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叙父亲的文苑春秋
芮少麟
摘引：
长篇文学传记《重吻大地—我的父亲芮麟》2011年由上海远东社出版后，友人提议能否以缩略篇凝炼他特立独行的文学人生，以补海内外读者对中国上世纪文苑作家全面认知的缺憾？现时过境迁，抽暇成篇。父亲1909年生于无锡南方泉，系民国史馆可查的社会教育家，第三届中国文官考试及格在档，是国民政府考试院1946年提名获批的胜字第二一三七九号抗战胜利勋章获得者，时人瞩目。他只是一个新世纪里得以破茧而出的文坛独行客，其人生闪光点在对中国现代山水文学和抗战文学的写作奉献。上世纪20--40年代，父亲涉足新诗、近体诗、游记、散文、文艺评论等场域，与林语堂、赵景深、郁达夫、钟敬文等同代作家，同期耕耘，作品尚丰，1965年终老于青岛。1926年，其散文《香海雪影》，是他发表的处女作，2007年由陈子善等人将其上世纪的多篇文章辑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雪——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1930年他的《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是在中国文艺评论方面的成名作；1946年他获国民政府考试院颁优等奖的《莽苍苍行》(抗战诗集），是他的近体诗代表作，而当时考试院公布的评审意见，可视为文坛和社会对该诗集优缺点的综合评价与共识。《莽苍苍行》与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旧作合集的《神州游记（1925-1937）》，是他的文苑代表作。
一、蠡湖儿女
父亲芮麟（1909-1965），字子玉，号玉庐，出生在离无锡老城三十余里的南方泉西林村芮巷土陵上的祖屋，风景秀丽，乡风淳朴，自耕农传家。依傍太湖的无锡，以它饱含“吴文化”的传统特质和湖光山色，孕育滋养着他。父亲早年“贫病长苦饥”，家中人丁不旺，三代单传，从他忆及童年“万种伤情无说处，此心只有瓦灯知”等诗句，草根之状可见。父亲少年时的天运家境，每况愈下，饱受的稼穑之苦，无须文学式渲染描绘，仅从当年他记载祖父黯然神伤的哀戚剪影里，可得佐证。1922年他离家进城，入省立第三师范附小，续进公益商业中学，开始了中学生涯。
该校学生，都是贫苦市民或农家子弟，经济景况有限，寒门子第的学历与命途的局限性已决定其人生。父亲公商中学过从甚密、留有较深印象的同学有李国伟、王冠生、荣德馨、瞿冠英、杨家楣、薛暮桥、孙冶方等，其青少年时的印象，有文字记载，或留诸口碑中。
无锡学子崇文尊师，世代相传。他是住宿生，在公商校内组织春潮诗社，办墙报，办诗刊等文学活动，受注目。师尊朱烈以伯乐识见，对他报刊发表近体诗及新诗和散文后的喜不自禁，既有防骄警示，也有对作品详实贴切的点评鼓励，父亲于课堂外，再获教益，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立志奋发。
二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就读公商中学时，对文学创作的体裁，涉面广，有近体诗、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他有过对少年挚友的心灵颠倒冲动，有对异性追求的浪漫祈望描写，还有对发妻细腻情感的陶醉，其情景在他的新诗中，多有体现。他拜无锡山水地利之灵，在与春潮社诗友郊游时，为促遐想成趣，常约定归来时写文成篇。他从小酷爱山水情趣，在雪游梅园、雾游雪浪、雨游华藏等无锡名胜时，对园林泉石、湖光山色的文字描绘，即出于此。1925-1926年间，他以梅枝横斜、暗香疏影的无锡梅园雪景为抒情内容的散文处女作《香海雪影》，在无锡初出茅庐，受朱烈师等前辈夸赞勉励。对初涉文坛喜悦之情的追忆，与对少年创作的感念，1930年3月在其出版文字中，他这样记载；
“《自然的画图》，是我中学时代写的七篇描绘风景的文字的总称，除《云天雨痕》外，都已在《商兑月刊》上发表过。《香海雪影》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文学作品向外发表的第一篇。那时我才十七岁，进公商还不到两年，虽然对于文学感到很浓郁的兴趣，但一向不敢创作，就是试写了几篇，也没有勇气向外发表。从这篇在《无锡新闻》的副刊《艺海珠尘》披露后，引起了我创作的兴趣，鼓动了我发表的勇气，以后便时常有我的论文和文艺作品在申、钖各报章杂志可以看见。所以《香海雪影》在我是觉得很值得纪念的。……那时所游者不出学校与家乡的附近，所学者仅系商业与文学的一角，但无论诗歌、小说、散文，什么都写，并且写得很有兴趣。现在学识虽不见有怎样的进境，要是能和从前样的努力，把所经所历，所见所闻，一一描写下来，或许也不致毫无足观吧！……”。
无锡公商因抗战停办，结束了她承载的历史使命。公商中学，是父亲人生记载青春回忆的第一个里程碑，是系结他与文学结缘的纽带。父亲是公商早年毕业生中，于二十世纪前半叶，涌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佼佼者。“如果没有朱烈师的教诲指导，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不会起步得那么早，那么坚定充实”，是其心里话。
二、愧列门墙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社会动荡，1927年秋，父亲赴南京报考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被录取，1928年该校易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他以民众教育为专业，师事追随中国著名社会教育家高阳（践四）、俞庆棠（凤歧），愧列门墙，1929年毕业于该教育学院。该校在国内高等院校中极为特殊，其生源、学制及培养目标，异于其它高等院校，以接受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民众教育理念为宗旨，在国际上该校有高、俞等学者与英、美、丹麦等国的成人教育专家，频相交往，国内除江苏省外，还与广西、广东、山东、河北、浙江、河南诸省区联合建立民众教育实验基地，颇有影响，是当时教育主管机关极重视的学校。父亲是高、俞先师在一期毕业生的高足弟子。他钟爱诗文，但不以诗人、作家为业，在参加第三届高等考试前的文化经历和文学活动中，与社会教育密切，是长三角地区社会文化领域中有影响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成员，参与上海光华读书会活动。1929—1935年间，除社会文化事业外，他对民众教育及文学艺术类问题，写过诸多文章与评论，在相关协会的全国性刊物上发表。
这一时段是他与同学好友朱若溪、钱少明等从事社会教育和文学创作的盛期。父亲的文章在各地馆藏刊物图书中，可见诸他踏入社会时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社会文教事业的贡献，是公认的社会教育活动家。这一渊源和他1935年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资历，使他三、四十年代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社会教育系统，声名鹊起，构成父亲前半生的主要经历。通过民众教育和人文进步，力图改变中国面貌，是他们那代人的愿望。
父亲1933年赴济南参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期间，登泰岱、謁孔林、泛明湖后，所著由著名诗人易君左题签名彰的《山左十日记》一书，详述了他与母校校友及与凤歧师的交往，乃至他在中国社会教育界的人气。1943年父亲在重庆得知践四师病逝桂林恶耗，曾发表《悼践四师》、《哭践四师》、《挽践四师》等诗文挽联，表达了无锡学子对恩师高践四的崇敬深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文史资料因“断代限进”，及惟意识形态影响，对无锡教育学院历届毕业生的社会贡献和描述评价，有应时倾向。据宁、沪、杭、锡的图书馆藏典籍资料比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该校毕业生中，若以三、四十年代个人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言，以正统意识的父亲离校后业绩骄人与文学成就，堪称杰出，新世纪初，他被筛列入群星璀璨的《苏州大学名人录》存档（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该校前身），为例证。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教育学院早年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钱俊瑞、秦柳方、郭影秋、杨希文等父亲旧时校友，在中国高等文化教育的行政、经济学领域，政绩与地位显著，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二十世纪卓有成就的早期毕业生代表。该界定，有历史资料为据，有迹可循。
