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敖1962年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

李敖（1935-2018）是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者、社会评论家和政治人物！他曾以其犀利的言辞和反叛的精神而闻名。李敖已于2018年3月逝世, 但他生前曾经说过, 我死了以后,  你们会想我想得发发疯！

然而现今海峡两岸所有媒体, 无论是平面的, 或是立体的, 却罕见有关李敖的任何报导, 怎么会没有人发疯呢?!

最近我写了一篇“胡适两段动人婚外情”的文章,  因此由胡适想起了李敖,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  似有类似师徒的关系.

（一）

说起李敖,  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他在1962年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

近百年来, 由于满清政府的无能衰败,  国家累遭外国列强侵犯,  一般有识之士,  认为这根本原因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因此国内对中西方文化优劣的论战, 累见不鲜.

最早是在五四运动时期.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爱国主义和民主运动.  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探索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其中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冲突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因此中西文化论战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封建文化的束缚，需要向西方学习，吸收现代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他们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榜样，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应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共生.

总的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  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探索.

1962年在台湾由李敖也掀起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现在就让我来谈一谈: “1962年在台湾由李敖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

谈到”文化”, 首先要问”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文化这一词汇, 它是具非常广意的含义, 很不容易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 但我个人认为, 文化就是一个族群, 共同生活的一切呈现!

知名作家龙应台曾说:

“确切地说,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

因此, 品位、道德、智能, 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内涵博大精深, 这种优秀传统的中土文化, 它是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让我们常常感到自傲!

但近一百多年来, 由于欧风东渐, 西方文化入侵中土, 更由于满清末年, 清政府政治腐败, 国势趋弱, 累受外国列强欺凌, 国内一般有识之士, 念兹在兹, 不断地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 并探求中西方文化之异同, 为何西方的科技文明会比中土进步得如此神速?

有人认为, 这都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只重人文学术之钻究, 而忽略对现代科学之研发, 有以致之!

因此曾经有人主张: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或”截长补短, 学习别人家的长处”; 但也有人认为, “要学人家, 就应该学得彻底, 最好全盘西化!”

因此1962年在台湾, 由李敖所扇起的中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也可以认为是:

1958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后, 目睹台湾岛内的政治气氛十分沉闷与压抑, 特别是文化方面, 保守势力非常活耀, 内心是相当痛苦的. 他作为代表以西方稳健型为文化发展模式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 当年在台湾不断地为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 而奔走呼吁.

1961年11月, 胡适在台湾召开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著名演讲, 他说: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 没有多少精神成分. 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 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 还有什么文明可说? 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 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 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 而不值得过的, 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 把疾病看作天祸, 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 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体衰了, 心智也颓唐了, 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的确, 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 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 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 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 因为这个近代文明, 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 正是要利用人类智能, 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

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 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 来控制自然, 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 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 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 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 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 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

殊不料, 这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稿, 立即遭到了卫道士诸公如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政论家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 甚至恶意诋毁. 一时间围剿、责难的文章纷纷出笼, 热闹不已.

徐复观说: “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 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 来诬蔑中国文化, 诬蔑东方文化, 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 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 我之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 不懂史学, 不懂哲学, 不懂中国的, 更不懂西方的, 不懂过去的, 更不懂现代的, 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 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 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 发而为狂悖的言论, 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 以掩饰自己的无知, 向西方人卖俏, 因而得点残羹冷炙, 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 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 有人称他是一位“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 常会因情绪激动, 破口直言, 而笔锋又凌厉尖锐, 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之之感”.

这时胡适已在病中, 似未有任何答辩, 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动地提及这件事.

接着, 老立委胡秋原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发表二万七千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 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 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 “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 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 到最后是亡国”, 同时告诫年轻的朋友们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 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 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

胡秋原的这一“荒腔走板”的论说, 立即遭致当时文星主编李敖的反驳.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 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 并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 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 不一而足.

他甚至还认为“取长舍短, 择善而从”地面对西方文化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他说: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 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 你若想占有她, 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 企图改正美人缺点, 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 因此“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 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李敖后来在《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与笑料》一书中, 将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以及自己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视为这一场论战中“真正在思想'趋向'方面指路的文献”, 而“其他的大量文字, 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 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

（二）

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发表后, 李敖自己也惊讶了. 这篇文章竟给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 一时间是“数不清的来信, 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 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 李敖突然发现自己此时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个焦点人物. 于是聪明过人的他开始反击了.

就这样, 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 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而爆发!

参加论战者, 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 台大哲学系助教）、洪成完（台大数学系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学系讲师）、陈鼓应（台大哲学系助教）等中青年学者.

站在胡秋原这一边的有徐复观、郑学稼、叶青（任卓宣）等资深政论家.

