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理論歷來是堅決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那宏觀調控不就是一種干預？如果政府放棄駕御，經濟這條Titanic 航船是否會觸撞冰山而沉沒？發生金融海嘯之類的災難、陷入長期蕭條的痛苦泥沼，幾乎是一個懈怠的政府所避免不了的。孔子幾千年前就說過：“放於利而行，多怨。” 後世亞當•斯密的理論和實踐的弊病之一， 正在於此。孫文說得好：‘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政府當然不能只管政治，不管經濟。難道經濟就不是‘眾人之事’了嗎？於是他一開始便主張‘節制資本’。可惜孫先生不長壽，未能一展他在許多方面包括宏觀經濟藍圖的理想和抱負。
問題在於：政府不干預便是名存實亡，固然不好；政府亂指揮的結果肯定更糟！毛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結果徹底破壞了中國的經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西方國家歷史上也常常出台不少倒行逆施的政府舉措。如此種種，都屬於強加在人民大眾頭上的‘非天災性人禍’！
究竟政府要如何做，才會有正面的結果呢？這裡有一個介入的角度和程度的拿捏，介入的時機和目標等等，不可不察！下面，先要理清三個要點：
第一位要處理好的是所有制的大架構要合理，該公的要公，該私的要私。公不可無理侵占私，私不准危害公。公私相輔相成，各盡其力。公與私，處理不當便是水火不可相容：相反，如果制度、政策、執法者都選對了，就成就了易經的第六十三卦：‘水火既濟’，互為補充。私沒有了，公就沒了服務的對像；公沒有了，個體沒有了依靠，失去了控制；私欲和貪念，使人們幾千年來不斷互相惡鬥，不擇手段。這麼一來，現代進步的人類，與弱肉強食的恐龍世代又有何區別？同舟者尚知道共濟的重要性，何況人類早已脫離了野蠻的時代。民智大開的今天，必須組成一個理性的社會，共同生活、共享繁榮的群體。經濟搞糟了、政治腐敗了，只有極少數得利，大家卻一起倒霉! 地球氣候、環境破壞了，誰也不好過。人類在地球上生活，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公共的資源，如土地、礦藏、空氣、水等等，應該大家都有份，好比股份公司每個人擁有一股。所以，‘天下為公’的合理性是不可懷疑的。我們常常說要有普世價值觀，這就是最核心的一條，普世公認的一條價值觀。但是，作為個體的人要活著，每個人必須有足夠的生活資料、工作機會和每個人生存的空間。這就是‘私’存在的合理性。 作為一個合理而且先進的社會，還需要給他足夠發展其所能的條件和幫助。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吧？
那麼，什麼應該公有，什麼應該私有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土地、礦藏、空氣、水、山川河流湖泊草原之外，很多事業、企業也以國有為宜。比如印鈔票，沒有多少人認為可以允許私人做。銀行，大多數國家卻讓私人開業，甚至富可敵國，操縱金融。更有甚者，美國連聯邦儲備銀行都是私營。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的港幣，也是渣打、彙豐等幾家私人銀行發行的。這算不算‘放於利而行’，被孔老夫子‘不幸而言中’呢？讀者自己去判斷。作者大膽地設想：銀行的徹底國有化，是堵截現存社會的多種大弊端的一個關鍵國策。現代的大宗交易、商業活動、財務結算、進出口托收承付和信用證、外彙兌換等等經濟活動無一不是通過銀行進行的。所以，如果沒有了形形色色的私人銀行為其遮掩或洗錢的管道，各國的國家銀行作為該國唯一的開戶及結算銀行的話，每個經濟法人的財務狀況，對國家是大體上透明的。此一舉，立即使重大的偷稅漏稅、行賄受賄、利益輸送、灰色收入等等行為無所遁形！對公眾監督和促使政府官員和各行各業的掌權人物們遵法守法，保持清廉和老老實實履行應負的社會責任來說，實在有意想不到的巨大功效！可以說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妙計。同時，堵住過去稅收的巨大漏洞之後所增加的巨額收入，對政府的財政平衡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支撐。又可用於均貧富、恤老弱。再者， 改由國家郵政系統代辦銀行日常儲蓄業務（日本已行之有年，足見其可行性。）不但極大地方便了民眾，而且種種財物的流動對國家更加透明，一舉解決了現代許多國家國營郵政巨額虧損的老大難問題。如果不厲行透明化，光靠所謂‘自律’，無異‘與虎謀皮’。不是太過天真，就是自欺欺人。我們中國人應該 懂得活用《易經》中蘊含的智慧來治國平天下：公與私有如水火本相剋，因一時環境或人事所影響，而暫時相安無事，但終非長久之像，必有所沖剋而敗。無數歷史事實都證明：它們不可能如亞當·斯密幻想的那樣總是可以自動平衡，相安無事。一定需要政府發揮其‘調和鼎鼐’的機能，絲毫不能放棄其管理之職責。《易經》第六十三卦‘水火既濟’之後緊接著就是第六十四卦：‘水火未濟’。這就是提醒我們：‘水火既濟’是相對的平衡，要用心管理調控。調控得好，未來才會是光明的。
公用事業，如水、電、煤氣、石油、鐵路、航空、軍工等等關乎國計民生的要害部門，一般應國有化，即便委托私人或集團代為營運，也必須嚴格監管。藥物、食品的質量和售價，關乎人民生命，也必須國家嚴格監控，絕不容許奸商以劣充好，哄抬物價，謀取暴利。所有商品，質量必須由國家所屬質量總署委派的、定期輪換的質檢代表監督生產，經國家信任的機構評定合格之後方可上市。其利潤也必須符合‘反暴利法’的規定範圍。總之，所有經濟活動，必須‘買賣公平，童叟無欺，包退包換。’只鼓勵老老實實做生意，獲得合理合法的利潤或報酬。嚴禁官商勾結、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行為。事實上，世上有不少好的平價商家如Costco，Wal-Mart 等等都有不俗的表現。看看他們的財報，公司的邊際利潤只維繫在3%左右，不是貪得無厭，反而營運得很紅火。而另一類大財團則一貫利用所謂‘Lobbying’ 游說政客和官員，謀取優惠和合同。甚至左右政壇，操縱選舉，以謀私利。國家如淪為這些財團的工具，社會還有什麼公平正義可言！
私人企業如耗用公共資源如土地、礦藏、水、空氣等等都一律按比例征收資源稅。這項稅收用於回饋其他不占用公共資源的個人和集體。這樣才公平。過去封建社會貴族兼並土地，霸占公共資源，歷來是封建社會腐敗的很重要的根源之一。資本主義社會裡，或官商勾結、或巧取豪奪，大財團照樣把大量社會資源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驕奢淫逸，同樣是社會崩壞的根源。這直接導致戰爭或者革命，以求得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解決極端激化的社會矛盾。人類社會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近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就是這樣引起的嗎？
第二點是福利好的社會常常 有助長人們好逸惡勞的副作用。這需要用差別收入去鼓勵努力工作，獎勤罰懶。但是差距超過百倍便失去其正當性，就會走向反面，促成階級對立、貧富分化。因此在公私共榮的大制度下，還必須制定適當而公允的政策。讓努力發揮其所能的，能夠享受高出其他人二十倍左右的生活水准，已經足以激勵人們的上進心，太超過了，就變得助長奢侈浪費，並無必要。比如一個人打球打的好，歌唱的好，或者公司管得好，年入百萬美金就是太足夠的鼓勵。根本不必要像目前那樣，年入幾千萬美金，甚至過億。就算是社會裡很努力、很有知識技能的人們幾輩子也掙不到他們一年的收入。無疑是鼓勵他們腐化浪費。他們事實上並不能享受得了那麼多，所以，完全是不必要的。世上什麼東西太多了，就會‘過猶不及’，富貴，即財富和權力，其實是有形無形的強腐蝕劑。富貴中人反而壞得快、死的快！很多歌星、影星、王室成員，很年輕不就一身毛病，不少還早早嗚呼哀哉了？如果社會不把那麼超乎想像地過量的財富和榮光堆在他們身上，他們多半會活得長久些罷？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以前長達三十年之久，大多數白領、藍領月薪五、六十元。那時相當於西方CEO的那些大陸廠長、院長們的月薪不過是二、三百元，約為四倍。最高級的官員們月薪約六百元，不過是普通技術骨干的十倍。十倍這樣的差別已經相當大，拉開相當足夠的距離。現在則不同，收入差別已經拉開到幾百倍、幾千倍，誠然是對普世價值中社會應有維持公平正義的功能或天職的一個極大的諷刺！所以，如果實施一條新稅法，凡收入超過國家平均人均收入二十倍的，凡奢侈浪費開支超過國家平均生活水准二十倍以上的，超過部分的加征80%附加稅，自動收歸國庫。這樣一來，貪得無厭的人們自動受到抑制，再加上每個人的財產收支對國有化的銀行是透明的，貪污、腐化的現像會相對減少。這也許是一條可行的‘釜底抽薪’之計。