三十年代初期，高践四、俞凤歧率领无锡民众教育团队，在国内独领风骚。父亲肩负无锡地区农民教育、民众教育、图书文化建设工作，并热衷文学创作，借助这些平台与梁漱溟、黄炎培等著名文化人士交往，通过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及相关社团和文艺团体的活动，丰富了人生，获益匪浅，使他为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父亲有文发表于《无锡教育》《无锡县政公报》《血汗》《无锡农民旬报》《无锡民众周报》《读书月刊》《中国出版月刊》及教育学院校刊、江苏省社会教育等刊物上，在宁、沪、杭、锡、豫、鲁等地名彰。
中国社会教育社首届年会1932年8月24日在杭州省立图书馆举行，父亲以无锡民众教育馆长的社员身份，随高、俞先师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1933年8月24日至26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中心议题是民众教育应“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要旨”，梁漱溟主题演讲。父亲作为俞师点将社员，参加年会；第三届年会，1934年8月17日至19日在河南开封举行，讨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及民众教育实验区的开拓问题，决议由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父亲时任江苏省武进县教育局社会教育科长，参加年会；第四届年会，1936年1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父亲因高考及格办理相关手续，恰在赴青岛入职期间，未能参加；第五届年会，原定1937年夏于青岛举办，由父亲负责操办，因七七事变爆发停办，抗战胜利后，1947年5月8日改在无锡举行。父亲返乡参加该届年会，悼缅高阳先师。抗战胜利之初，他花环拥戴，声名鹊起，为母校战后持续驰名，带来荣誉。在中国社会教育社，父亲是母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争光者，为抗战和社教事业付出辛劳，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可说是其第二个里程碑。
父亲抗战前在中国社教事业中，除于上海光华书局《读书月刊》、杭州省立图书馆的中国图书馆协会会刊《中国出版月刊》、及各省民众教育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外，因工作关系，曾结合各地民情和时局特点，著有《无锡民众读本》《民众家事讲话》《暑期民众读本》《战时民众读本》《国难时期的民众教育》《民众国防教育实施法》等单行本，为“九一八”后国难时期的抗击外侮，和相关地区的民众教育事业，有过奉献。
三、文坛驰骋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父亲以“玉庐”名号，发表诗文和《随园论诗概观》、《浪漫诗人李白》、《读杨荫深〈一阵狂风〉》等文学评论文章，散见于宁、沪、锡等地的报端刊物。1926年11月，他对郭沫若先生在诗经《卷耳》白话译诗里的缺憾，提出异见，并专门发表过《诗经〈谷风〉今译》一文。1930年3月至5月，他将弱冠前发表的游记散文、新诗与近体诗归类，集入三个单行本，定名《自然的画图》、《心浪》（新诗集）、《玉庐诗稿》，在无锡版行，是他早年的文学创作见证。
1930年12月父亲的长篇诗评《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与林语堂的《读书的艺术》、赵景深的《论翻译》等文章，由上海光华书局《读书月刊》一卷六期刊登；在《读书月刊》二卷一期该刊的文艺创作讲座中，他与赵景深、钟敬文、郁达夫等被分别列称为“国内著名文艺理论家”，父亲是《作诗论》讲座的执笔主讲人。
三十年代初、中期，灿如群星的现代文苑儒林中，父亲榜上有名。他对作近体诗，过于痴情，年轻时几乎是一日无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其情景和程度，《重吻大地》里有记载。他以“锡山玉庐芮麟”名号的山水游记，在上海光明书店，曾独树一帜。
他只是一名稍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在故乡无锡真武宫、惠山头茅峰道院等处游览古刹、参禅悟性时，应相关禅院主持请题过“嶂著咸灵，朝三万顷，恩波仰面；武当分气象，冠七十二峰，顽石点头”等著名楹联，上世纪被江苏省宗教界人士编制史集时辑录，使之伴风景名胜同在，与山水沧桑并存，网上可检索示出。
父亲是贫困农家子弟，对短衣赤脚的乡民有着自然纯朴之情，如1935年他游历太湖马迹山时，文中毫不讳言有“一般人见了穿短衣的劳苦农工，都有‘若将浼焉’之感，不愿接近；我，最乐意接近的，便是穿短衣的劳苦大众。一见了他们，身上立即生出亲切的感觉来。无疑的，我不论在何时，不论到哪里，将永远站在劳苦大众的一边”之言。这篇当年的诗文游记，在广陵书社新世纪的著名《滨湖文库》里，留有印迹。
他还是一个文学自由创作主义者。三十年代初期农村社会调查中，父亲目睹过各阶层物质文化生活差别，及当时表现阶级矛盾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乡绅地主与种田农民的雇佣，是相互帮扶依存社会和谐关系的显现，尽管地主与农民或有矛盾，乃至个别人间有所加剧，但哪个社会无此种现象？他以无锡郊乡为代表的苏南农村为例，在1931—1932年的《民众教育通讯月刊》《教育与民众》上，著文称在当时的地主与贫苦农民间，并未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局面。认为社会虽有阶级矛盾，他公开主张不宜采用“阶级斗争”极端观点和政治口号，乃至暴力血腥方式，来解决农村矛盾。他当时对“坚持文学的阶级性”、“文学应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提法，不以为然，认为国内各党派，包括文学不同流派，不应相互阋墙，而须一致振兴中华文化，外御敌侮，停止充当国际列强代理人的各持己见，化解矛盾，枪口笔尖，一致对外。父亲对阶级斗争口号的评论，坦率表述观感，与高、俞先师意见，相辅相成，是民众教育学界等全国性社团，对社会现实的鲜明观点，是他文学创作观的基础。
父亲前半生，从事社会教育和习性所致，年年作客，岁岁天涯，大部分时间过着栉风沐雨的漫游生活，曾以“江南驴背客”自诩，写下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山水风情诗文，有过影响。他口语交谈及留有文档记录的三十年代文友如易君左、王统照、郁达夫、田汉等。他仿效同邑徐霞客，酷爱山水地理风貌，行万里路，写过《马迹山游记》、《济南秋色似江南》、《藕花香里望鼋头》、《三百里间春似海》、《雷声忽送千峰雨》、《独游九溪十八涧》、《千峰万壑拱军将》和《万山雪照一灯明》、《登华山》、《才入名山归去来》、《我之华山观》、《玉女宫的一夜》、《子规声里到鼋头》、《一船人在画中过》、《惊涛骇浪上前崂》、《且抛尘梦入崂山》等脍炙人口的山水风情篇章，为苏、浙、鲁、陕诸省当时的地理人文环境，留下诸多史料诗文。
父亲的文学创作，不附庸权贵，早年为看山、听水、观瀑、赏月、探幽、寻诗不辞远，好入名山月夜游。他将山水化做诗媒的勤奋，和把游览西湖风情、会当凌绝顶、雁塔题名、马迹山望月、耐冬花下再徘徊等有山水共作证的情怀，积淀成六个游记单行本，是时空变幻和岁月未能带走的社会财富。随着深入探索诗体写法和诗人性灵的洋溢，他将作诗的兴趣，转向热衷于近体诗的绝句创作，形成山水游记写作的诗文合一风格。在《龙门展白香山之墓》中，他曾以“我亦诗名倾海内”的欣然自得，于四十年代中后期，得到国内学界权威人士“作者于诗，专主性灵，不事雕琢。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此为作者所自知，当亦为人所共认”的在典评价。
父亲少时即好诗，除散见山水游记和与挚友亲朋题赠酬唱应答外，1939年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敌后游击区还相继出版过《战时记行诗草》、《鲁西吟草》两个单行诗集。抗战胜利后出版过抗战诗集《莽苍苍行》，二十世纪下半叶，他的《子规集》《燕吟集》《半蔷集》《南轩集》等诗集遗稿，难得出版，文革抄家时尽毁，成为探讨父亲二十世纪近体诗写作的缺憾。
在相关典籍里，父亲以承载其创作思想及劫后尚存的《神州游记（1925—1937）》、《莽苍苍行》踽行文坛，成为不枉此生的自豪与骄傲。
四、国难呐喊
