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有祖国,买办没有。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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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有祖国,买办没有。

 

 

  《我只是一个商人》商人也是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是有祖国的。你的财富、名声、权势,都来自于你的国家,你的人民,来自这一片土地,你不能在富有之后,就卷走财富,并且声称自己超然物外,没有国籍,没有故乡,装逼说自己属于世界,属于地球。

 

  作为商人,一定要明白,自己吃谁的饭,是谁养活了自己,在关键的时刻,应该站在哪一边?  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同学,大概都知道“弦高退秦师”的故事,弦高是郑国商人,在国外经商的时候听说秦军要入侵自己的祖国,此时他一边向郑国报告敌情,一边伪装成郑国使者,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有防备,只好班师。

 

  郑国君主要赏赐弦高,他却拒绝道:“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春秋时候大名鼎鼎的管仲也是商人出身,做到了齐国相国,一生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搞“贸易战”,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人家没有祖国吗?近代的张謇、卢作孚、荣氏兄弟、侯德榜,都是“商人”,可他们没有祖国吗?

 

  有一句屁话叫做“资本没有国界”。这句话来自于国际金融资本家们,以犹太资本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确实是是没有国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他们发明的用金钱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他们作为幕后黑手操控资本主义国家来对全球实行金融殖民的制度,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被大金融资本控制了政治经济,把政府和政客变成了他们的提线木偶。

 

  但从来没人敢说:“资本家没有祖国”! 我不讲中国,我讲美国,美国的资本家,比我们的某些“商人”更有立场,更讲政治,也更爱国!  特朗普是什么人?  商人,一口一个“让美国重新伟大”,一口一个“一定要遏制中国”。索罗斯说什么?  他说:“我对击败中国更感兴趣!”。巴菲特一个炒股的资本家,满口都是“最好的投资就是爱国”!   去年甲骨文公司的CE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讲出了“中国威胁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资本家,早已把他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绑在一起。我说个最坦白的道理——美利坚兴,他们继续躺着数钱;美利坚亡,他们就是无根的浮萍,待宰的肥羊。

 

       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商人和资本家,却恰恰相反,一屁股坐在发达国家那边,那国内的利益,去输送给自己的“洋大人”,一旦“洋大人”和祖国之间有了分歧和冲突,他们更是坚定地站在洋大人一边,指责自己的祖国做的不好,做出的让步不够多,居然不肯向洋大人妥协......

 

  这种人,自清末以来,数不胜数,其实,他们不配叫做商人,更不配称什么“资本家”,他们只是“买办”而已,什么叫做买办?就是吃着我家的饭,拿着我家的工资,还要把我家的财物偷出去,贱价卖给外人,从中获得一点蝇头小利。买办不希望国家发达起来,不希望国家拥有真正的工业和科技,他希望国家永远落后,永远低人一头,永远需要去高价买洋大人的东西,他们才可以从中赚钱。

 

  他们对损公肥私、掏空国家、剥削人民得心应手,你让他对国家的经济、工业、农业做点贡献,他是死活都不肯的,那比要他的命还难。在他眼里,什么道德,什么法律,什么政治,都无关紧要,他和他的钱最重要。

 

  最近某位老先生,就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你和他讲道德,他和你谈法律,你和他谈法律,他跟你谈自由,你让他翻译翻译什么是自由,他说自由就是不要追究,要“网开一面”。

 

  《我只是一个商人》是老家伙2016年转移香港和内地资产、投资英国之后写的文章,当时大家也没怎么批评他,有人不过写了篇《斯人已去,不必挽留》,他就就跳脚跳上天,说“我只是一个商人,不要拿道德来要求我!”可见他心胸气度很差,难怪给亡妻修了那么一个破楼。

 

  我在想,难怪很多顶级富豪都信神信鬼信宗教,原来他们眼里早已没有道德,没有法律了,因为他们太有钱,权力太大,以至于人间的道德和法律在他们面前失效了,所以他们不关心人类,只关心自己,所以他们就只好“不问苍生问鬼神”了。他曾经花15亿,在新界大埔区,建了全球第二高的观音像,他一生假惺惺做慈善、买口碑,却没有真的关心过,那几百万每天给他交钱,却没有正经地方住的人民。你这“慈悲”,给谁看呢?