還有一條，為了不讓年輕人躺在父母留下的財富上，不求上進。應該在每一個人去世時，把他或她再也用不上的遺產全部收歸國有。過去和現在都有不少眼光遠大的富豪和一般有胸襟的人士，身後把一生累積的財產全部貢獻給各種慈善事業，而不留給子女。真正做到‘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人都不在了、都回歸大自然了，把不管用什麼好的或不太好的方法從社會弄來的財富，回饋社會，不可不謂天經地義！國 家就有一大筆永遠不會枯竭的專用教育和慈善基金，用這些收回的財產來照顧、教育及訓練所有未成年人，一視同仁地培養他們，直到他們到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為止。這保證了所有人在成年前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進入免費幼兒園、免費住校全包的小學、中學、大學，由專業的教育家們培養，家長們再也不用擔心兒女的衣食起居和現在那高昂得嚇人的教育費用，也不用疲於奔命地把子女從一個補習班送到另一個課後班。孩子們公平地從基本平等的起點開始他們的生涯。任何人只要努力，不愁沒有謀生的本領，不愁沒有條件獲得成功。完全不會像現在那樣，富人的子女生下來已經坐享巨大財富，不必努力學習、打拼；許多富貴人士不少忙於事業，或對子女疏於管教，甚至放縱、寵壞他們胡作非為。繼承大量財富和權力的結果，反而害了他們，害了社會。多年來，窮人的後代生而不平等，方方面面受到歧視，多半付不起好學校的學費，在街上游蕩、學壞的不在少數。這種社會問題在我們設計的新的合理社會制度下將會徹底消失。
第三點：有了好的制度又有好的具體政策還不夠，選好能有效率地執行政策的人很關鍵。官員的選拔制度、考核制度、反貪防貪制度、獎懲制度、彈劾制度等等，都要切實有效才行。有的國家如新加坡的官員拿很高工資，說是‘養廉’。本作者萬萬不敢苟同。薪酬只要合乎其學歷、經驗尤其是實際作出的工作成績就好。其實，不一定高薪的公務員就不會貪污，二者之間毫無必然的聯系。明朝的官裡面，海瑞很窮，俸祿微薄，卻一世清廉；嚴世藩高薪厚祿，卻無所不貪。誰說有錢人就一定不貪瀆？拿太高的薪資、習慣於享受太高的生活水准的階層，很容易脫離勞苦大眾， 不知人間疾苦。反之，如果當官撈不到什麼油水，工資又不比其他人多，或者反而比他當官以前拿得少，又要公佈財產收入，受到層層監督，那麼，許多逐利小人不再願意干；品德清高、不謀私利的人才會多些機會當官，好官才會慢慢多起來。美國有一些州長如彭博和施瓦辛格，每年只領一塊錢的像征性薪水，卻很負責，努力工作，就是實證之一。
許多人以為，老子在道德經裡，不過是說些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的玄而又玄的教義罷了。真正讀懂了他老人家在毅然決然離開中土，告別人類社會的塵囂之前，語重心長地留下的寥寥幾千字之後，你的想法也許會有個質的轉變。其實，這位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要遺贈給我們的是天下國家的大道理。《道德經》中，他反反復復強調的是要治理好一個社會，治理者要怎麼做才對。舉例來說，《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著重指出：治理天下的人，要善於‘和光同塵’。不但要善於妥協，團結各種力量，不激化可以調和的矛盾。而且絕對不可以以權謀私，不可以擴大貴賤貧富之間的差別。問題就是如何培養成足夠的才德合格的官員？而且如何使他們不受權力的引誘，克服對財富的貪念，在金錢美女面前都不為所動呢？看來，一個完善的選舉和監管體制是必不可少的。
在公私企業經營的流行理念中，以所謂‘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對社會經濟的危害為最大：
幾乎所有早期經濟學教科書對MBA 們的教導都集中在一點：追求企業的利益最大化。不過，即使在最近，還有些老板無畏地宣告："Our philosophy is simple: Do whatever it takes!" 換句話說，為了利潤，他們會不擇手段！包括：違法亂紀，弄虛作假，偷工減料，官商勾結 等等，簡直是三十六計，無所不用其極。有道是，‘商場如戰場’，‘兵不厭詐’，生意場上你死我活的鬥爭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樣一來，什麼公平、正義，只剩了一個‘假’字，游戲規則、公平競爭等等，都沒法談了。如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秩序，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以利益最大化為唯一宗旨的那一類老板們都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了。
問題在於：
1. 一個良性的經濟社會，利潤的最大化不應該沒有前提，更不應是唯一追求的目標。利潤最大化首先應以不損害他人，保證產品或服務的質量為前提。現代不少有良心的經濟學家開始提及‘企業的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企業社會責任還沒有公認的定義，但一般泛指企業的營運方式必須達到或超過道德、法律及公眾要求的標准，進行商業活動時也應考慮到對各相關利益者造成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基於各行各業的運作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企業除了考慮自身的財政和經營狀況外，也必須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進行考量。
2. 利潤最大化不應作為經營企業的唯一宗旨：經濟體對企業、事業、商業、服務業的起碼要求是提供社會大眾合格的商品和服務。如果不合格，或者弄虛作假，最終一定被淘汰出局，關門罰款。那時又有何利潤可言？所以，提供社會大眾合格的商品和盡可能好的服務才應該是第一位的經營目標。這不但是健康的經濟體對屬下經濟法人的最低要求，同時也是經營者在競爭環境中生存的關鍵。
3. ‘燒雞原理’： 誠然，沒有適當的利潤， 經營便維持不下去。聰明的經營者，往往長時間堅持薄利多銷、服務至上的方針，結果其市場占有率漸入佳境，整體利得不跌反升。成功的實例有Costco, 堅持較低利潤率（10%左右），還包退包換，廣受中產階級歡迎。舉例來說，Costco有名的燒雞，永遠只賣5元一只，生雞本身成本約3元一只，加上電費一元，人工一元，不過等於把生雞賣了，附加價值低於5%。可是，生雞的銷售量大大增加，又吸引了更多顧客上門，他們多半要買點別的margin 高的商品。結果，平均起來商家還是有合理的運營利潤，附帶還創造了不少員工的工作機會，何樂而不為？如果另外的商家把同樣的商品標價10元一只，利潤率是最大化了，但顧客也很聰明，慢慢地自然向Costco靠攏，這些利潤至上的商家的銷售額和實際利潤就一定會縮小，利潤最大化又從何談起？
4. 一個理想的制度，應該以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和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不應該鼓勵和容許某些集團和黨派謀取他們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消費者的權益需要立法和成立專業機構切實保證。光靠所謂‘自律’是自欺欺人的。誰都知道，與虎謀皮其可能性為零。要求一心一意最大化自己的利潤的CEO 們做做樣子，擺出某種‘自律’的姿態，也許是可能的；所謂‘自由市場’理論，就一切假設於人們可以自律、市場也會自動調節自己。可是要他們真正自律，簡直是白日做夢。好比交通規則一直是擺在那裡，交通違規、重大事故卻天天有。政府如少管或不管，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城市交通多半會走不動。造成國民經濟重大的損失。所以孫文說要‘節制資本’。幾千年前的孔子也說過：‘放於利而行，多怨。’