“九一八”后，父亲面对国联关于日本侵华的绥靖懦弱做法和弱国外交在1932年“一二八”后极端乏力，及山河破碎，民族危难加剧的时政，除参加社会教育界抗敌救国文化活动外，在中国几种不同文艺思潮剧烈争论下，他挥游记之笔，在绘赞重湖叠嶂，抒发眷恋神州之情的同时，借游历山水诗文，蜩螗国事，抚今感昔，嗟叹山河沦亡和尽力颂扬爱国民族气节，望能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尽到诗人表现时代的天职，抒发自己的投笔救国誓愿。如：
1933年8月在泰山之巅，他留有“金瓯残缺不忍论！独对名山吊国魂”、“北望关河零落尽，何人投笔请长缨”的悲愤哀思诗句，以唤醒、启迪民众的爱国之心；1934年4月从瞻仰西泠桥畔的鉴湖女侠遗像到悼念湖州英士墓，他又以抑愤心情吟出“汉家已改旧山河，地下有知恨如何？”；1934年11月，在凭吊扬州史阁部衣冠冢时，他面对荒凉孤冢，念破碎山河，不禁怆怀欲绝，曾以长歌当哭，作《梅花岭歌》言志“……‘慨自洒遍亡国泪，风飘万点都成血！’此心饮恨三百年，为国杀贼终如铁！终如铁，肠空结，泪空绝，外患今日一犹昔，一犹昔，肠已热，志已决，此心不死国不灭！且莫急，金瓯缺！且莫戚，利权夺！多难自古转兴国！要的是：万众一心，团结，努力！’我闻此言良久立，独对梅花长太息，天下兴亡谁无责？去去从此即投笔！男儿生得好头颅，头颅需向沙场掷！”，借冢中忠魂之语，劝警鞭醒世人，指明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有希望，并示出个人的投笔志向；1934年，他又以“我们在承继着过去的历史，我们在开创着未来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将是光辉的亦将是暗淡的，现在还说不定，而念及山河破碎，人民倒悬，则不能不瞿然以惊，跃然以起！”之句，在《中国出版月刊》上抒发心志； 1935年4月，他目睹日寇霸控下危如累卵的天津，继续悲愤写道“……这样，岂特门户洞开，直是闺闼之内，早已任人酣睡，喧宾夺主了……”；当北游八达岭时，他在城垣上翘首东北，他高吟“长城依旧是雄关，万里腥风战血殷，除却人心真死尽，终当夺得满州还！”，以此誓言，示出热血男儿的抗敌心愿；1935年6月，“华北自治”论调甚嚣尘上，姑息气氛日盛，他在《朱仙镇展岳王庙》诗中用“汉家陵阙日苍黄，热泪重倾拜岳王！十二金牌催北国，几多条件许东洋。是非当日容无定，忠佞后人有主张。拚把头颅轻一掷，男儿自古不心伤！”，道出他对苟安求荣，嫉恶如仇的心声；在欷觑宋代岳飞遭遇同时，他面对时局，热血沸腾，在《朱仙镇》诗里写出“朱仙镇，万古恨！……当年遗迹宛然在，当年浩气依然存！谁非中国人？谁无忧国心？国是谁复问？国事谁忍论？慨自辛未沈变起，长官弃城如敝屣。……转战独有义勇军，前者扑地后者继，过眼不见炮与火，横胸惟有勇和义！势穷力蹙暂来归，敌我合歼谓剿匪！……卖国贼侯卫国贼，媚外者荣御外死！今古伤心事一辙，教人长号不自已！方今敌我正亲善，敢言抗敌罪当诛！风波亭，蓟密区，碧血磷磷烛千古！朱仙镇，东四省，此恨绵绵无时尽！”，以这痛彻心扉的长恨歌词，直抒对断送中国东四省的悲愤与同仇敌忾；当榆林、喜峰口等处长城险隘相继失陷，华北风云告急，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之际，他客居中原，在《望月感赋》诗中，再度忧郁感伤地写出“乡梦难全国梦残，年来歌哭更无端！悠悠今夜中州月，莫作榆关一例看！”等悲愤诗句；1935年冬，他的笔锋持续留下“我自己知道我对于国事太关心，但于平时，我只有苦闷，只有愤怒，今日一到首都，却只觉凄凉，只觉悲哀了。”……。在七七事变爆发前的全面抗战时期，诸如父亲在《中国出版月刊》上公开发表、独辟蹊径的泣血文字，和显示的爱国情怀，循其游踪与时序，篇篇可见。这些爱国文字在当时山水文学里的写实，表露出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意识追求。
在中国同期的文学创作中，父亲以贯串时代特色的笔法，刻下另种印迹。嗣后，他投笔请缨，敌后抗战，业绩被时代认可，获国民政府颁抗战胜利勋章的经历，又从历史角度进一步印证了他昔日以长歌当哭抒发的爱国情结，确系由衷之言。
五、鱼跃龙门
父亲1935年在28岁时参加国民政府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其鱼跃龙门的三试成绩、总分数、及格等级、录取名次等，在国民政府相关文官考试档案里有记载。据1935年12月由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高等考试第一典试委员会典试委员长钮永建三人签名盖章，颁发父亲的考字第拾肆号《高等考试及格证书》载明：他应考第一试的平均分数64分，第二试60.29分，第三试72.25分。第一、二试，各占总分比例40%，第三试占20%，父亲高等考试总分64.17分，系第三届九类高考及格者综合排名第14名。若比照1931年首届高考及格人员的评分标准判定，在应试的教育行政人员中，公示的父亲高考成绩，确属凤毛麟角，在苏、锡一带成为美谈，这亦为民国考试院的历史档案所证。
父亲对高等考试，与其说投入虔诚，倒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承继观念的显现。该高考《及格证书》是他人生业绩标志，在传统观念影响下，他将其珍藏一生，即使东海扬尘后，因该证书不属国民政府政治性任命书状，历次政治运动中，难以将它割舍。文革风雨前，他已辞世，笔者唯恐该《高等考试及格证书》遗祸殃及家人，遂将该《及格证书》额首处的双旗与总理遗像等政治敏感部分裁剪掉，才躲过那些不谙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生红卫兵的抄家浩劫，得以实物存留，它足以佐证父亲雁塔题名和这段难以磨灭的历史荣耀。高等考试及格，是他人生转向教育行政与报国酬志的另一个里程碑。
1936年2月父亲由国民政府分发青岛特别市市政府，开始了抗战前在青岛的文化经历，并与青岛结下不解之缘。1946年国民政府决定由考试院、行政院联合举办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县长挑选试，是民国年代中国大陆上唯一一次县长挑选试，除对文官考试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外，难得见诸大陆公开文献，今人更为鲜知。
父亲是1935年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属县长挑选试的报名应试范围。1945年10月，他时年36岁，已由国民政府以简任官资格派赴青岛市政府，其官职早超县长行政级阶，但县长挑选试是民国政府考量参试者能力，展示才华，筛选人才的综合显示，从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看，这确是人生难得机遇。父亲展才应试，报名申报，再跃龙门，在民国政府撤台前这次唯一的全国县长挑选试中，他脱颖胜出，独占鳌头，获考试院戴传贤（季陶）院长亲笔手书训文的传令嘉奖。该殊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官考试中，父亲攀登金字塔尖成为佼佼者的标志。
民国时期的高等文官考试，是继隋、唐以来，类似科举考试的现代翻版，是中国文官挑选制度的雏形，与西方文明国家文官考试制度相比，各具特色，学界难以忽视。文官考试及格，在中国文化人钦慕和内心追求的地位，及时代述评认可上，离不开特定时代背景，也决非像极左意识政论家那般贬损。实际上，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是国家对社会高水平治理人才选拔渠道和社会人才流动的补充，其择优录取考试，循规蹈矩，及当时宁、沪地区诸多教授、洋博士，惧于报考条件和考核审查严谨，与当时若干著名案例在媒体监督下的披露，被社会刮目相看。若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是来自社会基层实践者对个人才学能力和自信力的检验，那么，经全国高考三试筛选后及格，雁塔题名，则视为被社会对时代文化技术精英的认可。这次八年抗战胜利后行政院与考试院联合从全国高考及格人员中，专门举行县长挑选试位居榜首的殊荣，则是时代对荣登者考选业绩的里程碑式肯定。
父亲1935年高考及格到1946年再跃全国县长挑选试龙门，位居榜首，在去南京考试院领取颁奖时的心情，却无甚欣喜，只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忧时感慨。他发表留世的《考试院闻鹧鸪》一诗，可为明志楼前的心境映现；
屈指亲朋各死生，十年辛苦我何成？
公明堂上愁如海，独听鹧鸪唤雨声。
抗战胜利后东部沿海县长的实际权利，远非抗战期间的县长可比，人事岗位竞争激烈。他将高考及格人员县长挑选试，视为学术能力检验的虚荣心驱使，而非图荣趋利，加之多种因素构成的动机，促成他虽应试再跃龙门夺魁，却最终未于谋职赴任县长实缺，获取现实利益。从这一重要人生路径选择上，可略见抗战胜利初期，官场人称父亲处世迂腐的“书呆子”评价，及他维系清廉操守之一斑。
人或有自己心中曾经的骄傲，父亲的自豪在抗战胜利后，尚未满不惑之年，若说他投身敌后抗战，获得国民政府颁发胜利勋章殊荣，是对民族大节的肯定，毕竟中国还有数以万千计的战功赫赫抗战勋章获得者，盛誉并不为奇，而文官考试及格后，再跃龙门，和考试院对《莽苍苍行》颁发优等奖，这两项时代特有光环，是对他抗战诗作的成绩认可，也是对人生竞业的肯定，在以传统文化传承为基的中国，尤显份量忒重。这三个耀眼光环，使父亲为请缨报国，投身反侵略的民族抗战，获得时代认可之誉，乃至“出污泥而不染”的自嘲，足以骄傲一生。
