俄罗斯经济增长逐渐消失，但社会契约仍基本完好无损。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及久战不停，俄罗斯经济和经济支撑的社会契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克里姆林宫面临 “不可能三元素”（经济学家普罗科本科Alexandra Prokopenko语）：克里姆林宫需要为一场越来越昂贵的战争提供资金，维护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保护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稳定。

令人掉眼镜的是，普京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战争资金方面：2025年至2027年之间，俄罗斯政府计划将其国家预算的约40％用于国防和安全上，同时缩减诸如医疗保健和教育一类的其他优先事项。在经济上，在2022年略微下降后，俄罗斯的GDP在2023年增长了3.6％，在2024年又增长了4.1％，这都归功于国防支出（下图 EUROMAIDAN/The Moscow Times）。而影响到公民的生活水平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直到2024年底才出现。

如果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的话，俄罗斯政府可能会隐瞒其经济恶化，而不至于承受严重的压力。因为克里姆林宫已将批评战争和俄罗斯军方定为犯罪，并发起针对知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法律起诉。俄政府还极大地扩大了被正式认定为“外国特工”的名单，发动了对“不受欢迎”的组织的攻击，向战争批评人士提供了选择：要么去国外流放，或接受在家软禁。

当普京批评说战争成本过高时，他也同时利用战争作为财富重新分配的工具 - 当然，主要受益者是他那些亲朋好友和团伙成员。这些人在诸如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这类强力人士的支持下，通过购买折旧的资产或被没收的（离开俄罗斯的）外国和跨国公司资产致富。除了超级富豪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如数十万（尤其是金融和商业服务的）白领专业人士和从制裁中赚钱的企业家，也受益于战争。

最后，普京通过高薪收买被动员到前线的男子，军工厂的职工及其家人来获得支持。据克里姆林宫称，2024年6月，在前线打仗的约70万俄罗斯士兵，他们的平均工资近每月$2,000，是全俄平均水平的两倍，是这些士兵家乡平均水平的四倍（下图 The World）。自入侵开始以来，普京政府已向超过80万伤亡的俄军家属支付款80,000美元/每家。因此，克里姆林宫的财务支持造就了这么一批物质“富”人，他们的物质进步以及他们的职业生涯因俄乌战争而受益。

战争也已开辟了俄罗斯公共部门工人实现职业攀升的渠道 - 到被占领的领土工作就可能获得晋升。此外，对于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如果受雇于反情报和执法部门并抓获西方和乌克兰特工、缓和消减反战活动分子的激进言行等，现在都有可能借此攀登职业阶梯。这样一来，俄罗斯官僚机构变得更加政治化 - 即使在以前相对务实的机构（如中央银行）中，受西方培训的技术专家也成为对抗西方制裁的战士。

近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追求广泛的社会工程学，以建立俄罗斯民众心理上的对西方不信任。俄罗斯所有院校每周举行宣传教育会议，老师/教授会讲述爱国主义的亲战叙事。国家在娱乐和文化方面进行更多的干预，给持不同政见者作家标记“极端主义者”；并组织对反战自由主义艺术表演的审判；学习中共建立数字铁幕，取缔Instagram和Facebook以及限制YouTube。总之，普京政权利用政府资源和各种明的暗的手段来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俄罗斯堡垒”。

话虽如此，一次偶然的黑天鹅事件就可能会毁掉坚固的“俄罗斯堡垒”。阿萨德政府在叙利亚的突然崩溃表明，即使是最残酷的政权也可能比表面上更脆弱。因此，世间一切皆可 - Never say never.

