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和鲁迅的不同，是和他们的经历有关的。胡适留学美国，接触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生活在英美法制中，当然成了实证主义、改良主义的信徒。胡适学说中，人权大于主义——主义要被“实证”，人权却不需要。所以胡适这样的英美派对共产主义很反感，因为共产主义以阶级权替代人权。同样的道理，共产主义在法、德、意这样传统的皇权国家很有市场，在英、美却没有大市场。
鲁迅留学日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当然摆脱不了东方的传统文化，兼受法俄一路的革命文艺的熏绦，最终成了主义的信徒。鲁迅始于维新主义，终于苏俄式的专制主义，是伟光正外的更伟大的党员。与鲁迅同样经历的郭沫若、田汉、茅盾，也走了与鲁迅相似的道路。同样，我也和可以理解胡风、沈从文、柔石、和衢秋白的革命性——特别是后者，对革命的黑幕及灭绝人性的地方知道的很多，却仍然决定为革命去死，与中式的死忠一脉相承。
二三十年代的伟光正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亲儿子，二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是苏俄式的专制主义和杂烩民主主义的私生子。两个党同样标榜革命、民族、纪律、和铁血，有着同样的组织形式，狂热地追求同一权力——只是国民党不纯的血统使它像打摆子式地忽左忽又地乱走，有时不得不讲些人权与人情，比如蒋介石对陈赓必须网开一面，各地军阀在统战面前大规模地罔顾私情——而伟光正因为血统纯正，做事一直是铁面无私的、不断地在搞甄别，比如为了防止被宣布的内部敌人托派叛变，各地的红队对往日的同志都是一批批一家家地杀光。
在这样的夹缝中，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们当然要两害取其轻，选择支持国民党，同时不断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敲打国民党。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鲁迅们，却对其主义的灭绝人或性视而不见、或大而化之、或记而不思。除了指责革命的激进派在租界文艺界把革命写得太血腥，鲁迅对于自己所支持的革命并无半句批评，最多写写黑血格调的杂文诉怀几下。所以老毛把鲁迅比做“匕首投枪”并不为过。
但一个民族能够人人都去做鲁迅所追求的“匕首投枪”吗？
二
中国从南宋以后，已经彻底没有实用主义立足的地方，已经是撤底的“义理”主义的国度，所以才有明的荒唐、和清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明朝是在程朱理学的统治之下，程朱理学是没有《论语》里的天籁之音的，而是非常极端的道德准则。明朝的高峰时期士大夫为了皇帝的夫妻生活和死去的人的挽联在近百年内争论不休，有写血书的、有上吊的，也有被杀头冲军的。泛道德化使明朝对外的战、守、和——全无道理，也使国家的管理一团混乱。比如低俸政策使官员公仆化，以官员的低薪迫使使贪污成风。程朱理学又强调“忠君”的绝对化，是明朝太监干政，特务横行的理论基础。孔子周游历国、择君而行的个人历史，按程朱理学在政治上也是错的。在民间，老百姓被死拴在土地上，和程朱理学的伦理中，远没有南宋以前的自由和生活气息。清朝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是明摆的事。但程朱理学总的影响在清有所削弱，加上满汉的官员双轨制，所以清比明有活力。上世纪初，中国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苦难的历史正好是陪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温床。从维新主义、到三民主义、到毛式共产主义、到今天腐败专制弱肉强食的大陆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根不断的红线。中国人喜欢讲究主义，不是没有文化传统的。金庸的小说里，壮汉的勤学苦练，比不上怀揣一本武功秘籍的老弱病残。即使口头上不讲主义，手头上也把拜金主义、反道德主义行使到极端。昨天坐在朋友的车上和他四岁的孩子听中文故事带子，大讲《农夫与蛇》、《九色鹿》、《小羊与狼》、等等，尽挑受骗欺诈的故事－－真不知道编辑和家长对四岁的儿童干吗要这么残酷。