当时，父亲虽拥有这三项光环受时人瞩目，却在公众视野里，依然以诗人面目示人。当然，这些光环的曾经拥有，及营垒站错队的“原罪”，也为他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半生，从政治上、学术研究上，带来未曾料想到的诸多厄运，遮掩了其诗人特质，制约了他文学才能的发挥，确是个人无法回避，也不言而喻的时代造就。
六、敌后抗战
抗战爆发后，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三十年代著名诗人作家多多，但象父亲能从青岛撤守，投笔鲁西敌后抗战，留下亲历诗文的实录者，并不多见。他在自叙“八年马迹遍南北，万里江山任去留”的连朝烽火里，为抗战救亡，身为山东省政府的文臣幕僚，情系国魂，在亲历四年敌后抗战生涯中，夜以继日的参与抗战动员宣传，于命悬一线的数十役中，与敌寇转战周旋，历尽险阻，为其人生增添了绚丽光彩，无愧国民天职。他以文学艺术形式，从不同侧面，记叙所经所历的心灵感受，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印痕，展现了几近失忆的鲁南抗战岁月，彰显出纪行诗作的真实。这八年的日日夜夜，替他勤奋的诗文创作，丰富了诗料，铸就了文学获奖贡献——《莽苍苍行》（抗战诗集）。
父亲1936年赴青岛特别市任职教育局编审主任，负责中小学教材审定与师资培训。为应对日本策划“华北自治”的形势进逼，他领受上谕，加紧学校师资培训，并从在职教师扩大到所在地区市民、乡民，对国家衔恨蒙尘、民族含羞抱耻的自尊等爱国情势教育，以市教育局名义，将他著述的四卷本《民众读本》，刊发全市，为青岛民众战前动员和崂山抗战的青岛保安队兵员组建，作了基础性工作，是他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在文学创作外，未虚度年华的业绩。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受战时应变洗礼。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抗战，为打乱日军南进战略部署，“8.13”淞沪抗战打响。日本海军为策应吴淞口战事，仿照“1.28”式栽赃寻衅之故伎，在不设防的青岛特别市重演。当时，在青岛由日本浪人相继泡制了“射杀击伤”三名日本水兵的“8，14德县路事件”，扬言士兵要登陆，以逼青岛市政当局停止抵抗。基于青岛特别市按不平等条约规定没有军事设防的情景，紧张局面突起。在市政府与日本驻青岛领事馆紧张周旋时，转入战时体制的市长沈鸿烈决定从市府各局挑选精干单身职员，组成特别办公室。父亲由教育局长雷法章推荐，遴选进设在市警察局的应变办公室。该办公室有文武两大职能。文职官员负责青岛的临战民众动员，军事官员负责武装力量组建和军事工程筹建。父亲负责抓战时媒体舆论，以增强民众国防意识，他发动近十家大小爱国报社，对敌强我弱的情势和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方略及“焦土抗战”战术，予以多形式宣传，争取市乡民众提高认识；利用教育局所属中小学师资，向各区县民众宣讲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及山东、青岛形势和受奴役当亡国奴的严重性、紧迫性；因青岛地区无正规军力，急需动员适令青壮年组建地方保安队这一武装性组织，以相机扩大抗战队伍集蓄力量；组织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市民、乡民，参加军训……。这些史实在山东省和青岛市政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史资料内部出版物中，有迹可寻。
父亲时年二十八岁i，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为实施焦土抗战，这些年青人在位于青岛湖北路警察局的特别办公室，恪尽职守，一连几天几夜无法合眼，白天要全力配合市长沈鸿烈、廖安邦、雷法章等人，检查应变部署和物资准备，他还需要通宵达旦赶写各类公告、文告、宣传提纲、拟写有关电文等，辛劳虽苦，但为抗战卫国，却颇感苦有所值。随淞沪保卫战形势趋紧，东部沿海的既定战略意图完成，以炸毁日本在青岛九家日资纱厂战略物资供应地的撤守形势已趋成熟。由青岛至上海的海上客运早已停航，若胶济铁路继断，父亲将难回无锡探亲。1937年9月底，他完成应变办公室工作后，获假返乡。
12月24日，济南被韩复榘不战而陷。日寇由青城渡河陷潍县，沿胶济铁路东进，逼近青岛。为破坏并截断日本战略物资供应， 12月28日晚五时日本在青岛的纺织厂被尽数炸毁，市政府按焦土抗战策略，撤离青岛，转战临沂，父亲这时已无法归队。1938年3月父亲辗转流亡武汉时，接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促令他速至鲁西曹县归队报到的指令电报，怀揣报国志，重返山东敌后，投笔抗战。
3月底，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秘书和省主席行辕教育处长，6月，他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任命为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上校秘书，1938年8月山东省党政军政治干部学校在聊城成立，父亲兼职具体校务，负责著名的《大山东月刊》、《政干通讯》编辑出版；10月他被沈继任省保安司令部鲁西行营上校秘书主任，1939年3月父亲兼职省政干校校部副教育长，主持鲁西分校校务，兼管山东省战时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参加鲁西敌后抗战，参与创建并坚持办好山东省政干校的经历，是1946年于高考及格人员中，他荣获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勋章的主要原因。
古人有言“观其诗，可以知其世”，更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父亲情系国魂，自信满满，承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他文学创作的积淀，或许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抗战诗歌性灵创作的贡献。他在敌后抗战的戎马生涯里，用深沉笔调刊行的“放眼神州敌焰高，风云儿女气偏豪。一堂共尊千秋业，收拾河山待我曹”、“羁迟空坠思亲泪，歌哭长存报国心”、“乡音寥落情初减，国步艰危感未休”、“国仇种种终投笔，世事悠悠独息机”、“忧时泪共山河积，报国情同岁月深”、“残月晓星雾满天，严城欲别涕涟涟，山河破碎人憔悴，辜负头颅三十年”、“岂有河山长破碎，断无鹬蚌久纷争！”、“煎到豆萁无可说，暗挥热泪泣同舟”、“天边云树罨孤城，又向长途系别情。从此千军轻一扫，玉郎非复旧书生！”、“燕云终是汉家物，天遣吾曹北渡河！”、“头颅留得班生在，谁道神州便陆沉？”等系列悲壮诗句，以及那些风味清雅感慨的“销尽青春余涕泪，撷来红豆苦参商”、“独向林泉寻好句，每过僧道舒愁颜。”、“骨到傲时难下俗，心从劫后转宜诗”、“文章海内同沦落，朋旧天涯半离乱。”、“犬惊隔树知村近，马逼狂沙觉路长”、“少喜诗书甘淡泊，乱逢山水且流连”、“天为才人开霁色，话投知己论痴肠”、“热泪重为知己落，穷途偏得美人怜”、“人到有才天亦爱，骨难媚俗我知非”、“悔从背地偷弹泪，懒向人前说感恩”、“天涯底事轻离别，独对长空望月圆”、“客路何堪逢落魄，人生难得遇知音”、“山高水阔形难即，地久天长共此心！”、“千秋事业书与剑，万古同心我与君！”、“萍水因缘留爪雪，文章知己属婵娟”、“慧眼如君巾帼少，痴怀似我性天存”、“天涯慷慨悲歌日，梅雨梅风又送君！”、“山河故国半沉沦，回首乡关咽泪频。壮志未酬人未老，且分余事作诗人”等时人评之谓清新逸丽，苍凉沉郁兼而有之的诗句一起，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境界，是他敌后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代表。
当时，父亲笔下那“乱来愁恨苦相煎，变发易装亦可怜！”、“牛马长依有好缘”“晚蝉声里枕瓜眠”等句，是山东敌后游击生涯里历经场景的再现。这些诗句，集中凝练了敌后抗战中与日寇游击周旋时，栖于牛栏马厩的政干校学员之艰苦，与诗人内心情境的描述，是他们战乱中抵御日寇扰袭时留下的清晰写照，其楚楚动人之处，是他内心人性化情感的若干侧面，在中国古代诗人于战乱颠沛流离时的文学作品里，亦难得寻见。在1939年山东省政府敌后抗战刊物上，曾有山东省政干校爱好古诗词学员作如此撰文述评，其部分抗战回忆文章在父亲1947年的《青声》月刊里，有摘录刊载。
