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前，我们身体健康，很少生病。看到别人痛病，总不以为然，“人吃五谷，焉有不病之理。”我们常用这句话来敷衍生病的人。
下乡前，我们还年轻，不懂什么传染病会致死，所以无知无畏。
下乡前，我们没有照顾病人的经历，没有医学常识，不懂艰辛。
下到傣族村寨后不久，村里要杀牛了。小孩子们 异常兴奋，到处奔走相告。杀牛地点就在打谷场的另一侧的水沟边，与我们住处不远。我们也过去挤热闹。
村长让我们不相干的人远远离开，以免影响他们工作。据说，牛在被杀前会淌眼泪的，好奇的我就站在不远处死死地盯着牛的眼睛。
老黄牛被捆绑着，好几个人压着老牛。一位有经验的老乡用匕首使劲刺进老牛的颈部，割断颈动脉。鲜血直喷，将死的老牛使劲挣扎，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渐渐地不再动弹。
我看见老牛流眼泪了！
傣家人轻易不杀牛，牛是主要的生产工具。那天不是节日，村里却安排了杀牛。后来得知，那老牛病了。
没过几天，听说村里连续死了好几个人，都是参与了杀牛的人。有人说是报应，有人说是传染病。那几位死去的人都有发烧，胸痛，呼吸困难，全身起泡等症状。多年后，我在医学院上传染病这一课时，联想起当年杀牛后老乡死亡的情境，课后与老师长谈。老师说，那很可能是炭疽病，幸好我没有靠得太近，避免了感染。
插队时，真的遇到知青生病了，那种恐慌、紧张和无助感一下子袭来，我们不知所措。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没有老师的安排，周围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我们该怎么办？
一天，同一集体户知青JM上吐下泄，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他痛苦地呻吟着，喊道：“我难受死了，我受不了啦，我要死啦！”
我们几个知青看着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住在哀牢山的半山腰，必须下山8-9公里到坡底的公社所在地才有一个卫生所。寨子里无医无药。
“快点，再不送医院他就要死啦！” 不知谁这么喊了一声。我们顿时慌张起来，一个男生知青守着JM，我们四个女知青立即分头寻找村里的干部和老农民，希望他们有什么治病救人的妙招。
同一个寨子的副队长过来看了看，转身对周围看热闹的老乡说：“谁家有什么止痛的药快去拿来。”但没有动静，大家只是看着。
一会儿，住在另一寨子的生产队会计和一些老乡人过来了，老会计是村里的主心骨。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期盼着老会计有灵丹妙药。但他只是看着JM，摸摸JM的肚子，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们四个女生急了，又哭又叫地嚷着快送医院。
老会计经不住我们四个女生焦急的哭叫声，吓得立即吩咐老乡马上找大竹竿和布匹来做担架。
事后老会计说起JM生病的事，他说他开始不怎么担心JM病情，而是我们四个女生的哭叫声吓倒了他。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群女孩子一起呜里哇啦地哭叫，嘴里讲什么话他也听不明白，真担心出什么事没法向知青的父母交代。
JM痛苦地哼叫着，呻吟着，面色越来越白。
大竹竿来了，老乡们很麻利地编搭起一个简易担架，四个人抬起JM，一个人作为替换人员，五位壮汉和我们两位知青一起送JM去公社卫生所。
那天，老天也急得流出眼泪，雨水滴滴嗒嗒下个不停，山路泥泞难行。老乡教我们用五个脚趾使劲扣住泥地才能防滑。我们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达公社卫生所。
JM有救了。
插队不到一年，我们同一生产队、另一个集体户的知青WM也病了。她发烧了好几天，全身乏力，不思饮食，腹部疼痛。她忍着。
烧始终不退，几天下来，WM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知青万分着急，与生产队领导商量，求他们马上安排牛车，把WM放到牛车上送去公社卫生所。
到了公社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认为WM的病情严重，必须立即送县医院。