 

  这种人,既虚伪,又矫情,脾气还大,不允许批评。

 

  这半年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点,说不得骂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自己大放厥词说什么“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扯什么“最好的因,最坏的果”,被人批评后,迫不及待跳出来对线,消停了没几天,又扯什么“对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被怼了之后 又跳出来扯“我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不管他什么意思,老先生是不能批评的,无论这里变成什么样,这位老先生也是没有责任的,“我就是个商人而已!”

 

  同样都是商人,人和人怎么就那么大的区别呢?

 

  前几天,任正非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说:“某地的情况恰恰是极端资本主义造成的,大资本家们挣了非常多的钱,连小报亭、地下停车场、咖啡厅很多都是他们掌控的,拿走了太多的利益,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很多人生活水平很低。”

 

  讲道理,任正非也是商人,也是赚钱牟利的,人家怎么就能坦坦荡荡把资本主义的本质赤裸裸剖开展示在大家面前呢?人家怎么就能说人话,做人事呢?

 

  刚刚说到的那位老先生不是商人,商人也是有祖国的,他也不是什么民族企业家,民族企业家也是有产品的,他的产品是什么?

 

  他一切的财富,都来自于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的人民,他的崛起和暴富,也赖于这块土地给他的政策和便利,现在,他是个加拿大人,大量资产在英国。

 

  商人有祖国,买办没有。

方玉 发表评论于
赞同。写得太好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谢谢各位来访和留言。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和中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如何?

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对徒毛泽东的亲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

假如毛泽东和中共产党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杀, 还会有这么多来骂毛泽东和中共产党吗?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第7次特赦
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第4~6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三次共释放了145名“战争罪犯”。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第2~3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和1961年12月25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两次共释放了11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范汉杰、李仙洲、廖耀湘、杜建时等。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第1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DragonK 发表评论于
Agree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取国家经济情报反盗取国家财产。问反华粪子应不应反?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三反。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作风,。问毒运轮英狗好不好应不应?
毛毛猫猫 发表评论于
中共统战部和宣传部专栏在此。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近代中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种落后和腐朽的制度,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农业生产力以及全部社会的生产力就不能解放,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就没实现的可能。后来的实践表明,没有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里建成。当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并进行一定的历史积累,但土地改革的完成,毫无疑问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一个基本障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本前提。

研究历史,必须尊重事实,而不是断章取义甚至虚构;回顾历史,必须尊重个人经历,但是更要站在整个国家和历史的全貌上来回顾,而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被消灭,进而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制度。广大农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政府得到亿万翻身农民的信仰和拥护,乡村政权进一步健全和巩固,工农联盟得到了加强。因此,土地改革有力配合了当时全国各地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及各条战线的民主改革,在巩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生产积极性大增,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改革后,农民除获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土地外,还免除了过去每年必须向地主交纳的约6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增加投资,改善经营,提高技术,辛勤耕作,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粮、棉等产量都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粮食由1949年的2263.6亿斤增至1952年的3278.3亿斤,增长44%,年均增长14.6%。棉花由1949年的888.8万担增至1952年的2607.4万担,增长近2倍。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亩产量由68.5公斤增至88公斤,棉花由10.5公斤增至15.5公斤。人均农产品产量,粮食由209公斤增至288公斤,棉花由0.82公斤增至2.29公斤,肉类由2.05公斤增至5.95公斤。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加48.5%,年均增长14.1%。在短短3年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土地改革结束了中国农村积习千年的土地不合理的占有关系,使得中国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新中国土改后,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包括老区)大约有3亿多人,他们分得了为地主阶级占有的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村中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重上升为91%以上,原来地主、富农占有耕地面积的比重则下降为8%左右,原来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而农民无地少地的局面彻底改变了。过去有田者不耕而耕者无其田的不合理现象从此彻底被消除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但农民群众也并非是毫无节制的。中华民族也绝不是野蛮人。虽然不少华北农民具有鞑靼民族的血统,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人一向以他们的通情达理而自豪。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因为群众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收归已有。至于打死人的事,那是农民群众为了报仇雪恨。也不见得单纯是报私仇,这是群众共同的仇恨,同仇敌忾的呼声发自全村群众的肺腑。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司法机关,所以农民群众只好自执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仅仅是清算运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并不是对所有的汉奸地主都进行清算,被清算的仅是其中罪大恶极者。斗争的矛头还不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那些罪恶昭彰的大汉奸虽被处置了,但其幕后操纵者却仍然迢迢法外,依旧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抗战期间,地主往往指派一帮地痞流氓充当村长,投靠日本人为害乡里。如今,这些地痞流氓也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幕后的地主却依然握有势力,继续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抗群众。在山东省的范庄,有一个地主将日本人撤走时留下的一万五千斤粮食私吞了一万斤,而只将剩下的五千斤分给农民群众。当大家表示不满时,他就威胁说:“少废话!
  