战争改变俄中关系

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永久改变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三个目标：建立联盟以支持其战争努力，维持制裁下的经济，并伺机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进行报复。俄罗斯官员愿意向尤其是朝鲜，伊朗及其代理人（如也门的胡塞民兵）这类政权和实体进行重大新投资。如果俄乌战争结束并且美国取消了制裁，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暂停一些最为公开的反美活动，包括向胡塞民兵等美国敌人提供武器。但是，一旦川普团队的关注转向，它完全可能恢复这些敌视美国的活动。克里姆林宫还致力于通过大量打折增加向印度和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出口打折俄罗斯商品来维持和扩大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决绝地转向了中国（下图 U.S. Institute of Peace）。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通过维持与欧洲的贸易，财务和技术联系来对冲自己与中国大陆关系中的弱势。但2022年以来，莫斯科为换取北京的战争支持，而接受了对北京更深层次的依赖这一现实。部分归功于流入俄罗斯的中国大陆关键军武零部件，以及中国大陆的关键经济支持，克里姆林宫得以开展持续三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经济能撑到现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大陆购买了俄罗斯（油气）出口的30％，大大高于高于2021年的14％。北京还为莫斯科提供了由人民币结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来进行外贸。

俄罗斯赌上自己的国运，认为这种对华依赖终将获得回报。克里姆林宫认为加强与北京北这个华盛顿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关系，是平衡美国全球首要地位的战略投资。因此，俄罗斯现在为中国提供武器设计。在2022年之前，它是不愿分享这类军事技术的。俄罗斯鼓励其实验室和大学与中国大陆合作，并在自然科学，应用数学，IT和宇航科学领域启动中俄联合项目，为北京创新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在华为等中国大陆科技公司里工作的俄罗斯人的数量已大量增加。莫斯科通过陆路向北京提供石油和天然气，以及中国核武器计划所需的铀，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封锁，同时让北京获得廉价资源。

欧洲的因应

川普总统尝试以他对普京展开的魅力攻势（下图 The Times），来兑现在2024年连任的竞选中不让中俄“抱团取暖”的承诺。但无论川普如何施展他的外交技能，欧洲国家都要确保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不会构成对欧洲的威胁。最新的川普欧洲国家会面表明，欧洲尽其最大努力去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企图，并极力争取在美国的支持下做到这一点。如果川普的团队不参与不配合的话，欧洲领导人应努力与包括外交政策从业人员，军事领导人和国防工业领袖在内的美国盟友一道，构建跨大西洋联盟，最好通过北约，来实现这一目标。

首要任务是扩大国防生产。决策者在解决欧洲自己的经济增长缓慢的同时应当要加强欧洲的安全。否则，领导人的不作为只会鼓励那些反对增加国防支出并绥靖普京的民粹主义者。欧洲和美国还必须反击俄罗斯所谓的影子战争。莫斯科已经开发了各种方法来破坏民主国家的安全和政治，包括破坏行为，有针对性的杀戮，在线虚假信息以及对选举的干预。西方国家必须开发一个与俄罗斯混合战争升级针锋相对的框架。美国以及欧洲将需要在反情报，反恐和有组织的犯罪方面进行世代化的投资；警惕克里姆林宫利用欧洲的激进伊斯兰教和极右翼极端主义。

除加强威慑外，西方领导人，尤其是欧洲领导人，必须开始对俄罗斯的未来做好准备。由于多年的军事过度投资，对尖端技术的机会减弱，对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以及乌克兰战争加剧的人口下降趋势，普京的继任者将接手的俄罗斯肯定会非常不平衡。鉴于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和执法精英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巨大的投入，普京的接班人没有动机来与过去进行彻底切割。甚至最务实的俄罗斯人都不会想要与中国大陆交恶，建立对抗性的关系。但是，俄罗斯精英中有一个相当大的实用主义派系知道，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灾难。这些精英希望逐渐放弃普京遗产中对俄罗斯未来最为负面的敌视西方政策，但这些俄罗斯精英必须首先要有通往西方的大门。

软化立场

改变西方有关俄罗斯的信息，并使新信息连贯。在欧洲，各国政府对俄罗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愿遵循川普（媚俄）做法的欧洲决策者和美国政客可以从构建更稳定的安全关系着手对俄政策（下图 IISS）。西方与俄罗斯间的武器控制的强大验证机制和通信渠道，可被用于管理意外突发事件。如果西方和俄罗斯的谈判者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下一步将是开展类似美苏战略武器条约的削减武器协议谈判。如果俄罗斯准备在颠覆民主国家一事上妥协，双方可以讨论限制他们对彼此国内政治的干扰的方法。