从漠沙公社到县医院没有公交车辆，只能自己拦堵来往的运货卡车或军车，请他们捎我们一程。幸运的是，我们几个上海姑娘拦堵车辆的本事一流。我们站在公路的主要通道的路中央，不停地挥手扭动，基本上所有的车辆都会停下来，没有一辆车敢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当然，我们也不傻，真的不停车，我们也会早早逃命。
长期在深山老林里开车的师傅，只要有车位，都愿意捎上年轻姑娘一程，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些活跃的上海姑娘，都想让我们消减一下他们的寂寞。但是上海知青慰问队的中年男性老师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想在当地招手拦车进县城则是件非常艰难的事。首先，他们是中年男性，其次，他们是外邦人，卡车师傅几乎没人愿意停车捎带他们进城。于是，帮慰问队老师们拦车回城的事儿就成了我们几个上海女知青义不容辞的任务。再说，我们截拦卡车的成功率相当高。只是，有时有点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对不起那些善良的愿意让我们搭车的司机们，当他们发现爬上卡车的是中年男性时，想后悔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些上海姑娘们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微笑，对他们千恩万谢，估计他们也拉不面子赶人。
WM病重，必须马上送县医院。于是我们分开行动，几个知青搀扶WM慢慢来到公路边，我们几个快跑去公路边拦车。 拦了好几辆车都是满载满人，没有一点儿余地。后来一辆军车驶来，我们中间的两个女知青与军人司机打招呼，我和另一个知青一脚踩上解放牌大客车的车轮顶部，另一脚一抬就翻身进了车斗。军人司机发现我们爬上车，就下车过来让我们下来，说车已经满载，前面的车厢里也有三个人，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带我们进城了。
我们细看一下，车斗内的东西比车栏杆还低一点，好像装的是什么水泥类的东西，上面有油毛毡盖着。于是，我们坚持说可以躺下不动，不坐起来，那我们就不会翻滚下车。
那位军人说：“我们拉的是骨灰，你们要睡在死人身上吗？”
我们知道他是吓唬我们。我们一口咬定，坚决不下，救命要紧。
那时，WM他们已经到公路边了，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拖上车，四位女生平躺在“骨灰”上向县医院驶去。
去县城的公路是砂石路，卡车颠簸厉害。车斗里的那些“骨灰”高低不平，躺上上面好像睡在铆钉板，骨架都要颠散了。我们不敢坐起来，怕被甩出车外。
WM承受不了那份折腾，不停地呻吟着：“我难受死了，我要死了；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她不停地哼着。我真不知如何安慰她，另一同学就开口了：“WM，你不会死。小时候你妈不是带你去算过命吗？说你是富贵命，是宋庆龄的命！”
“我不要当宋庆龄，我只要不疼就好。” WM有气无力地答道。
到了医院，WM立即被安排住进病房，挂上输液瓶，我们一下子安心了。那时，顿感又饿又累，整整一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就上街买了一些吃的填饱肚子。
夜深人静，没有车辆可拦，我们回不了生产队。
住哪里？旅馆？不可能，我们没有钱。
我想起WM的病房里还有空床位，要不去那儿陪陪她？
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WM的病房，那房里共三张病床，WM和另一个病人占着两床，还有一张空的。于是，与WM同一集体户的那位知青挤进WM的床，我和另一个知青躲进那张空床，我睡在外侧，拉下蚊帐，倒头就睡。
“打针啰，打针啰！”我突然感到有人在拉我裤子，吓了一跳，转身爬起来，差点摔倒在地。
“快逃，快逃！医生来打针啦！” 我把WM床上那位知青拉起来，我们仨拔腿冲出病房。
东方刚刚发白，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公路边，拼命挥手。一辆卡车停下，我们仨你拉我推地爬进卡车的车斗。开车师傅问我们：“你们去哪里呀？”
“快开，快开，医生要来打针了！” 我们几个迷迷糊糊地答道，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躺在车斗里又呼呼睡着了。
