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在文革风暴中的小白楼
1966年11月，我家搬离了西民生街219号。搬家那天，我和姐姐、弟弟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有生以来没有离开过的家，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我们搬的新家并不远，它在西民生街十五组，离我们的住处只隔着一条马路和十四组居民区。它的名字叫“小白楼”。小白楼“名符其实”，楼体外面锒着白瓷砖，是一座很小的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各住两户医学院的职工家属。这里没有庭院，没有供我们跑跳玩乐的场所，它的南面是一片紧密相连的住宅，北面紧挨着上海路边的人行道，小楼南面几步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公共厕所。据说，它是日本人建的员工宿舍。
和我家住隔壁的葛树培叔叔和徐在岩阿姨家有四个孩子。长女葛明娟和长子葛明康是我的同校学长，分别是高三、高二的老三届学生，小儿子葛明燕是弟弟的同班同学，二女儿葛明婉是一个有名气的好学生，可能是新初一的新生。楼上的两户是卢树德教授和张叔叔、赵茹阿姨一家。卢教授家里的两个孩子比我们小很多，当时好像还在幼儿园里。我几乎和他们没有交往过，十几年后,一个叫卢笛的二高中学生成了锦州市的高考状元，名字和卢教授的小儿子一样，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赵茹阿姨的儿子董大为是姐姐的一高中校友。四户人家里有五个老三届的学生，除我之外的四个全是高中生。
虽然我们都不上学了，可是似乎每个人都很忙碌，门前楼外很少见到每个人的身影。那也是我非常忙碌的时候，刚搬来不久，我就二次进京串连，一住就是一个月，回来后，又去锦西化工厂“煽风点火”，参加劳动。后来又参加了糟字派，贴大字报，参加游行，不亦乐乎。那时的我每天只想着一件事：投身运动，献出青春和热血。
我在家停留的有限时间，也不会顾及其它事情。一次张慧芳住在我家时，我俩突然对住在隔壁的学姐葛明娟的深居简出感到好奇，她既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又不去学校参加革命造反活动，甚至连家门都很少出，她每天在家里做什么呢？我俩想看个究竟，便去敲开了她家的门，结果让我俩大吃一惊，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桌上堆满了高三年级的教材。她的沉静、安然、专心致志让我们无法理解：在这个举国上下一片呐喊、狂欢，激战的时节，这个天地翻覆、狂风暴雨的年月，竟然还安放着这样一张平静的书桌，它就在我家的隔壁。
我问葛明娟大姐：“学校已经停课这么久，还看这些书干什么？”她说:“不能上课，我只能在家自己学习了，准备参加延期的高考。”我说：“高考已经停止一年多了啊，现在哪还有考大学的事啊？大学生不也和我们一样闹革命了吗？上不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啊？”可葛明娟大姐说：“大学还是会开学的。我已经念了十几年书，还是想上大学的，所以要做好准备。”
我们觉得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国人民都在参加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她却离群索居要准备考大学，这得多么荒谬啊。针对她的保守、落后和自私，我和张慧芳说了很多劝导她的话，一心想帮助她和我们一起参加到保卫伟大领袖的洪流中来，可葛明娟大姐始终微笑着听我们激情满怀的提议，却没有一句“表忠心”的话语，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动摇, 我们俩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了她家.
