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鸿哲斋”

其实，这不是第一个“鸿哲斋”，早在1939年初，学校在抗战时期迁到贵州平越（今福泉），将清期遗留下来的考棚改作男生宿舍，取名就是“鸿哲斋”。

就像九里校区的唐臣路是纪念茅以升（字唐臣），眷诚斋是纪念詹天佑（字眷诚）一样，“鸿哲斋”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寒松亭，都是为了纪念一个人，一位三次担任交大校长的人——孙鸿哲。

孙鸿哲

说起孙鸿哲，他不仅是民国时期政界、交通界和教育界名人，更是一位传奇校长，交大校歌、校徽的诞生都与他有关。他187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字揆伯，号寒松。早年入北洋大学铁路专科，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机械系。

在英国留学期间，孙鸿哲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05 年春，他又介绍吴稚晖与孙中山相识，劝他同样加入了同盟会。

吴稚晖与孙中山合影（孙鸿哲摄）

1909年8月，孙中山第三次赴欧，孙鸿哲为他和吴稚晖父子拍下一张合影，吴稚晖希望这张照片能够刊登在《世界画报》。他在致友人函中说：“在我皇后街寓中，揆伯为我们摄影。弟并将其片制为写真板，希可登入世界画报，附寄写真板一纸。图中中山先生所躺之椅，即中山先生在马赛离船时赠与我们者，我亦躺一椅中。小儿吴详，蹲于两椅间。”

吴稚晖

吴稚晖可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就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等。1918年，吴稚晖应聘到唐山交大任国文教员，在此期间，他亲笔为学校创作了院歌歌词，并邀请胡适到校演讲。

校歌

1921年，交通部长叶恭绰拟将部属各校统一为交通大学，特派孙鸿哲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考察、评估。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教育领域。1924年11月，他出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第18任校长。他开设了市政及卫生工程科，这是中国第一次开设市政规划、给排水方面的课程。

在此期间毕业的学生中，朱皆平后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水卫生生物学，是中国最早的市政卫生专家。汪菊潜在抗战期间投身西南交通生命线的建设，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菊潜（1906—1975）

1926年1月，他辞去唐山大学校长职务，由茅以升接任。从此他与茅以升惺星相惜，同气相求。两年后，1928年5月，北伐战争胜利后，他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接收交通部唐山大学，再次担任校长。

他的学生中，有在抗战期间担任印缅远征军司令部中将秘书长的柳克述，也有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俊。

柳克述（1904—1987）、方俊（1904—1998）

1930年，孙鸿哲就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他聘请茅以升为水利局局长，全力整治运河和淮河。第二年，苏北大水导致淮河溃堤，民众受灾。孙鸿哲主动将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说“茅局长无愧职守，所有水灾事由我厅长负责”，意在保护茅以升。

茅以升（1933年）

1932年8月，他再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此时东北已经沦陷，不久冀东伪政府成立，冀东二十二个县的土地上，只有唐山交大校园里还飘扬着一面国旗，成为冀东人民心中的圣地。孙院长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 

“冀东旗帜”

长城抗战爆发后，唐山交大全体师生工友捐款支援，并将真实姓名公布于报端。一个朋友警告孙鸿哲：“你真大胆，你看在天津的学校捐款只是张先生，无名氏，真姓名露了，不怕危险!”孙鸿哲回答说，“这有什么可怕，最大危险不过勒令这学校关门，我想学校要因为这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关门，也关得值价了!”

越是风雨飘摇，孙鸿哲就越是注重学校的环境。无论冬夏，他总是一早便走遍校园各处一次，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即刻纠正。一位英国使馆的参赞参观过唐校后说：“我怎么也未想到这个市镇里，有这样好的学府，那在英国也很难寻得的！”

当有人问孙鸿哲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我认为只有在唐山这险恶环境，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

从1932年8月到1937年10月，他在第三个任期内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比如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中央研究院院士刘大中；再比如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自由勋章的李温平，和危机关头担任唐院校长的唐振绪。

黄万里、刘大中、李温平、唐振绪

最令人称道的是，在他任内为中国第一位土木工程专业的女生朱颖卓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土木工程师。而朱颖卓所在1933届乙班，后来涌现了四位院士，他们是张维、严恺、刘恢先、林同骅。这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班四院士”。

1933届乙班全体同学合影

同样在这个班，还有一位名叫李汶的学生，毕业后留校。1935年，校友厅落成，孙鸿哲让他设计了一枚盾形标志，悬挂在大门正上方，后来在此基础上改为校徽，成为西南交通大学最重要的标志。

李汶与西南交大校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仅10天，交大校园便被日军占领。孙鸿哲气病交加，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他对前来看望的朱皆平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在这生命垂危之际，他心中想的只有国家、人民和胜利。

前排右二：孙鸿哲，前排右一：伍镜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