胡适和鲁迅，两人都没有大量的理论论述。胡适忙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有点像对国家缝缝补补的老大妈，而且他的“实用主义”本身便是反主义的主义，所以对一切观点都是婆婆妈妈的。鲁迅早期靠阿Q国民性著名，这其实是在拾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托亚入欧主义的牙慧，问题是日本靠政府改造国民性越改越遭，直到二战中日本政府人民都为军国主义发疯；真正改好日本国民性的是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统治日本四年，而不是国民性的改造。鲁迅对于苏俄的共产主义，当然不便大笔地论述，而是通过他的杂文、他的翻译、和他的组织活动体现出来。诚如其它网友说的，鲁迅是克薄和仇恨的专家，斩钉截铁的专家，有点像今天忿恨国事的愤青——不过要老辣许多。
胡适和鲁迅的文学遗产，今天看来是后者高许多。胡适的大部分新诗只能看成是打油诗，文也有些杂篱不清。而鲁迅的古体诗、散文、几篇小说，文学性都是很强的。这不仅有两人天赋的差别，而且有两人出发点的差别。胡适在文学观上远比鲁迅激进，认为文学要彻底白话化，他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给幼稚园儿童的一篇讲话－－因为同去讲话的四个著名文化人中，小朋友看来只对他的话懂了。而鲁迅是要靠卖文为生的，文无五彩或者语言不犀利便卖不出去。
二三十年代在上海舆论界的主要声音来自鲁迅所在左联，报上公开连载红色暴动的小说（沈从文全集里可能有四分之一这时发表的红色暴动的小说）；亲国民党政府的文人是过街老鼠，胡适等自由派也是被批判的弱者。当然，左联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国际派、大众派、浪漫派、拖派、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等等，绝对没有伟光正治下的高度统一。报馆和出版社大多数都是私人的，大报馆和出版社的老板其实更怕左联和左联背后的红队－－怕被砸馆子或者挨枪子－－被国民党盯上还能去找门路、送礼讲情，被红队盯上只有死路一条。国民党所能做的，只是给极端的文章开天窗，对不非常露骨和讽刺漫骂文章常常顾不到。国民党一般最多只能查禁刊物报纸，无法阻止作家换个笔名写作，更没有搞大规模的揭批抢救和思想改造－－远没有以后伟光正能够享受得到的“共有制度的优越性”。“左联五烈士”是参加高级的红色地下工作会议被捕（其中两人已经数度因为红案进出过监狱），兼有被自己人出卖“借刀杀人”的嫌疑。国民党那时不仅独裁力所不及，而且本身内部派别林立，声音很多，还要讲些人情和约法。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是借抗日战争完成的。二三十年代大量流行的进步刊物，成为大量青年投奔革命的原动力。
鲁迅们的“批判性思考”，只用在骂国民党上；对自己崇拜的苏联体制和普罗艺术，从来只是盲信和歌颂。所以我认为他们只是主义的信徒。毛朝倒是崇拜“批判性”，但极端排斥“思考”，所以文人都是杀人见血的文棍，并且把鲁迅抬出来做祖师爷。时至今天，大陆人作文中的鲁气和毛气－－所谓愤青气－－还是最浓的。
但胡适的为文的确要后道得许多。胡适从不回击对他的攻击，对被追杀的共产主义从不直接批判，也对国共之争甚少涉及，对落难的左翼人氏也在人权的立场尽力帮助。而鲁迅是喜欢拉场子打架并以此谋生的人，一出手便致命，当然在一般看客眼里出彩。所以我认为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和对其它主义的态度上来看，胡适的思想性要高于鲁迅。有胡适是中国的幸，有鲁迅证明了中国那时的不幸。
胡适的宽厚，也体现在他对其它主义的宽容上。在二、三十年代文艺界动不动就口诛笔伐、以主义划界、时髦血腥的革命文学的风气下，胡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忠告的确是对狂热风气的良药。