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遇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

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象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

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仲钟。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缰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焰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虑:这样下去,何处是一站?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分她父亲的财物。农民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家财有理,他们说;“过去他把咱的东西都抢定了,现在咱只是把它夺回来。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仲钟。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缰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焰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虑:这样下去,何处是一站?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有一天,我们四个战土押送一个汉奸到县里去。半道上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闻讯后一下子跑过来把我们的大车给围住了,不大功夫就围上了百十来人。他们问道:‘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2’我们回答说:‘送到县政府去。’他们说;‘不行!不许走!’好家伙!群众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我们呢,才四个人。他们嚷道:‘把这个汉奸交给我们,要不你们就别想走得了!‘他妈的,有啥办法!“农民动辄威逼地主,因为他们知道,把地主的传统权力打掉一些,并不违反政府的法规。当日本人撤退时,大批伪职人员也逃之夭夭。在这一带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当时八路军正集结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界一带,除进驻了几座较大的城镇之外,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边区政府机构有限,对于大部分农村,一时也来不及接管。农民协会控制了民兵武装,但并无司法机构,共产党一时鞭长莫及。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在山西省某地,群众召开了诉苦大会,曾经在抗战期间杀害过十八个农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进了会场,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恼。群众怒不可遏,将到会的干部挤到了一旁,把这三个地主吊在大树上。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窦马庄的村子,群众抓住了一个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在与窦马庄毗邻的一个村子,大伙把一个曾经当过伪军队长的地主抓来,给他套上一挂犁,用鞭子赶着他犁地。人们一边赶一边喊道;“过去你把咱们当牲口使唤,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村子里新来了一批青年学生,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平跑到解放区来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想要把这里的农民运动纳入既定的轨道。然而农民却认为他们多管闲事,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懂个屁!“连新从外面来的八路军战土们也无法使激愤的群众平静下来。在冀中的一个战土告诉我:“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他们想要做的只是清算那些卖国投敌的汉奸,其中多数往往就是本村的大地主。不仅是贫雇农,甚至连富农和小地主也参加了清算斗争汉奸的运动。由于需要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才在运动中触及分配土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括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于”假借“皇军征用”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我曾听过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战争使穷人更加贫因。饥饿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们更难容忍地主老财的骄奢淫逸。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的村庄。那里的群众发起的“清算大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许多村子里,一开斗争汉奸的大会,农民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了。他们强烈要求把汉奸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被地主强行霸占去的一切财物都必须物归原主,少一文钱也不答应。十月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在鲁西一个名叫李官屯的村子里,手拿棍棒钢叉的农民挨家挨户动员老幼乡亲出来参加斗争地主毛顺邦的群众大会。会上,一个怒不可遏的农民站出来控诉:“二月初三,你抢走了我三百块钱。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们手里,咱不敢吭一声。你干的坏事谁个不知?你还帮日本鬼子抢咱们的棉花。现在就要你还!“人群也呼喊起来:“非还不可!非还不可!“另一个佃户挤到台前说:“俺家好几口人命都死在你手里。眼下俺们还在挨饿。你把抢走的东西统统还给俺们!“这个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亩地,七栋房屋,有百十来棵栎树的一片树林,以及家具等物。群众给地主留下了三十亩地和一栋房屋。这个汉奸运气还不坏,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也并非处处皆如此。在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山西省某山区,农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战期间,这一带山区和附近的平原地区部未曾进驻过八路军,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盘剥农民特别残酷,这一带农村的贫困状况也尤为明显。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郑南 发表评论于
十足的共党洗脑文风,毫无人性,蛮不讲理。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您说的太精彩啦!请问美国搞公私合营了?美国搞土改了?美国商人爱国是以国家让他们拥有财产、他们可以继续增加财富为前提的。无论你怎么讲怎么诡辩,中国反中国人民反历史反人类的事实不会改变。
到德州入伍 发表评论于
一看就知道该文出自大陆某写手。大帽子满天飞。李嘉诚是一匹夫,怀玉有罪。
Blue-Crab 发表评论于
商人和买办是两种不同的职业。Yingbing 兄对买办过于尖刻,对商人过于理想化了。
叼虫小鸡 发表评论于
赞同!
我胖我的 发表评论于
站出来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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