父亲只是一名靠吃平价米度日的公务员，抗战后期在重庆担任农林部秘书、科长、代司长，期间因缘时会，参加过两次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及人事班受训，成绩出类拔萃。他度过四年普通公教人员生活，结束了逃难的饥寒颠沛，在陪都又饱尝类似唐杜工部那“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怀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酸楚际遇，将那段难以忘却岁月的体会，记录在诗文里。他在“入川衣饰典都尽，剩有清风两袖寒”景况下，无论是“虚博文名浪得官”“书生报国学为官”的入川初衷，还是他“太息诗人成俗吏”“懒向权门更叩关”的感时咏叹，乃至“惭愧生涯贫似昔”“乱蝉声里又移家”的居家艰窘，抑或是公务余暇里“且寻野趣足诗篇”“又为寻诗饱看山”的悠然消闲，甚至是“故国江南指日还”“黄龙痛饮待明年”“天赐渝州属汉家”“穿山出峡到家乡”等切盼胜利的望眼欲穿，这些先蕴蓄于心，后形诸笔墨，再藏之东壁的文字流露，真实彰显出他陪都生涯里的心灵情感与印迹，在中国文坛，特立独行地留下这点雪泥鸿爪。那个苦难时代距今虽渐行渐远，但抗战出版文字的时代印痕，毕竟留在时人心间，难被时空消逝遮掩。
战时蜀地普通公教人员生活于社会底层，生活困苦艰窘，已见一斑。那时重庆处于卧薪尝胆之秋，社会底层人们，寄望憧憬的是戮力同心，击溃日寇在湘赣桂等地的进攻，坚持抗战，及早胜利返乡，他们对战时民生凋敝的艰苦，习以为常。当然权贵集团囤积居奇，贩卖烟土，倒卖汽油，特权豪夺，劫取难财，盘剥民众的行径，被国人不齿，但自古至今，有哪个时代的权贵阶层，不是在巧用时机，狂发国难财？
当时对政党间各怀意图的争斗，及应运而生的蛊惑宣传，乃至无尽渲染，除门阀政客和有政治兴趣者关外，普通民众不屑一顾，只作壁上观。父亲是诗人，在此态势下，惟一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处处潜悲辛”所发“油盐柴米都加价，偏是文章不值钱”的感叹。
七、班生未负少年头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由国民政府简任青岛特别市市政府人事处长。公务之余，他研讨旧体诗文，兼职青岛临时大学国文课，借《诗学概论》讲授中国的诗歌文体进展和各历史进程中的文学点，结合其文学评论专长，对他选撰国人抗战期间的旧体诗，辅之成诗背景，详尽比对，广征博引，举例阐释，引人入胜，受学子欢迎。如他将“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记叙沪地闸北区华人被日浪人凌辱情景的诗歌，寄托遥深、用心良苦，还将“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文坛悲壮之士记叙中国军民惊天地、泣鬼神、气贯长虹血战中，与敌寇殊死相搏的一字一泪诗作，乃至诗人易君左的名著《中兴集》等，展示讲授给学子，以激发勿忘国耻，同仇敌忾，用心良苦，从他《旧诗新话》长文中，可见一斑。该文2万余字，是抗战胜利初期，从诗学研究角度对“九一八”后爱国人士奋起抗战的近体诗述评，再现了爱国诗人的诗律特点，在《青声》杂志连载，嗣后因杂志停刊未能载完。此文与1930年他发表《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长篇评论一样，不仅有个人诗评风格的异曲同工，亦体现了他评论新旧体诗歌创作的学术观点和特色。其研究方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评论界鲜见，是他对抗战诗学研究的早期奉献。
父亲1946年登上其人生高峰后，意气风发，为施展推进战后文化建设宏愿，他与母亲及诸多志同道合者，专心致志筹建乾坤出版社和《青声》杂志社，为战后时段的文化出版，有过一点贡献，已载入新世纪的山东省出版资料库，其版行的“吾生除却名山业，都作浮云过眼看”、“不向仕途争得失，千秋角逐是诗名”、“吾生名世无他物，百卷文章万首诗”等文坛留言，坦荡凝炼了他们对文学创作的痴心情结，及人生追求，是他自认从旧时官场里“出污泥而不染”的见证。
中国的内战硝烟，长期影响着民族发展，期间的文坛出版给时代也留下例证，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印迹。父亲是山水诗人，对青岛崂山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梦绕魂牵的留恋。他一生六次游崂山，前五次是在抗战前为看山、听水、观瀑、探幽，寻诗做崂山之游，每次游历，皆有详细的诗文记载，惜第五次游程，因“八一三”战火纷飞，日寇由上海西侵，父亲当时在江苏省省会镇江市正在连载出版的长篇书稿，因战毁佚，未能完整面世。抗战胜利重返青岛后，1946年2月13日父亲与李先良、姜可训、孔福民、高芳先等市府及保安总队要员，陪同赴青岛视察的沈成章先生慰访市郊乡区民众，曾第六次覽游崂山，留下一篇文字记载。
八年浴血抗战中伤痕累累的崂山举目在望，越来越近。父亲仿佛看到当年那些衣衫褴褛的抵抗者，穿梭跳跃于崂山的松林巨岩隙缝间，抗击敌寇，保家卫国，他的《千秋抗战记崂山》一文，对崂山怀有深刻情怀，为东壁典藏。
崂山以风景名胜著称，抗战期间，它在阻击日寇、配合美国盟军打击驻青日军，还有着不朽的战绩，只是东海扬尘后，被黜削遗忘。
青岛与崂山，山海相依，有着相得益彰的地缘。父亲对崂山名胜，留有一些著名诗作，其《崂顶观海》诗云：“一脉奔腾入海遥，长空万里望中消，大风吹的沙鸥起，南北东西正落潮”，道尽了崂山引人入胜的独特山海气势，在中国抗战史上，也颇有名气，若没有崂山抗战，“山海重光”这四个大字，将减少时代风采。
崂山军民除周旋坚持八年抗战，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外，因敌后根据地牢固可靠，和地理位置特殊，受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美军重视。二战后期，崂山抗日根据地的沿海一线，被美军总部选中，太平洋舰队远程空袭轰炸日本本土后，受航程油料所限，是返航美战机的迫降预选地（另一地点为浙东沿海），美军航空兵携带的中国战区地图上，有红笔标示。
1944年春，美军第14航空队一架P51型单座军机，在袭击日占青岛胶济铁路后，被高炮击中，飞机起火，摇摇晃晃飞越胶州湾向西坠落。飞行员威廉兹普利曼跳伞，操作伞具移降在崂山余脉胶南小珠山一带，险遭从市区奔袭而来的摩托化日军俘虏。后保安一旅姜黎川部抗日游击队，见自天而降的飞行员持有军委会印发“友邦人士来华助战，凡我军军民务必予以援助，所需物资由军事委员会尝付”字样的白绸缎，知是美军飞行员而营救，在军旅中渡过较长时日。威廉兹普利曼需拍电报与在美家人联系，经游击队与山东调查统计室联系，电报经中转后，由重庆发至美国，相互电告安慰。日降后，威廉移交给驻青美军，后送回祖国。该史实发生在青岛市区之外，为保护盟军人士安全，极端保密，普通民众鲜知其详。
抗战胜利后姜黎川任青岛市议长，在市政要员聚餐时，忆述及青岛军民营救美军飞行员的详情。姜去台后，赴加拿大定居。八十年代姜的旧部，在青岛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对该史实，有过忆述。在历史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下半叶，无人公开提及，但毕竟这是二战中一首圆满的中美联合抗击法西斯战斗凯歌，它已载史册。
父亲虽在鲁西南，未亲身参加崂山抗战，但他对青岛崂山素来一往情深，对抗战期的崂山战绩战史，更关心备至。随代远年湮，许多抗战先人在崂山抗敌的事迹，已几无文字记载，笔者只能依据父亲在四十年代中期出版过的历史文字，结合其口碑资料，扼要简述抗战期间，青岛保安总队在市政府指挥下，与侵略者的浴血周旋。
《抗战回忆录》是青岛市长李先良先生抗战胜利后，对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来青岛后对亲历二战期间侵略者对不设防的青岛市及鲁西鲁南，及鲁东崂山等地的抗战战绩回忆。由他本人撰写，父母亲的乾坤社编辑出版。胜利初期，父亲在其《莽苍苍行》书成时，即向李先良先生建议公务之余，撰写抗战经历，以免时局变迁而被湮灭。李的这些经历是青岛市高层当事人的亲自回忆，是1947年早期成书的纪实版本。该书因青岛保安总队当时难将对日作战阵亡官兵暨遗属名册收集完备，1947年先父母乾坤社出版发行该书时，为尊重崂山抗战受难烈士及对烈士名单的完整性负责，《抗战回忆录》出版时，不便匆匆辑入。后内战加剧，斗转星移，李先良先生后在台湾将该名单补遗校核后，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里载入，为崂山抗战的烈士留名，贡献可贵。文革中的国民政府抗战史料，虽然作为“毒品”在特定地域及时代里被毁，青岛市图书馆里的相关赠书，也被封存，我家藏的若干旧版书，未得存留。《抗战回忆录》在中国大陆，已残留无几，李先良先生后赴加拿大定居。