最后，我认为英美派中坏事的恰是钱默存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学院派：自己一月几百大洋拿着，闲闲适适地读书著书，不顾那时吃不饱饭的大众和风雨中的国家－－也让大批饥渴的文学青年去读鲁迅田汉这种充满忿恨的在亭子间里炮制出来的挣命文章－－从而最终成就了中国的革命和运动。
三
现代常把鲁迅看成一个“个人”，其实鲁迅是左联里的一个中心，也是一个“一边倒”的大师。鲁迅早、中期投身革命前的文学作品更好看。一九二九年以后的作品如果不明白左联的内幕基本上看个糊涂。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其实一边是有组织的，左联是在伟光正的直接间接领导下的；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是散兵游勇式的文人，兼他们的文风不适于爱看热闹痛打落水狗的民族性，又与苦难深重的现实生活有些脱节，所以他们在文艺界是被围剿的对象。鲁迅其实是个符号。
鲁迅旗手的称号不是别人封的，而是货真价实的。
老毛为什么喜爱鲁迅，不仅是因为鲁迅的文风、革命性、和“民族的希望”这样的贺电，而且是因为鲁迅的知遇之恩。三十年代左联内部有场大架：苏联因为自己的本土安全需要积极挑起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号召伟光正中的“国际派”“武装保卫苏联”；而以老毛为主的“本土派”只想经营自己的“中华苏维埃国”，那时有些心虚。鲁迅带病翻译《毁灭》、《铁流》，积极鼓吹“大众文艺”（其实是暴动文艺），并是这一派的擎旗手－－老毛给鲁迅定的“民族性”即基于此。鲁迅很早就是成熟的政治家了。
鲁迅等对革命的了解绝对不是间接的。对苏联三十年代初的的大饥饿，连革命文人的写作中都有涉及－－不过是把“饿乡”当作帝国主义的迫害和内部敌人的罪行。苏联三十年代初的肃反直接杀了几十万人，包括第一界政治局九人中的五人－－如果算上病死的两人，内部斗争是空前的－－这些都是登报左联内部发文件的。冯雪峰、衢秋白、成仿吾等这些鲁迅身边的文人本人便是革命的高级领导人。比如成仿吾本来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三十年代初升做中央苏区的宣传部长，被解职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写小说。衢秋白更当过党的总书记，死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既推脱又遗憾。鲁迅多次给多名失散的红色地下工作者接上过组织关系，其本人便是伟光正网里的一员。鲁迅在骂清朝时就说过一个朝政如果老杀自己人，那便是一个大家都是奴才的混蛋王朝，面对革命内部残酷的斗争反而默不作声了。北大的钱理群先生弄过个鲁迅身边的革命文人的清单，并从这些众多文人在革命中的遭遇推测鲁迅也“一定”对革命有所批判，进而去到鲁迅的黑血杂文里去找如“从天堂里见深渊”式的支言片语－－他还是鲁迅的崇拜者，没有想过鲁迅演变成政治家的可能。
相反，胡适一直似乎对政治形势判断得一塌糊涂：不重视括大影响；不重视青年工作；不重视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没有预见日本人入侵的紧迫，而是抗战低调俱乐部的柱石；以君子之风一己之力与“文艺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政党作对；没有感化任何当局政要，更没有预见蒋介石日后的高度独裁和国民党日后的高度腐败。在左联公开反对费尔泼赖（公平竞争fair play的音译）、为达“崇高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当他的谦谦君子。可以说，胡适是个良师益友，却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
鲁迅说过，对流氓要用流氓的战术。胡适对流氓也用君子的战术，最后输得一败途地，连自己的儿女也赔进去。可君子都要去当流氓吗？
唉，难呐。即使我处于那个时代，即使我不被左派的宣传所蒙骗，也只能学黄仁宇－－积极投身抗战后便争取出国留学，既使跑到香港也是好的－－中国大陆是越来越没有讲道理讲良心讲知识的空间了。
——写于2003年。
——改于2025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