舉一個實例說明利潤最大化對公眾的危害：以美國南加州的一個私立醫院為例，病人做一個小小的扁桃腺手術，竟除了保險公司付款之外，還要病人自付一萬多美元。後來病人付不來，很快就說付六千也行了。這說明不少美國的醫院和藥廠都成倍地加碼收費，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至於收費是否合理？病人是否付得起？付了費後生活如何？恐怕根本不是他們考慮的。這樣的制度，難道是合理的嗎？美國的久已為平民百姓所詬病的醫療體制，大體上是一邊倒地向藥廠、醫院和醫療保險公司老板們傾斜的。
綜上所述，一個理想的經濟政治體制，無疑在宏觀和微觀經濟上，政府都必須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介入監管。必須代表人民大眾的長遠利益，而不是向業界單向傾斜。而且，介入的方法也同樣重要，不可以粗暴專橫、管壞管死，重蹈所謂‘計劃經濟’的覆轍。對正當經營的，要保證充分的自由。對不小心出錯的，要及時友情提醒，鼓勵自律改正。對或弄虛作假、或巧取豪奪、或官商勾結，謀取不合理利潤的，要依法嚴懲。總之，以政策實施後的實際效果是否促進了經濟繁榮、共同富裕、百姓是否能心情舒暢、安居樂業，發揮才干，作為檢驗真假為人民的准繩。這樣的社會相對公平、正義、合理，才真正值得志士仁人為之奮鬥終身！我們可以稱之為‘准理想社會’。在下面第十章中，還更加深入地探討這種相對理想的社會的形態。過去不少政黨上台前或上台後很快就失去老百姓的擁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提不出有號召力和可行的新的理想、新的藍圖。有的所謂‘宏偉藍圖’，實質上只是引進外國資本主義在一黨專政下的老戲新唱。並沒有真正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和福祉。
第九章 央行的作用好壞的關鍵所在:
每個健全的國家都有一個類似央行或稱聯儲會的中央金融機構。但各國大有不同。連美國人在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以為它是官方機構，只為政府管錢的而設的。其實完全錯了！
在美國履行央行機能的一直是某一個跨州的私營大銀行。
1791年至1811年 由美國第一銀行履行職能。
1811年至1816年 沒有中央銀行。
1816年至1836年 美國第二銀行。
1837年至1862年 自由銀行時代。
1846年至1921年 獨立的財政制度。
1863年至1913年 國家銀行。
1913年至今 美國聯邦儲備局。
美聯儲是民辦的，既不是聯邦政府的機構，更不是美國政府存放黃金的地方。1913 年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歐文-格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又稱聯邦儲備法案）建立了一個稱為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機構，由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於1913年12月23日簽字。
美聯儲紐約銀行是美聯儲系統的實際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貨幣審計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報備的文件上記錄著股份發行總數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庫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紐約城市國家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即花旗銀行前身，擁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 摩根的第一國家銀行（First National Bank）擁有15000 股；當這兩家公司在1955 年合並成花旗銀行(Citibank)後，它擁有美聯儲紐約銀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實際上決定著美聯儲主席的候選人，美國總統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而國會聽證會多半像一場走過場的表演。無怪乎在金融海嘯後，它們對花旗銀行的救助如此慷慨和及時，對Bear Stern 和Lehman Brothers 則任其倒閉。
令人拍案驚奇的是，美聯儲歷任主席幾乎全部是猶太人：
- 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 (1970 - 1978) 猶太人（奧匈裔猶太）
- G·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 (1978 - 1979) 非猶太（只任1年）
- 保羅·沃爾克Paul A. Volcker (1979 - 1987) 猶太人（德裔猶太）
-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1987 - 2006) 猶太人（奧匈裔猶太）
- 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 (2006 – 2014) 猶太人（奧匈裔猶太）
- 珍妮特·路易丝·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 （2014 - 現在）美國出生的猶太人。其丈夫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 Akerlof是瑞典裔猶太人。以不对称资讯理论（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theory）對市場行為的影響的研究著稱，並得過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美聯儲的基本職能包括：
1.通過三種主要的手段 (公開市場操作，規定銀行准備金比率，批准各聯邦儲 備銀行要求的貼現率)來實現相關貨幣政策；
2.監督、指導各個聯邦儲備銀行的活動；
3.監管美國本土的銀行，以及成員銀行在海外的活動和外國銀行在美國的活 動；
4.批准各聯邦儲備銀行的預算及開支；
5.任命每個聯邦儲備銀行的九名董事中的三名；
6.批准各個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提名的儲備銀行行長人選；
7.行使作為國家支付系統的權利；負責保護消費信貸的相關法律的實施；
8.依照《漢弗萊?霍金斯法案》(Humphrey Hawkins Act)的規定，每年2月20日 及7月20日向國會提交經濟與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報告(類似於半年報)；
9.通過各種出版物向公眾公布聯邦儲備系統及國家經濟運行狀況的詳細的統計 資料，如通過每月一期的聯邦儲備系統公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0.每年年初向國會提交上一年的年度報告(需接受公眾性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審 計)及預算報告(需接受美國審計總局的審計)；
11.另外，委員會主席還需定時在美國總統及財政部長召開相關的會議作證， 及時報 告有關情況，並在國際事務中履行自己的職責。
從上述的內幕資料可以想見：聯儲會既然不是國家公有的機構，當然不需要對全民負責，只需定時向國會報告一下，最終並不必受民意所左右。它在所必救的是大財團，它操縱的卻是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命脈。它所作的調控，最終是為了他們的私利。所以，他們的舉措，有對國民有利的，也有許多對國民經濟不利的。有些美國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對國家大多數百姓而言，美聯儲的決策大多半是錯的。他們才是通貨膨脹的幕後推手，總是用挽救金融體系為名，以百姓和中產階級為犧牲品，用國家的錢去挽救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包括那些親手把經濟搞爛的罪魁禍首、大財團、大銀行和金融大鱷。2008年的美國大吹房產次貸泡沫，導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美聯儲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這樣做的。所謂‘量化寬鬆’及零利率政策，就是在日本玩過十幾年後，美國照玩一遍。照樣陷在經濟學家稱之為‘低成長陷阱’裡面。