这一幕场景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几十年的时光里，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重播这个画面。当我因自己未曾读过高中而主动放弃当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当七十年代末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身边许多年近三十的人们走进大学升学考试考场的时候，当我离开小白楼多年之后，听老邻居们说起葛叔叔家的四个子女都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会记起我当初的愚蠢行为和可笑举动。
小时候妈妈曾无数次给我们讲“知识就是力量”和一个个科学家生动感人的故事，知识曾经是我从小憧憬的美梦。可当无知无畏的狂潮主宰了我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我却远离了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除我之外,小白楼昔日四个家庭的11个孩子，全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了大学，我成了所有邻居中最没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人。这个残酷的现实，几十年来，在我的感受中一直在变化。从开始时的毫无感觉，到几年后的些许失落，到十几年后的悔不当初，到二十年多后的无比遗憾，然后是无尽的反省、总结和改变。
住在我家楼上的赵茹阿姨的儿子董大为是一个小时候就“出名”了的人物，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全国的航模表演赛中获得金奖，并打破模型直升机的世界纪录。我和姐姐去他家“串门”时，翻看着他一本本从少年时代便开始记录的实验笔记和他的读书笔记，发现他在每本笔记的首页上都写着“献身航空科学事业”。既惊奇又好奇，他跟我们这些同龄人的差别太大了。言行举止就像一个小科学家。
他告诉我和姐姐，他去北京串连的时候，每天都去北京航空学院的图书馆去找一切能找到的教科书读，一看就是一整天，他已经看遍了航空专业的所有书籍。我们除了惊讶还有震惊，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人的业余爱好可以这样的如醉如痴，可以使人变得这样勤奋、刻苦、乐在其中。
妈妈常常在吃早饭的时候，用赞叹的口吻对我们说：“昨天夜里董大为房间的灯亮到了后半夜，他一定在读航天专业的书,”或者:“今早四点多钟董大为的灯还亮着，他肯定又钻研了一夜。”我们听了妈妈的话，总是一笑了之。我们佩服董大为，可也有自知之明。懒散、随心所欲是我们的惯性，“刻苦”“钻研”“勤奋”“努力”这些词跟我们无缘。
离开小白楼后多年，仍然传来董大为的一些消息，知道他被南京航空航天学院直升机专业录取了，不久，他又退学了，原因是他掌握的航空专业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此专业的教学水平，他不想为一纸文凭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又听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超轻型直升机公司，此公司引进的直升机、旋翼机都是他亲自试飞成功的。这件事成了1984年度全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大新闻。董大为被评为当年改革创业的先进青年。
后来董大为去了美国，创建公司，研制新产品，继续从事他所倾心的航空事业。再见到董大为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的夏天了。姐姐回来探亲，恰好董大为也从美国回锦。我和姐姐去他住的酒店聊天。由于时代风云变幻，彼此间经历的巨大差异，长期失联造成的陌生感在几个小时的畅谈中荡然无存，我们还是当年小白楼的好邻居。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姐姐说出我的“智评”：“董大为是一生追寻，你是追寻一生。”姐姐听了哈哈大笑:“真准确，董大为从小就选定了人生目标，并且一生都在追寻它，我却一直在追寻我的梦。”
从1966年11月搬到小白楼到1970年1月离开，我家居住在小白楼三年时间，是我们的生活最暗淡无光的日子，是生活中最动荡不安且伴随恐惧的岁月。可是在这短暂的岁月中，邻居们留给我的回忆是友善和温暖，没有那个年代的斗争气息。
当我和姐姐身处农村，妈妈被“专政”关押在学校的时候，每当爸爸值夜班，家里只剩弟弟一个人了，赵茹阿姨担心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吓到弟弟，每次都会把弟弟接到他家照顾。在他家温暖的环境中安心休息，睡觉。这些事是几十年后我才听弟弟讲起的。
当年和我家一墙之隔的葛叔叔一家在分别八年之后的1978年又成了我家在48户楼的邻居，变成了只隔一层顶棚的楼上楼下。八十年代，我们两家又成了石桥子二号楼和三号楼的邻居。虽然爸爸妈妈和葛叔叔徐阿姨都早已离开了我们，可是我与葛明康的联系没有中断过，现在我们又成了常常联系的微信朋友。
站立在文革风暴中的小白楼
旭子 (2026-11-02 09:32:42) 评论 (1)
站立在文革风暴中的小白楼
1966年11月，我家搬离了西民生街219号。搬家那天，我和姐姐、弟弟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有生以来没有离开过的家，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我们搬的新家并不远，它在西民生街十五组，离我们的住处只隔着一条马路和十四组居民区。它的名字叫“小白楼”。小白楼“名符其实”，楼体外面锒着白瓷砖，是一座很小的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各住两户医学院的职工家属。这里没有庭院，没有供我们跑跳玩乐的场所，它的南面是一片紧密相连的住宅，北面紧挨着上海路边的人行道，小楼南面几步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公共厕所。据说，它是日本人建的员工宿舍。