父亲叙述往事时说，在1938年2月---1942年2月的抗战前半期，沈成章先生虽兼任青岛市长，但省府工作繁忙，鲁西鲁东之间，战时交通难得顺畅，沈分身无术，鲁东和青岛地区的抗战事宜，多由后来主持鲁东行署事务的李先良部署实施。1938年后，李先良由鲁东莱阳至胶州，再从海上乘帆船进崂山，住华严寺内，以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身份，全盘主持青岛地区的抗战工作，凡七年。他组织青岛地区军民，为破坏日军军需供给，多次指挥青岛保安总队和市郊情报人员，与位于沧口、四方日本纱厂内爱国工人，在四方、沧口之间，密切配合，采用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战术，诱引日军守备军队，转移警戒视线，疲于奔命，后在爆破焚烧日资纱厂设备的同时，组织数百名爱国民众，将纱厂内大批军用棉布，抢运出厂区，再组织了一支专门运输队，将战利品经崂山运出青岛市区，通过沂南等地，从微山湖运往鲁西鲁南，抵山东省府所在地，支援了抗战急需，使驻青日军的军需供应和生产，受到严重打击。父亲对李先良指挥青岛保安总队从崂山进市区，袭日寇，烧纱厂，运棉布，支援山东省的敌后抗战，尤加赞赏。
青岛沦陷时，市郊的李村监狱，发生过两件震撼之事。一是青保总队长高芳先率众越狱，二是青保情报员谈明华等被劫狱救出。这些抗日爱国事件，在日军眼皮底下发生，影响巨大，抗战胜利后，已载入史册。
崂山及近郊的大小战斗，凡数十役，李先良的《抗战回忆录》，翔实记录了当时青岛保安总队与日军讨伐队的重要战斗，及若干次深入市区夜袭伪青岛警察四分局、日本商业学校的情景，是青岛抗战的的权威史料。
父亲的《千秋抗战记崂山》一文，从文学角度记录了崂山抗战时的点点滴滴，他有感而生的绝句：
千秋抗战记崂山，绝壑穷岩血染斑。
为问大河东衅石，八年寇骑几生还？
雄师百战海西东，十万男儿铁血同。
天为名山留胜迹，残垒斜照夕阳红。
这与其说是他在游览崂山，倒不如说是在参观战迹，警示国人，给崂山留下一个可供千秋忆念的反侵略场景。
父亲是现代山水游记作家，他以“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个性化游记文字，在现代文坛潇洒独行，1946年他有文称“十年来转战鲁西鲁南，浪迹川西川东，跋涉冀鲁豫陕苏皖湘鄂诸省，游踪半中国，一官役役，饥趋天涯，只落得‘百卷文章万首诗’。自怜亦复自笑！山灵有知，或能引我为知己吧？”是他在文苑里的白纸黑字坦言。其作品笔触细腻，活泼鲜明、诗文并茂，情真意切，悦人心目，久负盛名，时代感忒强，其匠心独运的写作体裁及艺术风格，思想活力与魅力感受，无须人为操作包装，却是时空变幻带不走的一笔财富，这不仅是他人世游的片段纪实，也象征着他对所处时代近体诗与抒情散文的运笔融贯，是他于文苑走过的履痕。
1946年他的抗战诗集《莽苍苍行》获国民政府考试院颁优等奖及奖金，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结果，是他八年艰苦抗战环境里自诩“误尽才名添白发，输将傲骨换黄金”的真实写照。该诗集面世之初，社会上对他不避讳真实情感的诗品、人品，反响强烈，名士姜铭九先生阅后诗赞（略）；当时报刊载有“无锡芮玉庐先生，耽文史，嗜山水，以诗鸣大江南北。事变后，转战鲁西鲁南，身经数十役，屡及于危。历年跋涉苏赣湘鄂冀鲁豫皖川陕诸省，足迹半中国。所为诗，清新绮丽，苍凉沉郁，兼而有之。写战区军民的离乱之情，颠沛之状，尤刻画入微，可当抗战诗史读也”。考试院评委会最后对《莽苍苍行》的评审意见，公诸于世的则是：
“晚近诗学不讲，得见此作，读之神旺。作者于诗，专主性灵，不事雕琢，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此为作者所自知，当亦为人所共认。综观全体，七言今体，几占全部。论其工力，自然后优于前。九年之中，得六百余首，可谓富矣。其中抒写个人境遇之作多而详，关系史实之作少而略，以之作一人一家经历洄溯之参考，自甚有用，若以传久致远，则有不必以多为贵矣。又诸作旅字始字，每须作平声读，无如字读，则甚拗口，似宜不囿于个人成见，略从事于诗律也”。
该评审意见从诗学艺术角度所作评论，中肯贴切，恰如其份，得到四十年代中期国学界，及社会识见人士的共识认同，东壁有典可鉴。
父亲一生笃志研究学术诗文，是一个二十世纪里有着唏嘘悲戚人生的诗人。1947年他在文坛自言“三十年来，国家多故，学术事功均碌碌无所表见”，仍“惟以山水文章自娱”。抗战胜利重返青岛后，他发表的“百战归来喜欲颠，人生去往果由天，当年故旧惊星散，祖国版图庆瓦全。痛定回头余涕泪，爱深北望半烽烟。高歌敢作升平想，萁豆纷纷犹自煎！”的诗中，显示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八年从万众欢腾中分享的喜悦及山海重光的欢愉，但他对民族内战的豆萁之喻，意会犹深，这是他以文学形式对内战忧心忡忡的示出，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映现。
在班生未负少年头之际，无论后人如何看待他个人的诗文业绩，乃至大到名城青岛的近代沿革历史，和被现时被忘却的崂山抗战与曾于前海屹立的“山海重光”纪念亭碑的内涵与外延的消逝，后者始终是中华民族与国人心目中，永难忘却和值得纪念的丰碑。
八、冰海浮沉
1949年，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转折点。随着社会大变迁，不仅左右了中华民族走向，也使处经这一时代的个人及其子女，都有着人生的方向性结局。1948年秋，中共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在益都成立，胶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趋紧。1949年初春，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杨希文委托原无锡教育学院老同学乔鸣九，从鼓角争鸣稍事停顿的济南，专程赴青岛转达中共方面期望父亲保护青岛市人事档案不走的寄语。
由于日本侵华，上世纪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中国的政治游戏中，抑或成为被戏弄者，父亲只是南渡北归大变局中的一员。他出于满腔热血投笔民族抗战八年，象历代诗人经受战乱、痛苦、情感波折时，会不同程度留下展示个人心理变化的文学作品那样，他在岩墙下的这个人生时段，面对腐败官场和党争政治，随民族内战危机趋剧，他企望祛除战乱流亡，诗文作品里既有“还我江南老布衣”等意愿流露，亦同时兼有忧郁、苦痛、彷徨，和期待光明和平的心理态势。
缺乏政治敏感的父亲，在听信友人劝嘱下，1949年6月2日前，留青未走，只是不愿涉入党争恶斗的政治漩涡，期盼能有自由写作空间的抉择，他承诺护档，弃政还民和主观上另谋出路的书呆子意愿，虽无关党争大局，但其预期追寻期盼的民主光明的奇迹，却始终未能出现。
个人的小命运在时代变迁的滚滚红尘中，只能跟在国家民族的大命运里随行，这种未知宿命，将他推向早已铺就了的当时尚不知情的炼狱命途。他自1949年6月2日起，从一名社会著名诗人、作家、前政权的高级官员，销声匿迹，嗣后夹挤在台海两岸政治板块罅隙中，成为被忘却的一名冰海浮沉者和隐逸求志者。父亲在中共军管会学习班里将政历、党务活动，做了详尽回忆交代。八月底，旧职人员每人发三个月遣散费，中共青岛市军管会还发给“经本政府教育后，准予转业”的签章证明书一份，作为自谋职业的返家凭证。然他即使改弦易辙，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也未能摆脱信任危机，虽深居简出，也难避祸从天降，一场猝不及防的牢狱之灾，让满心寄望平安生活的父亲，后半生蒙上另层浓重的心理阴影。
1949年9月20日，父亲因出售家中闲置书籍中有几本自己旧时编写的《青岛市政府职员录》，引来刑事横祸，被羁押待处。
常州路看守所是著名的青岛欧人监狱，历经德、日、蒋管多个朝代，见证着世代沧桑。为打探父亲入狱罪名，母亲几经交涉，后由市法院老红军廖弼臣院长的秘书黄××出面接见访谈。
母亲将父亲的简历和案发经过述说后，黄秘书说“你丈夫的案件，廖院长很重视。他目前关押在常州路看守所，是为进一步弄清政治历史问题”。母亲后提出腊八节探监要求。黄秘书当即写了一张法院便笺，上称“政治嫌疑犯芮麟眷属”九个字，经电话联系后，让母亲持该条找负责看守所的×××办理。
母亲据此条陈，知悉父亲羁押罪名，呆立良久，惊诧莫名。那个悲情岁月虽经风雨剥蚀，星空飘逝，但今日秉笔直书时，仍让暮年回忆人，深感八十多年前“政治嫌疑”四个字的触目惊心和留在父母心灵深处的震撼与伤痛。
母亲是岛城知名作家，被称“犯人家属”，内心的失落痛楚，苦不堪言。她亲临其境，除去无奈，只能替蒙冤亲人奔走呼吁，以文化人的特有方式，陈辩诉冤。她将中共要求父亲留青保护档案所做工作，连夜奋笔疾书，写成一封封万言书，向省人民政府杨希文秘书长，和青岛市法院廖弼臣院长，多次投送，望能早日对父亲按中共入城政策承诺那般，主持公道。法院嗣后接访母亲谈话时，也多次提及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有过的批示。若将时代镜头变焦切换至当代，对比建国之初各级政府对群众疾苦之重视，和雷厉风行的处理工效，还显有差异。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3月，市法院通知母亲找两个铺保、两个人保，去办理取保释放手续。父亲社会人缘好，即使在镇反处境极其险恶状况下，胆小怕事的文化人中亦有好心人不畏惧替父亲出面作保，于是青岛四方路敦源书局史经理，青岛市著名外科医生王训颎, 胶州路香山堂的著名无锡籍中医陈鸿雪等，数位岛城名人贤达，毅然挺身为父亲具保解难。