據OECD （經濟合作組織）2016年經濟展望報告，2016年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成長最低的一年。由於企業投資不振，消費者憚於消費，全球經濟正陷於‘低成長陷阱’（Low Growth Trap)之中。僅靠各大先進國家迄今採取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大印紙鈔，人為增加貨幣供應量，這些無息貸款事實上並沒有投入到消費或增加生產和就業那裡去。大公司用來買回並推高自己的股票，或兼併生意對手，或投資到炒賣房地產、黃金等，用國家的錢獲利。勞苦大眾飽受失業、福利削減、物價和子女教育費用飛漲之苦，無力、無底氣去消費，造成市場萎縮，需求不振。印鈔的另一個必然的結果是：世界各國家的國債一下子陡漲數倍、數十倍，或如美國、日本者，竟到了天文數字。借債超過國家年產值可不是好玩的危險遊戲，離破產就不遠了。否則，總歸要還本付息的。這樣一來二去，各國的經濟更是脫離不了低成長陷阱了。
經合組織一共有34個成員國，其成長率最近已下滑到原來預估的一半左右。就是說，所得翻一番所需的時間要70年之久。回顧20年前，這個時間只要一半即可。這是一個大倒退。低成長的經濟，一般人的收入無法成長，年輕人難以獲得工作機會，貧困者難以得到足夠的社會救助。犯罪率、自殺率都大大上升。這也是歐美等國最近常常見於報導的社會現實。除了經合組織，IMF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2015年各主要國家成長的看法，簡單說是‘差勁’兩個字；對2016年的經濟的評估就是‘乏力’兩個字。2016年6月20日，在日本仙台召開了七大工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及著名經濟學者會議，研究救全球經濟有何妙方。本來想共同出台一個更大規模量化寬鬆刺激政策，結果達不成共識，只好‘各走各的路’。德國財長警告：各國政府債務空前龐大，加上全球已充斥過度的流動性，寬鬆貨幣政策已近極限，意思是：像日本希望的那樣再加大寬鬆刺激，不但不再有效，反受其害。目前通脹疲軟、增長乏力正是頂尖經濟學家最怕見到的‘滯漲’狀態。加上英國脫歐公投在即，使得金融市場相當緊張不安。日本麻生太郎對目前日圓被迫升值不滿，認為美國等國家搞‘競爭性貨幣貶值’。美國卻認為這不過是匯率正常波動。
如果光是靠央行放鬆銀根，對刺激經濟復甦效果就足夠的話，那麼還需要政府來管經濟嗎？好比不花心思教育青少年的不合格的父母，只管一個勁借債，供孩子有大量的錢花，而不管他們走不走正路、不知錢都花到哪去了。美國有些議員熱議的提案：不是提議政府應為變性人多建廁所，就是提議允許大麻合法化，力挺同性戀合法化等等。政府錢不夠花他們就只會不斷變法加稅。古往今來，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絕不可坐視經濟惡化而束手無策，只會空談改革。所以，經濟的衰退常常是人禍，即政府腐敗無能，罔顧黎民百姓死活，縱容官員甚至勾結奸商們胡作非為、損公肥私造成的。
其實，只要有一個真正為百姓服務的政府，就會努力找到許許多多可行的辦法。這裡先列舉幾個方面來說明：
1. 許多先進國家包括美國，基礎設施如鐵路、地鐵、公交、橋樑、機場等多已老舊。政府集資建高速鐵路網，就業問題就得到緩和。原材料、製造業都應聲復甦，大量工人有了收入，消費和生產自然旺盛。同時，生產、運輸的效率大大提高，競爭力更上一層樓。順帶附近的房地產也會增值。
2. 政府應大力扶持新技術、新能源等工業。如太陽能普及化、自動駕駛汽車、雲端科技、新生物科技等等。過去官僚政府只會光給點融資、稅務優惠，懶於監管。很多新能源廠商用完這些就宣布破產。弄得政府優惠不過是肥了奸商！政府要定規矩、遣能員，嚴格監督這些商家的財務健全、花費到真正發展生產、有利民生、增加就業的用途上去。不許用來給老闆多發紅利、多漲CEO工資。事實上，許多大公司原來有巨額現金，這幾年卻借了幾十億的銀行貸款，不是缺錢周轉或擴大生產，而是大量利用政府的低利息用政府的錢來買回自己的股票，從而推高公司的市值。甚至用來兼併競爭對手，炒期貨、炒黃金。政府有責任堵住他們的不良行徑。好比醫生給病人輸血，這血流到了別處，根本沒有流到缺血處，就產生不了該有的效果。國家不應只給公司、銀行發錢，國家要監管到位，保證錢要用在振興經濟上去。國家主攻的方向有關的企業技術如遇到重大困難，政府也要負起責任，組織發動各大學、各科研機構等種種力量幫助解決。整個國家一定要有一批領先世界發展潮流的主攻方向，才能使國家的經濟保持活力。很多成功的大科技公司都是這樣才成功的。成功國家的官吏更不準有絲毫的懈怠。美國和中國都有相當數量的只會誇誇其談，並無治國興邦的真才實學的職業政客，他們只會害國害民，毫無建樹。早就應該考核他們的政績，將他們的工資與有形政績掛上鉤。讓為國為民、有才智的能人可以突破傳統的桎梏，發揮才幹，報效國家。壞官官官相護、擠掉好人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3. 政府應重新大力扶持實體工業尤其是製造業、加工業、原材料工業等等，幫助和促進它們徹底改革，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使之能與外國競爭，並把環境污染降到最低。一個國家只有通過大量的為外國所歡迎的產品和勞務出口，才能富起來。同是發達國家的德國有很發達的製造業，長期出超；美國的經濟就不那麼健康，可賣給別人的不多，什麼都從外國買，勞力也外包，長期陷於巨額外貿赤字、經常帳赤字的泥潭，雖然有很發達的服務業，美國還是越過越窮、終於變成一個債務國。迷信所謂‘向服務業轉型’就可以救經濟，有點像是自欺欺人。實體經濟如各種製造業、礦山、石油、農漁業等才是社會生存必不可少的，至於其他如娛樂業、博彩業、旅遊業、體育俱樂部、電影、電玩業之類，屬於錦上添花。雖然很賺錢，卻不屬於基本生活需要。一旦人們經濟困難，就會緊縮這些消費。實體經濟強大，才是富國強兵的基本要素。
總之，一個稱職的政府和它的央行要聯手，不但需要做所謂‘宏觀調控’，更需要具體監管、指導、調和、突破、再平衡。政策要跟上發展的需要。結構改革的深度要足以杜絕大小弊端。所謂‘以不變應萬變’是‘懶人經濟學’。
第十章 政治、經濟制度的核心是保障資源佔有和利益分配。
不管表面上說得有多冠冕堂皇，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究竟是幹什麼的呢？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按照掌權集團或階級的利益需要，保障他們的資源佔有和保證他們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分配方案不受挑戰。畢竟，經濟是基礎，政治是服務於經濟的上層建築，是為某一種經濟制度提供法律依據和暴力保障的。
奴隸制度下，奴隸主們是唯一資源佔有者，利益愛怎麼分配就怎麼分。奴隸們雖然是絕大多數，生活得像牲口一樣，根本談不上消費能力。這樣的經濟既不合理，更不可能太發達。所以林肯解放黑奴是解放生產力的進步之舉。
封建制度下，君主、地主貴族才是合法資源佔有者。農民大眾若是能夠溫飽，就已經‘謝主龍恩’了。這種分配制度，還是遠遠談不上合理。
讓我們看看，近幾百年來，多數國家奉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好不好呢？老闆取代了貴族的地位成為資源的主人，貴族院也改名為參議院。可是廣大中下階層手裡沒有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周轉資金，到分配時一點發言權也沒有，CEO 愛怎樣就怎樣。不少CEO坐享百萬乃至千萬美金的年薪，還有更大額的選擇權收入及分紅。確確實實做到‘利益最大化’。而僱員們有時十幾年也不漲一下微薄的工資。對他們則是‘利益最小化’。醫療、福利、退休金越‘改革’越差。交完各種稅後，可支配收入已然所剩無幾，還有家庭負擔、高漲的子女教育費用、物價飛脹等等無法逃避的壓力，消費力一年不如一年。整個國家的經濟又怎麼會有起色？表面上講民主，但一到所有權和利益分配問題上，就沒什麼餘地可以和僱員們商量的啦。
那麼，所謂‘公有制’的政治經濟制度又如何呢？許多國家實行了幾十年，越搞老百姓越窮，糧食也要憑票供應。原因是這些所謂公有制其實是官員或幹部所有制，只有他們有權支配資源和決定分配辦法，普通群眾是無權過問的。老百姓們被要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計報酬’地大幹特幹。其結果當然是幹部們有特權甚至可以貪污腐化不受約束，而老百姓什麼也沒有，當然幹活的積極性也沒有了。於是大家來吃那肯定不夠吃的‘大鍋飯’。如果老百姓不服，國家機器就履行鎮壓之權，保護這種不合理的幹部所有制和分配辦法。