和我家住隔壁的葛树培叔叔和徐在岩阿姨家有四个孩子。长女葛明娟和长子葛明康是我的同校学长，分别是高三、高二的老三届学生，小儿子葛明燕是弟弟的同班同学，二女儿葛明婉是一个有名气的好学生，可能是新初一的新生。楼上的两户是卢树德教授和张叔叔、赵茹阿姨一家。卢教授家里的两个孩子比我们小很多，当时好像还在幼儿园里。我几乎和他们没有交往过，十几年后,一个叫卢笛的二高中学生成了锦州市的高考状元，名字和卢教授的小儿子一样，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赵茹阿姨的儿子董大为是姐姐的一高中校友。四户人家里有五个老三届的学生，除我之外的四个全是高中生。
虽然我们都不上学了，可是似乎每个人都很忙碌，门前楼外很少见到每个人的身影。那也是我非常忙碌的时候，刚搬来不久，我就二次进京串连，一住就是一个月，回来后，又去锦西化工厂“煽风点火”，参加劳动。后来又参加了糟字派，贴大字报，参加游行，不亦乐乎。那时的我每天只想着一件事：投身运动，献出青春和热血。
我在家停留的有限时间，也不会顾及其它事情。一次张慧芳住在我家时，我俩突然对住在隔壁的学姐葛明娟的深居简出感到好奇，她既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又不去学校参加革命造反活动，甚至连家门都很少出，她每天在家里做什么呢？我俩想看个究竟，便去敲开了她家的门，结果让我俩大吃一惊，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桌上堆满了高三年级的教材。她的沉静、安然、专心致志让我们无法理解：在这个举国上下一片呐喊、狂欢，激战的时节，这个天地翻覆、狂风暴雨的年月，竟然还安放着这样一张平静的书桌，它就在我家的隔壁。
我问葛明娟大姐：“学校已经停课这么久，还看这些书干什么？”她说:“不能上课，我只能在家自己学习了，准备参加延期的高考。”我说：“高考已经停止一年多了啊，现在哪还有考大学的事啊？大学生不也和我们一样闹革命了吗？上不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啊？”可葛明娟大姐说：“大学还是会开学的。我已经念了十几年书，还是想上大学的，所以要做好准备。”
我们觉得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国人民都在参加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她却离群索居要准备考大学，这得多么荒谬啊。针对她的保守、落后和自私，我和张慧芳说了很多劝导她的话，一心想帮助她和我们一起参加到保卫伟大领袖的洪流中来，可葛明娟大姐始终微笑着听我们激情满怀的提议，却没有一句“表忠心”的话语，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动摇, 我们俩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了她家.
这一幕场景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几十年的时光里，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重播这个画面。当我因自己未曾读过高中而主动放弃当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当七十年代末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身边许多年近三十的人们走进大学升学考试考场的时候，当我离开小白楼多年之后，听老邻居们说起葛叔叔家的四个子女都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会记起我当初的愚蠢行为和可笑举动。
小时候妈妈曾无数次给我们讲“知识就是力量”和一个个科学家生动感人的故事，知识曾经是我从小憧憬的美梦。可当无知无畏的狂潮主宰了我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我却远离了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除我之外,小白楼昔日四个家庭的11个孩子，全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了大学，我成了所有邻居中最没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人。这个残酷的现实，几十年来，在我的感受中一直在变化。从开始时的毫无感觉，到几年后的些许失落，到十几年后的悔不当初，到二十年多后的无比遗憾，然后是无尽的反省、总结和改变。
住在我家楼上的赵茹阿姨的儿子董大为是一个小时候就“出名”了的人物，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全国的航模表演赛中获得金奖，并打破模型直升机的世界纪录。我和姐姐去他家“串门”时，翻看着他一本本从少年时代便开始记录的实验笔记和他的读书笔记，发现他在每本笔记的首页上都写着“献身航空科学事业”。既惊奇又好奇，他跟我们这些同龄人的差别太大了。言行举止就像一个小科学家。
他告诉我和姐姐，他去北京串连的时候，每天都去北京航空学院的图书馆去找一切能找到的教科书读，一看就是一整天，他已经看遍了航空专业的所有书籍。我们除了惊讶还有震惊，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人的业余爱好可以这样的如醉如痴，可以使人变得这样勤奋、刻苦、乐在其中。
妈妈常常在吃早饭的时候，用赞叹的口吻对我们说：“昨天夜里董大为房间的灯亮到了后半夜，他一定在读航天专业的书,”或者:“今早四点多钟董大为的灯还亮着，他肯定又钻研了一夜。”我们听了妈妈的话，总是一笑了之。我们佩服董大为，可也有自知之明。懒散、随心所欲是我们的惯性，“刻苦”“钻研”“勤奋”“努力”这些词跟我们无缘。