1950年3月10日，鹊噪狱楼，父亲冤陷囹圄五个多月获释回家，与家人团聚。他向母亲凄楚叙说牢狱生活使他对人生际遇，倍感伤悲。他说欧人监狱高墙电网，庭院深深，“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凄凉，名士落难，冤陷囹圄时的“布衾多年冷似铁”感受，白天独关牢房，与鼠蚤相伴，夜间遥念亲人，“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伤悲，使他“世事蹉跎成白首”，徒增思绪翻涌，是狱外之人无法感知的情景。
1950年的元旦、春节、元宵节父亲都在牢狱里苦熬度过，他是每逢佳节皆留有诗作之人，只能利用音书寂寥的岁月，在书写交代历史时，将随感而发的启发，不时流露于诗作中。
父亲说在狱期间，孤栖室内，即使白天，也有三五成群的老鼠在牢房角落，漫不经心、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整天与老鼠、跳蚤、虱子、蟑螂为伍。他从困顿、疑虑、不平到孤独、冤屈、悲观，不时挣扎在懊悔、绝望边缘，毫无人格尊严可言。白天，从囚室铁窗仰望天空自由飞翔的麻雀，静谧夜晚里，举头望浮云掠过明月，触景生情，不可言状。在内战期间，他莫名其妙地失去做人尊严和自由，尤当入春的夜阑时分，青岛前海的细微涛声，阵阵入耳，监狱后小树林，惨不忍听的杜鹃哀鸣，如泣如诉，夜啼达旦，响彻海天，撕人心肺。光影迷离中，子规阵阵的归家之啼，仿佛不断诉泣着冤屈与不平，令闻者难以自持，思潮澎湃，惨不可言，实难入眠。父亲将此时的心灵感受，只能一一成诗留人间，是他在牢狱里唯一的精神安慰与寄托。
父亲在独有杜鹃啼血，却无江猿哀鸣的凄苦日子里，虽对人生挫折有些预见，对自身与环境的关系，有点平衡能力，但从未想到要经受如此深重的牢狱之災，他想到上层公布于世且承诺遵循入城政策之信誓旦旦，言犹在耳，自己奉公守法，谨小慎微，却稀里糊涂地被以“政治嫌疑”罪名羁押入狱，这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悲可怖，难以想见；想到政治历史已交代清楚，得到当局者的首肯，却又面临“莫须有”与“政治嫌疑”的古今异曲同工，陷入牢狱之災；想到狱中放风时汉奸市长对抗战志士今昔际遇的讥嘲喻讽，直面这白云苍狗的政治变化，愈发对羁押被囚不解；想到审问者对自己过往诗词用语一知半解的解读，和俗不可耐的牵强附会；想到妻儿离散的处处潜悲辛；想到昔日党棍们称自己办出版社、杂志社的特立独行，不支持政府，想不到中共也从自己历史出版文字中，挑三拣四，随意诠释，不容申辩……；想到那些背离诚信的基本人伦道德做派，一种被愚戏后的苍凉感，悲透身心；想到世道不公，政治险恶，切肤之痛，不可思议，万虑俱灰……。
他心灵震撼，背负巨大心理落差和百感交集，出于诗人习性，依然在囚室里，用交代政治历史的纸笔，将对夕阳斗室、归巢燕雀、囹圄处境、狱中之情、牢房禅悟等情、景、事的感怀，写成凄绝人生的130余首近体诗，夹带在鞋底内层，释放时带回了家。
母亲万分感慨下，多次翻读他这些催人泪下的无奈诗作。母亲说这些艰涩精辟，并非白描，呕心沥血，含蓄用典，表现人生的诗作，有的是忆及抗战，九死一生，有的是囚室浇愁自嘲，有的是感伤驱夷成罪的际遇，有的是怆怀妻儿，期望解脱，其字字血泪，句句真情，凄婉哀愁，苦闷至极，抒发出父亲对诗圣杜甫“古来材大难为用”的同样感慨。母亲在书房看诗，凄恻时泣泪不止，父亲则呆坐一旁，只是重复叹道“我没事了，你看，这不已经好好回家了”来安抚劝慰。先父母一生，患难时期，相互扶助，悲凄同行，忧纷时彼此慰籍的情感，亦都一一留记在父亲五十年代的诗作及日记中。
对父亲雪夜渡断桥时，涉及情感的狱中苦吟，母亲曾说这是古今诗人中的难见之作，非有如此时代现状的亲历者，难有这种文学上的深层体味。这些饱含心酸，不乏激情文采，标志人生政治落难的《囚室吟》，颇有文学价值，但她深思熟虑后，嫌集名过白，怕蹈“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复辙，被授人以柄，屡劝父亲改掉可能招致祸端的喻比。父亲瞻前思后，对特定环境下的心血之作，难得割舍，他说这是一段难以忘却的经历，他并不想学唐骆宾王《在狱咏蝉》里“南冠客思深”“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那般留名千古，但最终还是将《囚室吟》压缩至百余首，并适二月杜鹃啼血之典，更名《子规集》。然他身后被革文化之命时，该《子规集》与他呕心沥血写成的《陆游评传》及1955年—1960年间七遍细读《红楼梦》时每次留有的点评心得，在文革中被毁，未能侥幸留存下来，这只是诗人文学创作上心血毁佚之怅慨，然他出狱后未因当年的冤悲文字，再行贾祸，文革中家人亦未再遭更深一层的文字株连，亦属天意。父母雪夜渡断桥时，痛心疾首的亲历，已溶于血，成为无法抹去，又百思不解的一段苦难记忆。
1950年5月，父亲出狱后一个多月，市法院《刑事判决书》送到，称父亲抗战期间及解放前三年，担任国民政府高级职务，及所著诗集中亦有反动言论，故以政治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执行一年。父亲见状，有冤无处辩，有苦说不出。他说既然国共合作抗战，我抗日何罪之有？既然取保释放，为何又另下判决书？以政治嫌疑论罪科刑，何以面世，又以何服人？他书生气十足地辩称“宋代岳飞抗金有莫须有三字狱，我如今抗战竟成政治嫌疑四字狱”，“抗日时期在政府任抗战之职，是履行中华民族共同打鬼子的职责，即使发表过对两党摩擦纷争的异议，怎能被判有罪？无怪乎自己入狱后，汉奸幸灾乐祸，未经法院正式庭审定罪，竟可如此？!但经母亲不断劝说，他这风雪夜归人，终以身获自由为大局，退而一想，情绪渐趋平静。父母亲人生雪夜牵手渡断桥的惨痛经历，比其友好、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彦超老师嗣后从劳改营的高烟囱上跳下的悲剧，已幸运得多了。父母就这样又惊又险地渡过了那段“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能走”的日日夜夜。
父亲经一番入狱周折，出狱后除补阅欠看的书报，或补录牢中遐想时未能记下的某些事项外，经一番周折，以第一名考取了青岛市的公立中学教师，担任第四中学的高三语文教师和班主任，踏上工作岗位，生活相对趋稳，后却被称为“混入革命队伍”。
不知晓他历史的局外人，难得想象父亲作为著名诗人冤陷炼狱的心中苦痛，更体会不到他狱中与难知后果的黑色岁月，是如何渡过的。尽管父亲获释回家，但因“政治嫌疑”获罪给心灵深处造成的巨创，实难愈合，留下幕幕噩梦，毕生不散，是他永远铭记的一个痛苦脚印。
在该案判决三十五年的1985年，即父亲故世二十周年时，筆者根据八十年代的中国《刑法》规定与中共政策，锲而不舍地据理上诉，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院重视，最终再审撤销错案，判决书明确肯定了1949年的历史变革期间，他设法保护青岛市人事档案的业绩。
父亲历经思想改造运动后，1953年夏，脑血栓病倒，病休在家。在他晚年的秋风秋雨时节，潜心抱负于研究学术诗文等古典文学评论著写。他病中完成的长篇书稿《陆游评传》，1956年秋与上海已签约待版，因出版社主编等人反右时“全军覆没”落难，约废未果.。1959年他从中学教师岗位被黯然动员退职，应各级政协之邀，撰写文史资料，1965年辞世。而他生前做一只脱离红尘、致志学术研究、自由写作的闲云野鹤之念想，也未能如愿。
文革时，父亲生前借“子规夜半犹啼血”流露内心挹郁文字的全部诗文书稿，如《子规集》、《燕吟集》、《半蔷集》、《南轩集》等，于浩劫下皆未能留存。他在人生相对平静期内大量诗文作品的期望发表，与旧作合集再版心愿，只能成为幻梦飘散。
父亲是温文尔雅，有着现实感的书生，学风严谨，魅力亲和，文如其人，旧时社会口碑颇佳，素有清誉。时人有文称其“玉庐性恬淡，耽诗，嗜山水，与人无所迕，宽和谦冲，有古儒者风”，又有人以“福慧修来几世得，多情万首作诗人”之誉称，是旧时社会公认及包括中共入城后军管会与司法机关共认的文化人。
他专心学术，有着自言“清狂到处容吾辈，俯仰随缘阅岁华”、“万里归来仍作客，故乡转觉似他乡”、“前尘莫惜重回首，岁月悠悠自古今”的坎坷人生。他的功过是非和文学作品留下的悬念，当由人们客观评说。
他作为中国的著名抗战诗人，百思不解的是尽管他去世20年后，有着人民法院颁发的“青岛解放前夕能将掌管的人事档案，予以保护，解放后完整无损地移交政府，确有立功表现”的平反《刑事判决书》，但依然无法免去被以“政治嫌疑”论罪科刑的噩运，是他的毕生的难解之谜。若非人子替他离世二十年后力争错案纠正，其它的文学人生，亦将付之东流。
九、耻将心血比黄金
将灵感倾注心血，落笔为文，寄予发表，祈得认同，是学有所成的文化人孜孜以求的共同心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在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时，因现代文坛的厚重博大，加之父亲的特有身份和不为人们全面知悉的独特经历，他抉择民主进步的丹心，仍被蒙贴上营垒性的醒目标签，其诗文书稿更难避滤光与失忆影响，依然临禁忌，遭摒弃，蒙命运多舛的冷遇，被扫入忘川。