當代，還有一種怪胎：叫做某某特色的社會主義。說穿了，是一種政治上還是一黨專政，不許有資本主義式的民主；而經濟上，則大力引進外國資本，與國內外財團大搞官商勾結，敞開大門大搞資本主義的混血兒。在這種制度下，國家資源被少數人包攬過去，這些膽大妄為者迅速富了起來。而多數人靠出賣廉價勞力給國內外財團，是他們餵肥了那少數人，自己最多也只落個溫飽。結果，原來全民公有的土地、礦藏、水、空氣都被這少數人廉價或無償地佔有及消耗個夠，只留下環境污染、不再藍的天空、不再綠的河水，還有沙塵暴給可憐的平民百姓。這樣的資源佔有和分配制度，難道是‘先進’的嗎？難道是‘最符合我們國情’的嗎？原來有人欺騙群眾說：‘少數人先富了，就會帶領大家共同致富。’後來事情的發展卻完全不是這樣美妙：那少數暴富了的大商、大官和他們那些‘生而不凡’的子女們卻自己去炫富、奢侈腐化，紛紛移民國外，資本外逃和貪污數額之大，舉世為之震驚。還有心思留在中國帶領窮人致富？
對現在和過去的社會、經濟制度剖析了那麼多，足以讓所有人覺悟到：不要再被政治家的花言巧語蒙住了視聽。這些制度也好，法制也好，無非是為某些既得利益黨派、集團服務的。他們定下的遊戲規則，很像賭場定下的規則：得到最大份額的利益的，就只是這黨派和財團。被壓迫剝削的，總是我們勞苦大眾。本是我們創造的社會財富，都被他們合法及不合法、公開及不公開地撈走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忍受下去？為什麼不去履行我們應有的權利，打造出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來呢？
下面就給大家介紹這樣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
第十一章 理想社會，公平社會，和效率社會是否能找到共同基點？
什麼是理想社會？
理想社會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的概念。綜合自古至今人類對理想社會憧憬的內容，不外是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博愛，再加上繁榮富裕、不斷革新、不破壞環境生態、可持續發展和高效率。 前五樣是社會裡的和諧、穩定和合理性所必需，後五者是社會的先進性所必需。
試想想如果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分配極不公平；有了爭議又得不到正義的裁決；人們的合法自由等等權利被壓制；各種出身、階層的人們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歧視；人與人之間冷漠無情、爾虞我詐，沒有互助、關懷和愛，只有利益衝突，恃強凌弱；這樣的社會不但談不上‘理想’二字，簡直就是人間煉獄！
可嘆的是，幾千年的人類社會迄今還是停留在上述的狀態，談不上有根本的改善。無怪乎佛祖認為，人生就是受苦和各種劫難的過程，只有涅槃方能解脫，得大自在。
不過，古往今來的志士仁人並沒有那麼悲觀，對改造社會還是抱有種種的希望或理想的。老子提出的是小國寡民，無為政治，大家相安無事，回復古樸自然生態的發展模式。和諧是和諧了，但缺乏先進性。孔子的理念進了一大步：他在《禮運：大同篇》提出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企求賢能得用，老弱病殘得到照顧，人人安居樂業。可惜，孔老先生有生之年，到處吃權貴們的閉門羹。聖人死後，歷經千年，這麼好的理想還是實現不了。繼康有為寫《大同書》改革失敗之後，孫中山先生接過這個理念，力圖結合當時最進步的美國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用中國式的三民主義去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構想。然壯志未酬，斯人逝矣！此後當政諸君，大權獨攬之後，皆食髓知味，厲行獨裁，軍事鎮壓。或竭澤而漁，或官商勾結，或一黨專政，封殺民意。把‘還政於民’、‘為人民服務’等等變成了美麗的空話。
‘天下為公’是什麼意思？就是還政於民， 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在經濟上，就是說地球上的資源應為全體人類所共享，不得為少數人或少數國家所霸占。在政治上，就是民主，不得為某些黨派集團所獨裁。 在基本立法上，就是保證人人平等及以不損害他人為前提的個人自由。在道德上，就是博愛、互助，待人以誠信。
‘世界大同’又是什麼意思？就是不讓民粹、自私狹隘的民族主義再來蠱惑人心，被陰險的政治騙子們利用，去制造暴力、戰爭和恐怖。有一句至理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各民族、世界各國為什麼一定要像野蠻時代那樣，總要拼個勝負高下、你死我活？為什麼不可以共創雙贏，走互利互讓，各展所長，合作互助的路呢？同在一個藍色的星球生活，同為幸運的智能生物，不至於連‘同舟共濟’這麼淺顯的道理也不懂吧？
公平 (Fairness)，就是社會所得分配要公平。既不出現貧富懸殊，取其有余，救苦救難；又保護合理差別，體現多勞多得、獎勤罰懶。另外，管理社會的機構需要格外小心，不使本來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資源和財富落入少數人之手。例如歷史上美國中西部把土地免費發給有能力耕種的農民；其他國家也有過開明政治家提出‘耕者有其田’，反對豪強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兼並。歷史證明土地兼並是在政治經濟上破壞和諧穩定的，而土地改革多半是正面的。近來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先後制造房地產泡沫，官商勾結，圈地建房，少數人炒房，奸商們大發橫財，窮奢極欲；而工薪階層被套上高房貸的枷鎖，成為房奴。青年人結婚買不起房，欲哭無淚。有人調查過： 中港台乃至美國、澳洲的富豪之中，十有八九是靠房地產起家的。土地是這樣，煤老板、石油大亨、鐵路大王、礦山巨富等等也是這樣富起來的。把全民共有的資產，讓少數人擁有和榨取，試問，這樣的社會，不改革行嗎？
不證自明，分配和占有的公平，是任何理想社會的必要條件。而迄今所有社會形態，都無法實現公平二字！
正義（Justice)，具體一點說，就是司法和軍隊一樣，對全民負責，不可被黨派把持或被政要操控。首先，大法官們不可以由總統或執政黨提名，而是和總統一樣，要由人民直選，廢除他們的終身制，不公正的隨時可以被彈劾罷免。正義，在道德的層次，就是要樹立社會上的浩然正氣，保持社會風氣淳樸、健康。禁絕黃、賭、毒、偽、劣、奢、誇和不良幫派活動。使整個社會風氣回復淳樸健康。人人養成好學上進，自律守法，恥行詭道。助人為樂，敬業禮讓的道德風範和發自內心的正義感。
自由（Freedom), 誰人不愛？誰人不珍視？有道是：‘不自由，毋寧死。’但一己的自由應以不損害他人為前提條件。眾所周知，一條公用馬路，只許你獨來獨往的話，就妨礙了其他人的自由。一座宮殿、游樂園，如果只有富貴之人可以近入和享用，就剝奪了勞苦大眾的該項自由。有些國家仍然存在的一黨專政、新聞統制，也是明顯地以剝奪他人自由為代價的。古時候，孟子問梁惠王：‘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連梁惠王這樣自私偏狹的統治者也回答說：‘不若與人。’說歸這樣說，權和錢是不讓的。專政和箝制的目的就是權和錢。在民主體制裡，權是人民授予的。如權力用之對付人民自己，就是反動！這才是‘反動派’的正確定義。
博愛（Fraternity)， 古時中國的墨子已經提出‘兼愛’這個理念。孟子進一步詮譯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擴展到了整個社會都應該尊老愛幼。
照顧老弱病殘、弱勢群體，無疑是理想社會的標志之一。愛自己的所愛，不應該傷害別人之所愛。縱容損人利己，必然回到弱肉強食的蠻荒動物世界。所以主張博愛，絕不是苛求於人類，而是有別於動物獸性的人性的一種具體體現，是全人類共同的需要和心聲！人是不能脫離社會的高級生物。生物學家觀察到，連群居的動物如烏鴉、螞蟻等都會互助友愛，何況我們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呢？