离开小白楼后多年，仍然传来董大为的一些消息，知道他被南京航空航天学院直升机专业录取了，不久，他又退学了，原因是他掌握的航空专业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此专业的教学水平，他不想为一纸文凭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又听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超轻型直升机公司，此公司引进的直升机、旋翼机都是他亲自试飞成功的。这件事成了1984年度全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大新闻。董大为被评为当年改革创业的先进青年。
后来董大为去了美国，创建公司，研制新产品，继续从事他所倾心的航空事业。再见到董大为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的夏天了。姐姐回来探亲，恰好董大为也从美国回锦。我和姐姐去他住的酒店聊天。由于时代风云变幻，彼此间经历的巨大差异，长期失联造成的陌生感在几个小时的畅谈中荡然无存，我们还是当年小白楼的好邻居。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姐姐说出我的“智评”：“董大为是一生追寻，你是追寻一生。”姐姐听了哈哈大笑:“真准确，董大为从小就选定了人生目标，并且一生都在追寻它，我却一直在追寻我的梦。”
从1966年11月搬到小白楼到1970年1月离开，我家居住在小白楼三年时间，是我们的生活最暗淡无光的日子，是生活中最动荡不安且伴随恐惧的岁月。可是在这短暂的岁月中，邻居们留给我的回忆是友善和温暖，没有那个年代的斗争气息。
当我和姐姐身处农村，妈妈被“专政”关押在学校的时候，每当爸爸值夜班，家里只剩弟弟一个人了，赵茹阿姨担心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吓到弟弟，每次都会把弟弟接到他家照顾。在他家温暖的环境中安心休息，睡觉。这些事是几十年后我才听弟弟讲起的。
当年和我家一墙之隔的葛叔叔一家在分别八年之后的1978年又成了我家在48户楼的邻居，变成了只隔一层顶棚的楼上楼下。八十年代，我们两家又成了石桥子二号楼和三号楼的邻居。虽然爸爸妈妈和葛叔叔徐阿姨都早已离开了我们，可是我与葛明康的联系没有中断过，现在我们又成了常常联系的微信朋友。
1966年11月，我家搬离了西民生街219号。搬家那天，我和姐姐、弟弟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有生以来没有离开过的家，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我们搬的新家并不远，它在西民生街十五组，离我们的住处只隔着一条马路和十四组居民区。它的名字叫“小白楼”。小白楼“名符其实”，楼体外面锒着白瓷砖，是一座很小的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各住两户医学院的职工家属。这里没有庭院，没有供我们跑跳玩乐的场所，它的南面是一片紧密相连的住宅，北面紧挨着上海路边的人行道，小楼南面几步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公共厕所。据说，它是日本人建的员工宿舍。
和我家住隔壁的葛树培叔叔和徐在岩阿姨家有四个孩子。长女葛明娟和长子葛明康是我的同校学长，分别是高三、高二的老三届学生，小儿子葛明燕是弟弟的同班同学，二女儿葛明婉是一个有名气的好学生，可能是新初一的新生。楼上的两户是卢树德教授和张叔叔、赵茹阿姨一家。卢教授家里的两个孩子比我们小很多，当时好像还在幼儿园里。我几乎和他们没有交往过，十几年后,一个叫卢笛的二高中学生成了锦州市的高考状元，名字和卢教授的小儿子一样，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赵茹阿姨的儿子董大为是姐姐的一高中校友。四户人家里有五个老三届的学生，除我之外的四个全是高中生。
虽然我们都不上学了，可是似乎每个人都很忙碌，门前楼外很少见到每个人的身影。那也是我非常忙碌的时候，刚搬来不久，我就二次进京串连，一住就是一个月，回来后，又去锦西化工厂“煽风点火”，参加劳动。后来又参加了糟字派，贴大字报，参加游行，不亦乐乎。那时的我每天只想着一件事：投身运动，献出青春和热血。
我在家停留的有限时间，也不会顾及其它事情。一次张慧芳住在我家时，我俩突然对住在隔壁的学姐葛明娟的深居简出感到好奇，她既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又不去学校参加革命造反活动，甚至连家门都很少出，她每天在家里做什么呢？我俩想看个究竟，便去敲开了她家的门，结果让我俩大吃一惊，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桌上堆满了高三年级的教材。她的沉静、安然、专心致志让我们无法理解：在这个举国上下一片呐喊、狂欢，激战的时节，这个天地翻覆、狂风暴雨的年月，竟然还安放着这样一张平静的书桌，它就在我家的隔壁。
我问葛明娟大姐：“学校已经停课这么久，还看这些书干什么？”她说:“不能上课，我只能在家自己学习了，准备参加延期的高考。”我说：“高考已经停止一年多了啊，现在哪还有考大学的事啊？大学生不也和我们一样闹革命了吗？上不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啊？”可葛明娟大姐说：“大学还是会开学的。我已经念了十几年书，还是想上大学的，所以要做好准备。”
我们觉得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国人民都在参加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她却离群索居要准备考大学，这得多么荒谬啊。针对她的保守、落后和自私，我和张慧芳说了很多劝导她的话，一心想帮助她和我们一起参加到保卫伟大领袖的洪流中来，可葛明娟大姐始终微笑着听我们激情满怀的提议，却没有一句“表忠心”的话语，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动摇, 我们俩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了她家.