走进哀牢山（六）
海伦HH (2025-05-27 23:41:17) 评论 (1)下乡前，我们身体健康，很少生病。看到别人痛病，总不以为然，“人吃五谷，焉有不病之理。”我们常用这句话来敷衍生病的人。
下乡前，我们还年轻，不懂什么传染病会致死，所以无知无畏。
下乡前，我们没有照顾病人的经历，没有医学常识，不懂艰辛。
下到傣族村寨后不久，村里要杀牛了。小孩子们 异常兴奋，到处奔走相告。杀牛地点就在打谷场的另一侧的水沟边，与我们住处不远。我们也过去挤热闹。
村长让我们不相干的人远远离开，以免影响他们工作。据说，牛在被杀前会淌眼泪的，好奇的我就站在不远处死死地盯着牛的眼睛。
老黄牛被捆绑着，好几个人压着老牛。一位有经验的老乡用匕首使劲刺进老牛的颈部，割断颈动脉。鲜血直喷，将死的老牛使劲挣扎，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渐渐地不再动弹。
我看见老牛流眼泪了！
傣家人轻易不杀牛，牛是主要的生产工具。那天不是节日，村里却安排了杀牛。后来得知，那老牛病了。
没过几天，听说村里连续死了好几个人，都是参与了杀牛的人。有人说是报应，有人说是传染病。那几位死去的人都有发烧，胸痛，呼吸困难，全身起泡等症状。多年后，我在医学院上传染病这一课时，联想起当年杀牛后老乡死亡的情境，课后与老师长谈。老师说，那很可能是炭疽病，幸好我没有靠得太近，避免了感染。
插队时，真的遇到知青生病了，那种恐慌、紧张和无助感一下子袭来，我们不知所措。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没有老师的安排，周围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我们该怎么办？
一天，同一集体户知青JM上吐下泄，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他痛苦地呻吟着，喊道：“我难受死了，我受不了啦，我要死啦！”
我们几个知青看着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住在哀牢山的半山腰，必须下山8-9公里到坡底的公社所在地才有一个卫生所。寨子里无医无药。
“快点，再不送医院他就要死啦！” 不知谁这么喊了一声。我们顿时慌张起来，一个男生知青守着JM，我们四个女知青立即分头寻找村里的干部和老农民，希望他们有什么治病救人的妙招。
同一个寨子的副队长过来看了看，转身对周围看热闹的老乡说：“谁家有什么止痛的药快去拿来。”但没有动静，大家只是看着。
一会儿，住在另一寨子的生产队会计和一些老乡人过来了，老会计是村里的主心骨。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期盼着老会计有灵丹妙药。但他只是看着JM，摸摸JM的肚子，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们四个女生急了，又哭又叫地嚷着快送医院。
老会计经不住我们四个女生焦急的哭叫声，吓得立即吩咐老乡马上找大竹竿和布匹来做担架。
事后老会计说起JM生病的事，他说他开始不怎么担心JM病情，而是我们四个女生的哭叫声吓倒了他。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群女孩子一起呜里哇啦地哭叫，嘴里讲什么话他也听不明白，真担心出什么事没法向知青的父母交代。
JM痛苦地哼叫着，呻吟着，面色越来越白。
大竹竿来了，老乡们很麻利地编搭起一个简易担架，四个人抬起JM，一个人作为替换人员，五位壮汉和我们两位知青一起送JM去公社卫生所。
那天，老天也急得流出眼泪，雨水滴滴嗒嗒下个不停，山路泥泞难行。老乡教我们用五个脚趾使劲扣住泥地才能防滑。我们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达公社卫生所。
JM有救了。
插队不到一年，我们同一生产队、另一个集体户的知青WM也病了。她发烧了好几天，全身乏力，不思饮食，腹部疼痛。她忍着。
烧始终不退，几天下来，WM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知青万分着急，与生产队领导商量，求他们马上安排牛车，把WM放到牛车上送去公社卫生所。
到了公社卫生所，医生检查后认为WM的病情严重，必须立即送县医院。