经济相互依存曾经是俄罗斯和西方的繁荣来源。当普京离开政坛时，欧洲很可能已经完全脱离了对俄罗斯商品的依赖。如果可能的话，恢复某些俄罗斯原材料的进口不但不会威胁到欧洲的独立性，它还能使欧洲供应链多样化。在购买俄罗斯原材料的同时，减少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这样可以一箭双雕，在俄罗斯受益的同时，让中国大陆受损。但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和解并非实质性的，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罪行依然需要解决。即使莫斯科和北约开始在导弹上进行武器控制对话，任何恢复与俄罗斯完全经济联系的未来项目都将需要为乌克兰的重建甚至某种形式的赔偿而创建资金。

当然，莫斯科不太可能接受诸如“赔偿”这类词，至少在任何官方文件中都不会接受。但是，西方可以在出售给欧洲的俄罗斯商品中课以特殊税，从而为乌克兰持续筹集资金。或者，俄罗斯在一定时期内支付其GDP的一定比例，作为乌克兰的重建基金。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乌克兰获得的钱就越多，欧盟也乐于购买更多的俄罗斯商品并在该国投资。对于乌克兰来说，永久性削弱甚至摧毁俄罗斯是基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鉴于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邻居崩溃所带来的危险，摧毁俄罗斯的结果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俄罗斯方面，现在普京对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一事深痛恶绝，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也持同样的态度。但是，更务实的俄罗斯领导人最终可能会意识到，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要小得多，因为联盟规则和纪律将束缚乌克兰的报复言行。

转向信号

西方国家必须迅速恢复与俄罗斯的通信渠道，向俄罗斯人提出西方的新愿景。应该向俄罗斯人民和精英清楚地表明，是克里姆林宫，而非西方，将俄罗斯与西方隔离开来。欧洲需要调整其签证政策，不应该仅仅因为那些没有传播战争宣传的俄罗斯艺术家，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是俄罗斯人，而拒绝颁发给她/他们签证。在公共消息传递中，西方领导人和官员必须不懈地强调，他们反对的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普京的灾难性政策。他们应该让俄罗斯人知道，普京的这些政策使俄罗斯变得不那么繁荣和安全。西方官员还需要与克里姆林宫官员和外交政策精英建立更持续的接触，这些官员和外交政策精英将成为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机构的骨干（下图 President of Russia）。西方政府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首先在国际论坛上，与俄罗斯对话者的讨论将服务于现有的共同利益，例如防止海上和空中的意外挑衅。虽然许多俄罗斯对话者会借此收集情报，但这并不构成新的风险。

现在就构划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似乎太遥远和抽象了，尤其是在图谋推翻他的前雇佣军领导人普里戈奇的2023年叛变失败之后。在川普连任之前，西方国家的统一乌克兰政策是一个成就。现在，白宫里有一个对普京态度暧昧的总统，欧洲统一的乌克兰政策更加值得珍惜。但是，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北约东欧诸国，似乎不想考虑任何改变对俄政策的想法，即使是普京离开后的对俄政策。

包括北约东欧成员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必须这么做。因为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公民，普遍不希望与俄罗斯发生昂贵的无止境对抗。西方领导人需要直面公民的关切并予以解决。与俄罗斯的务实关系，有可能成为引导俄罗斯渐变的工具。即使普京坚持不会回应任何西方改善关系的建议，西方与俄罗斯务存在的务实关系也将在他离去后影响俄罗斯政权。普京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力量侵蚀。如果他最终指定一个继任者人，那个人肯定会比他弱势得多，这就为其他（继任）竞争对手创造了赛马的空间。俄罗斯普京之后的过渡期，有可能像斯大林去世后1950年代的苏联那样，出现一个集体领导层，从而为俄罗斯转向自由化和实用主义提供了想象空间。

*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中文名陈寒士，现为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Carnegie Russia Eurasia Center in Berlin）。 陈寒士的研究重点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尤其关注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以及中俄关系。陈寒士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硕士），专修中国历史，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2018）。

参考资料

Gabuev, A. (2025). The Russia that Putin made.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russia-putin-made-alexander-gabu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