这一幕场景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几十年的时光里，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重播这个画面。当我因自己未曾读过高中而主动放弃当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当七十年代末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身边许多年近三十的人们走进大学升学考试考场的时候，当我离开小白楼多年之后，听老邻居们说起葛叔叔家的四个子女都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会记起我当初的愚蠢行为和可笑举动。
小时候妈妈曾无数次给我们讲“知识就是力量”和一个个科学家生动感人的故事，知识曾经是我从小憧憬的美梦。可当无知无畏的狂潮主宰了我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我却远离了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除我之外,小白楼昔日四个家庭的11个孩子，全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了大学，我成了所有邻居中最没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人。这个残酷的现实，几十年来，在我的感受中一直在变化。从开始时的毫无感觉，到几年后的些许失落，到十几年后的悔不当初，到二十年多后的无比遗憾，然后是无尽的反省、总结和改变。
住在我家楼上的赵茹阿姨的儿子董大为是一个小时候就“出名”了的人物，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全国的航模表演赛中获得金奖，并打破模型直升机的世界纪录。我和姐姐去他家“串门”时，翻看着他一本本从少年时代便开始记录的实验笔记和他的读书笔记，发现他在每本笔记的首页上都写着“献身航空科学事业”。既惊奇又好奇，他跟我们这些同龄人的差别太大了。言行举止就像一个小科学家。
他告诉我和姐姐，他去北京串连的时候，每天都去北京航空学院的图书馆去找一切能找到的教科书读，一看就是一整天，他已经看遍了航空专业的所有书籍。我们除了惊讶还有震惊，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人的业余爱好可以这样的如醉如痴，可以使人变得这样勤奋、刻苦、乐在其中。
妈妈常常在吃早饭的时候，用赞叹的口吻对我们说：“昨天夜里董大为房间的灯亮到了后半夜，他一定在读航天专业的书,”或者:“今早四点多钟董大为的灯还亮着，他肯定又钻研了一夜。”我们听了妈妈的话，总是一笑了之。我们佩服董大为，可也有自知之明。懒散、随心所欲是我们的惯性，“刻苦”“钻研”“勤奋”“努力”这些词跟我们无缘。
离开小白楼后多年，仍然传来董大为的一些消息，知道他被南京航空航天学院直升机专业录取了，不久，他又退学了，原因是他掌握的航空专业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此专业的教学水平，他不想为一纸文凭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又听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超轻型直升机公司，此公司引进的直升机、旋翼机都是他亲自试飞成功的。这件事成了1984年度全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大新闻。董大为被评为当年改革创业的先进青年。
后来董大为去了美国，创建公司，研制新产品，继续从事他所倾心的航空事业。再见到董大为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的夏天了。姐姐回来探亲，恰好董大为也从美国回锦。我和姐姐去他住的酒店聊天。由于时代风云变幻，彼此间经历的巨大差异，长期失联造成的陌生感在几个小时的畅谈中荡然无存，我们还是当年小白楼的好邻居。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姐姐说出我的“智评”：“董大为是一生追寻，你是追寻一生。”姐姐听了哈哈大笑:“真准确，董大为从小就选定了人生目标，并且一生都在追寻它，我却一直在追寻我的梦。”
从1966年11月搬到小白楼到1970年1月离开，我家居住在小白楼三年时间，是我们的生活最暗淡无光的日子，是生活中最动荡不安且伴随恐惧的岁月。可是在这短暂的岁月中，邻居们留给我的回忆是友善和温暖，没有那个年代的斗争气息。
当我和姐姐身处农村，妈妈被“专政”关押在学校的时候，每当爸爸值夜班，家里只剩弟弟一个人了，赵茹阿姨担心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吓到弟弟，每次都会把弟弟接到他家照顾。在他家温暖的环境中安心休息，睡觉。这些事是几十年后我才听弟弟讲起的。
当年和我家一墙之隔的葛叔叔一家在分别八年之后的1978年又成了我家在48户楼的邻居，变成了只隔一层顶棚的楼上楼下。八十年代，我们两家又成了石桥子二号楼和三号楼的邻居。虽然爸爸妈妈和葛叔叔徐阿姨都早已离开了我们，可是我与葛明康的联系没有中断过，现在我们又成了常常联系的微信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