平等（Equality), 絕對是一個理想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古往今來，人類社會根本談不上‘平等’二字！奴隸主和奴隸；貴族和農奴；地主和佃農；老板和職工；官和民；富人與窮人…… 等等，哪裡有平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疏不間親…… 更是司空見慣。理想社會應該對所有的人提供盡可能平等的機會，盡可能使各人從同一條起跑線作公平競爭。當然，我們說的是‘盡可能’，是因為實際生活中絕對的均等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絕對不應像迄今為止的種種社會制度那樣，人為的擴大差別，人為的制造歧視和不平等。印度原來有過一種很落後的種姓制度，非人地對待下層階級。中國在元朝時，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比漢人高貴。清朝時滿蒙才是貴族，漢人受到不公正的歧視。有的國家裡華人職員頭上壓了一塊‘玻璃天花板’，升遷無望。資本主義社會裡財富一代傳一代，雇用CEO們壓迫勞動階層。富人子女住富人區、進私立貴族學校，窮人住貧民窟，沒錢自然就沒條件進好學校。而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又有劃分所謂‘出身不好’、‘黑五類’、‘臭老九’等等的‘另冊’。檔案裡有了這些，再努力工作，也永無出頭之日。理想社會不會從天上自己掉下來，所以我們必定要奮起求平等，在一切方面爭取平等的權利！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以一生去追求，便是一個範例。
絕對平等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我們要的是努力實現一個足夠平等的社會。那麼，什麼才是‘足夠’？首先，不同出身、背景、階級的人要一律平等，錢多錢少要平等，職位高低要平等。這裡說的是無貴賤之分，無種種不公平的歧視。誠然，權大權小，錢多錢少，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不可能沒有差別。但一個好的社會，一定會對貧富、官民的差別控制在十到二十倍的上限之內，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高額遺產稅、免費教育、社會保障制度化等等措施，逐步使不同背景的青少年能享受到的機會基本均等。這樣的社會才可以不再扼殺人才，也不再助長官二代、富二代的驕奢淫逸。一定的差別可以鼓勵人們努力向上；但太大的差別，就使社會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裡，不再為大多數人服務。名義上的民主制度實際上便不再民主。 “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就意味著無限制的腐敗。”在民智大開的今天，這段名言可說是家喻戶曉的。據說當初，有西方記者訪問中國解放區歸來，和宋美齡談及當時所見的干部十分簡樸，與百姓同甘共苦。宋思考良久說道：‘那可能是他們還未嘗到權力的滋味。’這句話無疑是以過來人的身份說的。因此，孫文的‘節制資本’我們要用‘節制權力’加以補充。美國建國先哲發明了三權分立；孫先生認為還分得不夠，要五權分立。可嘆的是，後來那些身穿筆挺中山服的紅的和白的一代代官員們，多半倚仗獨裁、鎮壓為護身符，與當初手握一國之權的華盛頓、孫文的思想境界差太遠了。不知世間民主為何物？直令人以身相許！
第十二章 人類社會制度為什麼變革難?
人類有了社會形態的歷史已經有五六千年之久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可圈可點的，尤其是近年來有了電腦、微晶科技，加上互聯網的信息普及化和國際化，科技的發展得到了空前的加速度。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也是過去幾百年都比不了的。現代化經濟的規模龐大，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帶來的變化是一場無聲的革命。這些劇變遲早必定要迫使上層建築的根本改革，以適應經濟基礎的大大超前。我們看到所謂‘茉莉花革命’的火焰在中東和非洲熊熊燃燒，許多要求改革現存不合理制度的力量不再只是暗流洶湧，而早已浮出水面，民主、民生、民權的呼聲日益高漲。
回過頭來看，人類的社會制度卻是舉步維艱。地球人的極端殘酷、毫無公平正義可言的奴隸社會就搞了相當長的時間，下一個是同樣不公不正的封建社會，在中國等地甚至一搞就搞了三千多年！然後，人類反反復復不知流了多少血，人數上占最大多數的平民們，才好不容易算是擺脫了貴族、封建主的統治。甚至在一些國家裡一度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那樣就萬事大吉了嗎？可惜，事情遠遠沒有我們原先想像的那麼簡單：新的權貴們很快就學會了用新的面目、新的手法竊據國家主人的位置。我們在這幾百年內見證到：一些人暴富了起來，一些人擁有了予取予求的權力而飛黃騰達，百姓們還是受擺布、受欺凌、受壓榨！富比王侯的富人和王公貴族的腐化生活有何區別？權傾朝野的名為‘人民公僕’的大員們和帝皇將相又有多大區別？權和錢的高度集中和極端不平等，在不同的包裝下借屍還魂，或者叫做‘換湯不換藥’，如此而已！
人類的社會制度為什麼變化維艱？為什麼每一步都要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要那麼長的時間？原因就是：
第一，人類社會存在相當嚴重的所謂‘反向淘汰’的現像：
和簡單的、單方向的‘優勝劣敗’不同，社會的進化不是只進不退的。進一步、退兩步之類的情形也是不少的。大自然物種的變異領域裡，我們也發現：物種不是簡單的只有進化一途，而是有進化又有退化，進化中含有退化的因素，退化中有進化。事物是復雜的，簡單的達爾文‘用進廢退’‘優勝劣敗’是片面的。有不少時候，會見到‘劣勝優敗’。不要忘了：經濟學一個著名的現象就是‘劣幣代替良幣’。尤其是在人類社會裡，‘劣勝優敗’的現像更是不勝枚舉！卑劣用心的小人，害死或打敗了光明正大的好人的歷史事例難道還少嗎？有道是‘君子固窮’。君子們不搞陰謀詭計，很多時候與不擇手段的小人鬥，難免處於劣勢。只是迷信‘邪不勝正’是不足以保護好好的事物的。需要有一整套正義而且高明的制度去保護和鼓勵好人，制約壞人。
第二，人類的自私的劣根性是很難對付的：這大部來自人的動物本能，社會中的人，產生了社會性；同時還是存有動物性，矛盾又統一。社會性要求你貢獻、分享、協助、團結，有很多可貴、正面的效果。產生了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的偉大情操。可是，卻可能助長對別人或集體的依賴性。而動物性使人自私、貪婪、唯利是圖，產生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個人中心思想。但同時又有積極、進取、企圖心等等有利於經濟的一面。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動物性和社會性都依然同時存在，那一樣也不可能被徹底消滅。如何使人的兩種既矛盾又共存的本性互補，而通過法律、制度、監督、獎懲、教育、熏陶、誘導等等手段，用其長，抑其短，正是理想社會不可回避的任務之一。
第三，社會是極其復雜的體系，天、地、人各種矛盾交錯糾結，必然性裡又有許許多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故其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直線型的。必有其反反復復的學習、實踐、總結、提高的一整套過程和規律。有一種樂觀的說法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美妙：有一種可能是人類自我毀滅，也相當有可能不可持續發展。資源枯竭、核子大戰、倒退反動、狂人失控、小行星與地球碰撞、環境污染、冰河時期卷土重來、基因突變、疫病流行不治…… 的的確確不勝枚舉。這就是說，直到今天，人類還不能排除由種種內因外因導致的像瑪雅文明的突然消失，或是像恐龍般滅絕的可能性。舉例來說，光一個地震，就還預測不了。說‘人定勝天’這種類似左派幼稚病的大話，還為時過早！人類犯大錯誤，或者進一步，退兩步，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四，民智大開，教育和道德觀念普及，科技發達，社會實現信息透明化，是理想社會的必要條件。民智弱則愚民政策得售其奸；不透明化則各種陰謀、欺騙、貪瀆便可暗中作祟，大行其道，屢禁不止；無道德觀念則群眾不分好壞、對錯，常常擁護了錯誤的決策和領導者。如此下去，難怪人類社會舉步維艱！
第十三章 人類社會向何處去?
