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落后，两位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 ---- 胡适和鲁迅分别指出了根源，但是大相径庭，前者认为是制度而后者认为是人性。两种不同观点，引发争论，持续发酵了几十年，不幸的是这一争论延续至今也没有定论。

    胡适认为：造成中国沉沦并不是人的原因，而是制度的问题。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体系导致中国人无法接触以至理解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从而使中国人永远被束缚和禁锢在愚昧的泥泞里。唯有从根本上改变并优化制度才能救人，从而救天下。

    鲁迅认为：中国人的麻木、愚昧、无知造就了社会的沉沦和腐朽。要救世先救人，要救人先救心。强调了人性的改造和提升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教育和启蒙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胡适和鲁迅分别留学美国和日本，他们观念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受教育国家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进程的不同，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中国的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拯救中国的方式自然不一。

    本人没有能力从国家兴衰的层面来阐述、分析问题，那就降低维度。从全球范围的三种社会的犯罪现象 ----  欺诈、偷窃和抢劫来看制度和人性。

    先看一下抢劫，对于抢劫各国政府都严厉打击，因为抢劫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匪患进而流寇，以至颠覆政权。通常只有在弱势政府的情况下，抢劫现象才会频发。奇葩的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2014年通过了 47号法案，---- $950以下的偷盗、抢劫划分为轻罪，其惩罚大约就是刑事拘留加上有限罚款。前几年又提出一个47号法案的加强版， SB-82提案,正在等待通过。这样商店里的小偷小摸的行为（Shoplift） 进化为了明抢（Robbery），也就是著名的零元购。

    这种抢劫现象的发生明显是法律的问题，也就是制度层面出了问题。或者说法律纵容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零元购的实施者基本是黑人，在人性中又卷入民族性。

    再来看偷窃，这种现象在美国比较少，因为美国人身上和家里不会有多少现钞。在中国更少，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监控遍布，犯罪分子难以逃遁。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几千年来对偷窃的惩罚极重，“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金银财宝还不如抢班夺权呢。

    而偷窃行为在欧洲和中东就要严重得多。在罗马帝国时代，一个人偷窃面包不是这个人的罪过，而是当地执政官的失职，执政官怎么可以让治下的人民挨饿呢。因此，许多国家对于偷窃行为就要比中国宽容许多。

    最后说欺诈，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就善于欺诈。什么“兵不厌诈”、“尔虑我诈”、等等… … 等等。《春秋列国志》和《三国志》都记载了许多奇谋妙计，并津津乐道，啧啧称赞。什么“假途灭虢”，“图穷匕见”，都成了成语。《孙子兵法》翻译到欧洲，被冠以书名《中国诈术》。

    到了现代，产生了电信诈骗，被骗对象主要是大陆华人，台湾人是始作俑者。为什么新加坡人和台湾人没被骗呢？为什么电信诈骗在黑人、墨西哥人或者其他族裔那里流行不起来呢？这似乎又卷到国民性和民族文化的层面了。

    三种犯罪现象首先是人性的问题，因为人都有不劳而获或者少劳而大获的心理。在没有惩罚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愿意用这三种手段去获取利益。如果仅从人性的改造是不足以遏制犯罪的，必须施以法律手段。（胡适胜出）

    法律的本质是惩恶，是保证制度执行的准绳。制度和法律的制定又到了人性的层面，是公平还是倾斜。不同的人来制订，绝大多数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这是人性使然。比如：川普当总统，就先降税；白登当总统，非法移民合法化。因此人性必须改造和提升。（鲁迅胜出）

    加州的47号法案使得社会风气变坏，社会沉沦，显然是恶法。更有甚者，南京2006年的彭宇案，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大幅恶化。这是法官王浩的人性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2000多年前儒家就有“仁、智、礼、义、信”，“忠孝悌信礼义廉耻”。可惜，我们现在做不到，至少做不全。我们是进步了还是沉沦了？

    由此看来，制度和人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制度至少要有两个方面，公正和惩恶。若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人性必须提升以至改造。

    感谢中国现代的两位思想家，胡适和鲁迅，他们提出问题以及着手解决的方法。问题能不能解决就是后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