1962年4月, 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 郑学稼则有《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 同期的还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

东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复观做人不够恕道, 在胡适生前大肆攻讦, 此时又为文大捧, “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 两个月之内, 如此转态度者, 当推徐复观教授为第一”.

居浩然在文章中也为胡适的“西化”运动辩护, 他认为现在的“全盘西化”, 应是专就以近代西洋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而言, 说到底就是“全盘科学化和全盘工业化”, 同时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 甚至提出要与胡秋原公开比试一下英文的“读、说、写”能力, 且开了个洋书单, 要他“不妨认真将这些书读通, 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 其文字充满挑衅而不留余地.

李敖则在文中嘲笑徐道邻的文化观念中无不渗透着“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 想以万花筒的方式, 来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堕, 分明是在替“传统派做嫁衣裳”,又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 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

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 “一点也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 逻辑观念也不正确, 并建议胡秋原“应修好大一逻辑”, 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 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 完全是一种轻蔑的口吻.

洪成完攻击胡秋原《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 认为一个“渊博常识”的知识分子, 除了先天因素外, 还必须多读及格的书, 多做硬功夫, 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识, 对于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狂加断说, 他便没有资格谈现代化问题, 胡秋原不过是一个“头脑不逻辑”、昧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而已, 于是奉劝胡秋原“勿玩弄名词, 也勿被名词玩弄”, “多动大脑多思考, 少动小脑耍笔杆”.

李彭龄针对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两篇文章而戏之, 怀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过胡适, 徐复观笔下的胡适之, 毁也好,誉也罢, 也就“无啥斤两了！”黄富三在驳斥徐复观时认为: “胡先生是说东方文明只有极少的精神价值, 并不是说东方文明根本没有灵性. ”他问道: “凡是人便有灵性吗? 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灵性吗? ”至于妇女缠足问题, 胡适不过是举出“包小脚”这个例子, 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 徐对胡适的批评“只是向空中虚放一响而已”.

孟戈则在文中大声呼吁“我们年轻的一代, 要痛痛快快地接过这位大师交下来的历史接力棒……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 再兜圈子什么都完了！”虽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编辑室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来稿只要是理性的, 而不是肌肉冲动——例如谩骂, 人身攻击, 我们将尽可能的刊载”.

可这一期的《文星》就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 其中“四篇围攻胡秋原, 三篇围攻徐复观. 即使徐道邻的一封短信, 也遭受无情的批判. 作者们熟练地运用逻辑辩证技巧, 毫不留情地把对方逼到墙角, 再用教训的口吻数落对方, 要他们回去多读点书再回来辩论”. 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 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 他们迁怒于《文星》, 实际上也是在责怪文星的出版人萧孟能.

就在这时, 胡秋原却突然翻脸了, 再也不愿回到《文星》来了, 而是转移阵地, 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 他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 予以个别批评, 甚至怀疑《文星》敢于有组织性地连篇刊文攻击自己, 是有一股势力在迫害他. 这让萧孟能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萧孟能则说: “原则上, 只要是言之有物, 对知识分子是有意义的,??不管它刻不刻薄, 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 我都让它发表. 当时胡秋原对于李敖给他的反驳与攻击, 恼羞成怒. 对《文星》拂袖而去, 如果他不这样做, 他的反驳与攻击的文章, 不管有多长, 我们还是照样刊登. 过去他的长文, 我们不但登, 而且是一次登完. 为了他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章, 《文星》不惜增加页数, 一期登完. 我们对他的尊重, 他是没有话说的. 相信任何其他杂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

1962年5月5日, 《政治评论》刊出叶青《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 声称“'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 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 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 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 这些人, 目的不在讨论问题, 只是由于门户之见, 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

（三）

陈序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1933年12月29日, 他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 曾引发过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 陈序经认为: “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 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 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 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衷办法的.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后两派一个是“办不到”, 另一个是“走不通”, 因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 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

《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时重刊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一文, 李敖还写了“重刊后记”, “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 这一姿态分明表示“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让步的决心. 至此, 文化论战进入了一个短兵相接阶段.

李敖在《文星》发表文章写“闽变”, 这下恼怒了胡秋原, 他专办一个《中华杂志》和李敖对上. 《文星》和《中华杂志》你来我往, 极尽攻守之能事.

1962年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刊出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写胡秋原在“闽变”时的行为，胡秋原恼羞成怒，一状告上法院。

1963年7月1日李敖在第六十九期发表《为“一言丧邦”举证》，文章中继续挖苦胡秋原，说他“不堪造就，竟然恼羞成怒，老下脸皮来控告我”，劝告胡秋原“趁早投笔毁容，披发入山”。

这场论战, 就此不了了之.

显而易见, 这次中西文化论战, 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有深度的文化大讨论, 它为台湾人民扩大视野, 更新观念, 面向世界, 迎接台湾的经济起飞, 政治趋向民主, 做了一些思想上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