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部分摘要: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