人類社會究竟要向何處去？
私有制搞了兩三千年，資本主義搞了不到三百年，公有制在不少的國家也搞了一百年左右，雙方的漏洞和問題都已暴露無遺了。它們都曾經帶給人類以美好的希望，而造了無數的罪孽。那麽，人類社會究竟要向何處去？
這不是要不要向前進的問題，而是人民大衆是否已認清利弊，努力擯除各式各樣的政治的、經濟的騙子們的誤導，合力推動改革的問題。本文已經極盡微薄之力，還原現代社會的真面目。以後各種各樣的說法一定層出不窮，就有勞諸君自己去明辨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了。
西方自柏拉圖、阿裏斯多德起，中國自老子、孔子算起，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從來沒有停息過。漫長的幾千年過去了，今天的人類有沒有能力和毅力去促其實現？是時候了！哪怕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我們不能實現，但方向不要迷失，步步改革，步步逼近！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要‘還政于民’，要求真民主，把決定權真正拿回到人民大衆手裏。再而實行一系列的透明化措施，制定一整套監管機制和立法。進而節制資本和平抑貧富差距、鼓勵公平交易和合理的分配模式，實行公平正義、普世價值的國民教育。去除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地方主義的誤導。逐步推廣和建立和平、博愛、效率、互利、科技先進的多國聯邦。人人愛他人、愛助人、愛地球這個共同的家園。逐步實現‘一個地球，一個經濟共同體，一個互助友愛的大家庭，一個共同富裕而不傷害他人的人類群體。’唾棄過去的獸性、蠻荒、損人利己、不擇手段的社會，創建更文明、更健康、更理性的社會形態，是我們每個有良知的人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我們應該分作三步走：
第一步，從一國推廣到多國，喚起民衆，大力推動徹底的社會改革，促進透明化、民主化、科學化、分配公平化，創造比較公平、比較合理的‘理性社會’。 有的國家正在搞所謂‘茉莉花革命’，這個名字也不錯，因爲是人民大衆自發創造出來的。其實，不僅民主觀念後進的國家需要，所有國家都需要把現存的社會理性化、公平化！從而停息國內各階層人們之間的劇烈爭鬥。
第二步，創造全球化的、合乎現代科學發展水平的、更接近理想的人類共同的家園。消除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之間的隔閡。從而消滅地球上國與國之間互相毀滅的戰爭！
第三步才是邁向理想社會。當然，完美的理想社會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只要人類一天不滅亡，就要不斷提出更好的社會模式，這是人類永不罷休的任務。停滯不前了，就沒有了生命力。
第十四章 如果一種新的理想社會可以實現， 你將如何？
綜上所述，這個新的、更理想的社會，已經是呼之欲出。
縱觀人類的歷史，走過了 從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又在不少國家實現過某種程度的公有制。幾十年前，那些國家又回歸到某種形式的私有制。走了一個大大的‘Z’字形。究竟什麽社會制度才對大多數民衆有更多好處？許多人還沒有做結論，也許做結論爲時尚早。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目今爲止，地球上實踐過的社會制度，都是不夠公平、也不夠合理的。其結果，都是把有限的資源逐漸集中到少數人或一些集團手裡，對大多數人來說，不但達不到起碼的期望，甚至是讓他們受苦受難。合理的制度，應該是公、私相互制約、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相輔相成的。
那麽，如果一種新的、接近理想的社會可以實現，你又將如何呢？
Good question! 這個問題問得好！過去無數的志士仁人爲社會進步奮鬥終身，難道我們今天就應該因循下去，無所作爲嗎？高舉改革的大旗，大氣磅礴地改革現行不合理的制度、法律、分配方式以至思維方式、價值觀等等，實在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義不容辭的使命。
有人會說，這些東西太難，多半實現不了，又何必想那麼多呢？然而，把一種社會叫做‘理想社會’，正是因為它還不是已經存在的模式，能不能實現也還是個問題，至少目前還實現不了。但是，人們心嚮往之，不斷推動現存的社會改革，向這個方向前進。所以，它是有積極、進步的意義的。好比奧運會的撐桿跳高的橫桿，仰之彌高，好一個高不可攀的樣子，隨著人類的進步，智慧、技術的提升，多少記錄都被破了，過去不敢想的也能實現了。‘嫦娥奔月’在過去，完全是不可能的幻想，現在登月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了。本書所推介的接近理想的社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一定會成為人類衷心擁護的社會形態。一個共同富裕、公平、正義、健康、環保的政治經濟體制，經過大家的戮力堅持，也是可能在一個或多個國家實驗成功的。
這個新的、更理想的社會，我們稱之為‘共同富裕的社會’。其實，政治只不過是經濟的上層建築和保護傘，五花八門的政治，不過是為了保護某種經濟利益和結構而祭出來的。歸根結底，經濟才是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依照共同富裕經濟學構築的一個共同富裕、健康的政治經濟體，不但不會引起經濟危機、金融海嘯、欺詐、搶奪、殺戮、戰爭、恐怖活動等等我們可以稱之為‘破壞性強迫再分配’的亂像，而且能大大促進人類潛能，創造一個透明、公平競爭的政治經濟環境，壓制損人利己、爾虞我詐的行為，使貪污腐化、弄虛作假、官商勾結都無法隱形，從根本上激發人類本性中原應具有的博愛、人道、正義的情操。