几十年来，他文学作品再版之愿，被殃及，遭不公正相待，只能以曾经沧海的心态，濯足洞庭，梦断琴岗。由于社会歧见犹存，根深蒂固，使他对山水游记集腋成裘、合集出版的夙愿，屡受苛求被左右。即使笔者文革后为防不再沦于散佚再行努力搜集编纂他的几批次山水风情录的书稿，面对固有思维定势，仍备受侧目，别生枝节，这寻梦之旅被搁置延宕，象缘木求鱼般，从冤案平反后，又渐行跨越了二十年。这两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变幻中，对文学作品出版寻寻觅觅的追梦跋涉、尚难成就的个中苦涩，无可释怀，除知情者唏嘘之外，他人难得知晓。
因代远年湮，世事蹉跎，尽管父亲笔耕一生无暇日，其二、三万册藏书和惜未刊行的大量文稿、诗篇、读书札记、考证心得、人生随笔及与三十年代著名文坛友人的往来书信等，包括《莽苍苍行》《玉庐诗稿》《战时纪行诗草》在内的三千余首《无锡玉庐芮麟诗钞》遗稿与《陆游评传》一起，这些他自言“惭愧生涯贫似昔，耻将心血比黄金”形成的累累学术成果，在家庭历经风风雨雨，尤其历经文革抄家毁佚及九十年代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拆祖屋庭园后，荡然无存，使昔日他“吾生名世无他物，百卷文章万首诗”的夙志憧憬，未能成为完整的学术贡献，以酬世人。
父亲只是一名钟爱文学的民国年代过客，而非大陆专职于文坛上的定居者，他那尚有点滴时代特色，却未必周详精当的几本旧作，未被磨灭，大浪淘沙后能从视野边缘回归社会，重吻大地，受到一点关爱，但它毕竟不是时尚小说，不是政治说教，也非虚构人生，更无惊人的思想和华美文采，仅是上世纪民族大劫难、大动荡时的个人经历，和以真面目示人的书海一粟，在创作风格上，他以不堆砌词藻、自然清新，有别同代一些不同境遇作家的文学作品。其生命光华能二度梅开，犹如八十年前父亲在《莽苍苍行》里“自怜诗骨清如水，羞对人间富贵花”所述，这并不意味作品本身的可圈可点，无可炫耀，而充其量只是一种创作特色，让人们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山水文学和抗战文学宝库中浩如烟海的原创之作，在领略感受的境界里，充填着一些空白。
毋庸讳言，即使父亲辞世平反后，歧义于民间学界的官印封签和社会政治影响之根深蒂固，乃至因无知偏见牵蔓到文化出版与史志领域的潜意识羁束，亦仍成为延续他唏嘘命途的组成部分。让无辜的文学知识分子无限背负党争积怨十字架之举，负荷过重，这种靠文化人自我救赎的方式，让人黯然谓叹，感悟良多，实欠公允。在风起云涌的新世纪里，民族认识的洗心革面，弃旧图新，辨识真伪，至关重要。
中国历史上多次大兴文字狱，现代战乱党争时的文学作品立意，与歌舞升平时俨然有别，世人尽知。若能客观映现及理性对待一个时代的文化人在党争激烈对峙时期，以不同文学表现形式从文网禁锢中争得并非庙堂颂歌的话语权，那才是完整表征中华民族现代文学发展的需要。
在文苑，父亲不只是文艺作品的评论者，又始终是文学作品的积极创作者，在履行全民族抗战使命中，他不尽是文学艺术和民众教育的抗敌呐喊者，更是以身御敌的行动者，他后半生，被沧桑岁月磨蚀，噩运摧残，时势湮没，却未被俗风陋习熏染，没去趋炎附势，追逐虚荣，曲意逢迎及同流合污。作为一名走进历史的诗人作家，他内忧外患的莽苍苍行之迹，有过重大转折，但其信守不贰，倾注情感，付诸挚爱的惟一，依然是饱受苦难的祖国，是被中华民族长啸云天，浴血奋战，拯救过的悲运祖国，是生育养育炎黄子孙千秋万代，渴望和平民主及光明的华夏祖国，而别无其它！
作为诗人学者，父亲后半生有过无法自由出版作品的茫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从未放弃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这一心中的永恒！他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赤子之心不泯，遗爱终留，仰不愧天，这是零距离上点睛定格父亲一生的立志情怀，和自塑的文学形象，有迹可循，有史可鉴，有文可寻，皇天后土可证，当不为虚言。
他的旧作历经八十余年的净化淘洗和风雨剥蚀，铅华洗尽，从命运的复杂回漩中，破土拂尘，旧梦复圆，重吻大地，蠖屈终伸。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逝川重现，实属一种包容。
人生不在长短，在于真诚和价值，说真话不说假话与空话，是做人的底线与准则，昨夜星辰是否依然闪亮，对其做人及作品，识者将各有评说。父亲对功名事业虽有渴望追求，却从不艳羡荣华富贵，他的留世诗文将人生价值观坦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倾心钻研点评陆游诗作及古典名著《红楼梦》等，作为迟暮之年的寄托，给关爱者留下些许念想。
拜互联网所赐，1980年2月，父亲的旧作《青岛游记》，未被隔海相望的同代爱书人遗忘，其单行本在台湾重露头角，由在宝岛出版学术文献图书著称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发行人刘修桥先生，将它甄选再版，并惠辑入《零玉碎金集刊》，互联网对该书留有“将有山有海的青岛、温良的人性和醇厚的友情表现于字里行间”之推介。其藏于台湾文学研究机构和各著名大学图书馆可查的即有十余处。这是父亲在青岛生前企盼祈祷梦想成真无望，凄楚辞世十五年后发生的事 。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大陆独具慧眼，将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版、笔者编纂二十余年未被面世的长篇山水风情录《神州游记（1925---1937）》合集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难见的长篇专辑。它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长江文艺出版社早期筛选出版的上世纪中华百篇经典游记一起，文苑并蒂，山花烂漫，引领新世纪的读者，共览华夏风采。
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父亲1925年的处女作《香海雪影》及1935年的《万山雪照一灯明》两篇散文，与鲁迅、梁实秋、沈从文等同代作家的名篇，辑选入陈子善、蔡翔教授主编的《雪——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出版；嗣后，另如莫干山人、青岛图书馆等若干著名公众号，也在网上对其昔日文章推介，助其携洒着白玉兰的飘逸芳香，故地重游，终结了他被摒弃的命途。
2010年9月16日，时任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教授以校秘字第0990039972号署名章复函“少麟先生道鉴：感谢您的来信及惠赠 令先君慈大作《神州游记（1925-1937）》与《离乱十年（1937-1946）》2书，共7册。文采卓识，令人钦佩，已送请本校总图书馆典藏，至感 盛意，特函申谢”，为激励笔者奋进之标志；
简言之，《重吻大地》一书，定位于父亲人生某些时代节点的自叙诗文展示，而非普遍意义上的传记。笔者力求按新世纪的价值观，穿插适用他早年版行的诗文，结合先父母的口碑资料，贴近原貌，按时序联缀切入他们纷杂动荡时代里的家庭身世，恩爱情愁，文学生涯，国事蜩螗，生活变迁，时代光环，仕途浮沉，政治波折及心路历程等鲜为人知的浮生跌宕，杜绝传奇，重现于书，点睛佐证，言必有据，望新时代的读者，知其长短，这有异于其他现代人物传记之笔法，可算笔者的一种创意。
史海拾趣，补充遗漏，是一种心愿。将文苑过客及其作品，置身民族文学发展格局里评议，始能体现其生命力与价值。父亲留下的与其是八十余年前的若干本游记、诗歌和纪实录，不如说是闪烁其中的真纯特质。
不言而喻，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复淘洗中，这些映现时代，并不艳羡浮华的作品回归，也标志着那株硝烟后有幸存留下的“黄花”，在风雨飘摇中的脚跟立定，在筚路蓝缕中的自尊重建，斯人之声，终难闭锁。
十、尾曲
先哲有言，历史是被时光筛眼走漏的和罗网的共同组合，而不论其曾一时隐于笔墨内外。笔者依据馆藏典籍和零距离的忆叙，将被压缩为五十三万字的《重吻大地》一书，缩略成这篇文字，企盼能为关注中国现代山水文学、抗战文学、和史传文学的爱好者、研究者，辟显出点滴资料线索，以透视中国山水文学创作的个性化风格。倘能获得触类旁通的领悟，也算替先人偿还了蠡湖儿女抗战出走时，从“故园松菊梦魂牵”到“班生未负少年头”的宿愿，让南方泉游子临终前，苦叹叶落未得归根的赤子情，在故国文坛的画板上，增添一抹雨后彩虹。
父亲的文坛悲运，成为他人生展示的终曲。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二十世纪的独特人世游，和曾经沧海的文苑春秋，勤将山水化诗媒，把凝情于笔尖的若干留迹，在中国独特的政治态势下，以表现人生的《神州游记（1925_1937）》、《莽苍苍行》（抗战诗集），豹死留皮。
新世纪，人子从历史视野，审时度势，适时复原父亲的人生声誉，悲欢翻涌，心情百味，一言难尽，特此仅记。
2025年5月 于美南 休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