从漠沙公社到县医院没有公交车辆，只能自己拦堵来往的运货卡车或军车，请他们捎我们一程。幸运的是，我们几个上海姑娘拦堵车辆的本事一流。我们站在公路的主要通道的路中央，不停地挥手扭动，基本上所有的车辆都会停下来，没有一辆车敢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当然，我们也不傻，真的不停车，我们也会早早逃命。
长期在深山老林里开车的师傅，只要有车位，都愿意捎上年轻姑娘一程，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些活跃的上海姑娘，都想让我们消减一下他们的寂寞。但是上海知青慰问队的中年男性老师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想在当地招手拦车进县城则是件非常艰难的事。首先，他们是中年男性，其次，他们是外邦人，卡车师傅几乎没人愿意停车捎带他们进城。于是，帮慰问队老师们拦车回城的事儿就成了我们几个上海女知青义不容辞的任务。再说，我们截拦卡车的成功率相当高。只是，有时有点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对不起那些善良的愿意让我们搭车的司机们，当他们发现爬上卡车的是中年男性时，想后悔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些上海姑娘们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微笑，对他们千恩万谢，估计他们也拉不面子赶人。
WM病重，必须马上送县医院。于是我们分开行动，几个知青搀扶WM慢慢来到公路边，我们几个快跑去公路边拦车。 拦了好几辆车都是满载满人，没有一点儿余地。后来一辆军车驶来，我们中间的两个女知青与军人司机打招呼，我和另一个知青一脚踩上解放牌大客车的车轮顶部，另一脚一抬就翻身进了车斗。军人司机发现我们爬上车，就下车过来让我们下来，说车已经满载，前面的车厢里也有三个人，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带我们进城了。
我们细看一下，车斗内的东西比车栏杆还低一点，好像装的是什么水泥类的东西，上面有油毛毡盖着。于是，我们坚持说可以躺下不动，不坐起来，那我们就不会翻滚下车。
那位军人说：“我们拉的是骨灰，你们要睡在死人身上吗？”
我们知道他是吓唬我们。我们一口咬定，坚决不下，救命要紧。
那时，WM他们已经到公路边了，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拖上车，四位女生平躺在“骨灰”上向县医院驶去。
去县城的公路是砂石路，卡车颠簸厉害。车斗里的那些“骨灰”高低不平，躺上上面好像睡在铆钉板，骨架都要颠散了。我们不敢坐起来，怕被甩出车外。
WM承受不了那份折腾，不停地呻吟着：“我难受死了，我要死了；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她不停地哼着。我真不知如何安慰她，另一同学就开口了：“WM，你不会死。小时候你妈不是带你去算过命吗？说你是富贵命，是宋庆龄的命！”
“我不要当宋庆龄，我只要不疼就好。” WM有气无力地答道。
到了医院，WM立即被安排住进病房，挂上输液瓶，我们一下子安心了。那时，顿感又饿又累，整整一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就上街买了一些吃的填饱肚子。
夜深人静，没有车辆可拦，我们回不了生产队。
住哪里？旅馆？不可能，我们没有钱。
我想起WM的病房里还有空床位，要不去那儿陪陪她？
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WM的病房，那房里共三张病床，WM和另一个病人占着两床，还有一张空的。于是，与WM同一集体户的那位知青挤进WM的床，我和另一个知青躲进那张空床，我睡在外侧，拉下蚊帐，倒头就睡。
“打针啰，打针啰！”我突然感到有人在拉我裤子，吓了一跳，转身爬起来，差点摔倒在地。
“快逃，快逃！医生来打针啦！” 我把WM床上那位知青拉起来，我们仨拔腿冲出病房。
东方刚刚发白，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公路边，拼命挥手。一辆卡车停下，我们仨你拉我推地爬进卡车的车斗。开车师傅问我们：“你们去哪里呀？”
“快开，快开，医生要来打针了！” 我们几个迷迷糊糊地答道，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躺在车斗里又呼呼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