但是現實裏我們最多只能做的，是從下而上不斷抗爭、推動政經改革，向理想社會靠攏，再靠攏！這是因為：既然窮人和富人、窮國和富國的力量極不平等，就不要幻想現存制度有一天能制定出對大家都真正公平的法律、規定和條約。私有制不用說，業主有絕對的優勢；便是在所謂的國有制、公有制裡，官員們一樣擁有絕對的優勢，不可能跟你們講實質上的平等。但是，上天畢竟還算平等，不論窮人、富人，一樣終於要壽終正寢。這個事實讓許多人覺悟到：遺產稅的高低對還富於民是何等的 重要！還有一樣：窮人、窮國是大多數，窮得只在個體數量上有優勢。然而，就算是在現代國家裡，有了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如果不能團結起來、覺悟起來，充分利用這唯一的優勢，那是永遠無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的。所以，不能消極等待理想社會的自然到來，也不能因為自己的力量有限而妄自菲薄，認為反正無濟於事而無所作為。幾千年前中國的帝王就已經覺悟到：儘管民眾看起來是被宰割的弱勢的一群，其實載舟之力亦可覆舟！可惜的是，民眾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共識，一個共同的理想，一幅科學的藍圖，萬眾一心，不懈努力，才能構築起自己比較理想的制度和家國。歷史上，更易發生的卻是，他們被誤導、被利用、被忽悠，茫茫不知所向，充其量改朝換代，卻是換湯不換藥，無論叫做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整個社會還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所以，立起來一面大旗，叫‘共同富裕的經濟學’，叫‘共同富裕的理想社會’，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孫中山先生倡導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終于推翻了以滿族統治集團爲最後代表的中國肆虐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歷史上起了偉大的作用。可惜一百多年過去了，三項目標還是沒有完全、徹底地實現，而且自然需要根據現有的實情加以補充。不妙的是，常常還有些人把‘民族主義’借了過去，挑動民粹或本土情結爲他們所利用。
因此，我們提出新三民主義：‘富民、利民、爲民’，補充作爲進步的國家機器的宗旨，來否決現存林林總總、白的、紅的經濟政治體制。原因不是別的，是它們只爲權與錢服務，當然免不了官商勾結、結黨營私；人類社會迄今搞了那麽久，還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分配不公、政策顛倒。
現代的民主政體，既然是一人一票選出的總統、副總統，不是一些人拿槍杆子打出來的的占山爲王的封建落後的政體，也不要那種富人用錢買文宣、甚至買票把代理人推上去作扯線木偶的‘代議政體’。所以在情、在法理上事事都要代表大多數平民的根本利益。既不能搞陳舊的資本主義那一套，對富人一味偏袒；更不能搞北韓的那一套，以革命的名義，借用公有制的形式，行一個集團或一個人的獨裁，甚至傳子傳孫。我們已經吃夠了這兩種主義的苦頭，不能再放任它們殘害我們的子孫了！我們要提倡新三民主義治國：經濟以富民爲宗旨，管理制度以利民、便民爲宗旨，政治以執政爲民爲宗旨。
這裏所說的‘民’，不是英國過去的上議院（又被稱爲貴族院）那樣，有權有錢的才算是‘民’；也不能像有些政權下，只把擁護自己的人才算在‘人民’的範疇；而是對所有生而平等的人，不分貴賤、種族、性別、信仰、年齡、本土或外來，政府都有義務尊重、關心他們、培育他們、幫助他們、有了不對之處要教育扶正他們，讓他們可以人盡其才，爲社會貢獻力量；社會的目標是要努力使人人都有足夠的財富和良好的教養，崇尚公平、正義、博愛的品德，老弱病殘有所養，人人安其居、樂其業。
富民，重點是說要讓中下層民衆富起來，不是說不管富人死活、打擊富人。如果一個社會連中下層的生活都很好了，那富人的生活不是更好了嗎？只有少數人富，這個社會是病態的。一只鴕鳥鑽到沙堆裏，只顧腦袋，不顧身體的其他部分，難道是明智的嗎？如若國家的政策不是像目前那樣一味偏袒權錢集團的利益，而是以減免中下基層人民的負擔爲宗旨，改‘劫貧濟富’爲‘以富扶貧’，使他們逐步富起來，而不是只讓少數人富了更富。民富才能使經濟有健康的基底。大多數民衆的需求旺盛，才能真正促進經濟擴張，刺激各項革新的進行。民富才能使國家真正強盛、教育普及。人人明白，關鍵是真做而不是假做：要有具體立法和機制，並研究、推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利民，就要廢除官僚體制。各種國家機構、各種規章制度，一律以方便服務民衆爲宗旨。高高在上的、不便民的、擺架子、設繁文缛節、故意刁難、甚至報複或索賄等等，統統鏟除！尤其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國民所得的分配政策，都要有第三方機構去查證其執行結果，都要以有利大多數人民爲宗旨來決定，或廢或興！
爲民， 就是政府要端正態度，放低身段做人民公僕。試看世界政壇上哪裏沒有官氣？有多少人做官不是想撈一把？哪一個政客不是爲自己的小圈子打算？所以，我們提的是‘爲民’而不是‘愛民’、‘親民’，因爲‘愛’、‘親’等等屬于感情層面，而政治是不能感情用事的。爲政者以感情代替政策，則國家就危險了！爲民的關鍵在哪裏？如果關鍵官員都由百姓直選，而且搞不好的就可以撤換、另選高明的話，他們還敢有官氣嗎？現在的貪官、壞官、無能的官之所以敢瀆職、趾高氣揚，一是有執政黨或黑白兩道集團爲他們撐腰；二是仗著國家的政務、財務不透明化，他們以爲可以不被發覺；三是對他們的濫權、上下勾結等等監管不力，沒有嚴格法度，或者放任其有法不依、權大于法。因此一個好的社會，必須切實推行財務、政績的透明化；健全與權力的大小成比例的監管制度。這樣的新三民主義的社會和經濟才會有一個更合理的架構。
如果民衆團結起來，廢除所有政黨，立法取締一切利益集團幹政，規定只有不代表任何政黨、任何集團的個人，才可以擔任公職，情況馬上會大大改觀。沒有一個真心爲民辦差而不是爲某個政黨利益服務的政府，富民經濟便只是一個空中樓閣罷了。且看迄今人類社會的政黨政治搞得沸沸揚揚，互相杯葛、纏鬥，消耗了國民大量資源。結果不外是某一個政黨拔得頭籌，使本黨利益高于全民利益而已。說到底，結黨無非爲了營私，對民衆有百害而無一利！
取谛政黨，不是提倡無政府主義。無政黨不等于無政府。其實查一查人類歷史，絕大部分的時間是沒有政黨的。孔子說過：‘君子不黨’。說的是有道德、有偉大理想的人不會結黨營私。孫中山搞了個同盟會，是爲了推翻封建勢力的不得已之舉。本來推翻了封建制度，肅清了足以危害民主制度的封建複辟的勢力之後，各種黨派包括革命黨本身就應該消亡、解散，而代之以全民政府。可惜有理想、有胸襟的孫氏死的太早，其繼任人貪戀權力，不但不廢除政黨，反而以一黨專政淩駕于民主國家之上，一直沈迷黨爭、軍伐，最後自己也被別的黨推翻了事。其實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與封建主義是換湯不換藥的關系，反映了中國和其他不少國家的封建的遺毒未清。
軍隊是舉國老百姓出錢養的，不應只忠于任何個人，也絕不應效忠于任何一個政黨，其實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
下面兩章將研究目今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存在的問題，作為本經濟學的實際應用例子。中國有一首古詩說：‘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看人間，誰有不平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