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即将拿齐所有文件、离最后一步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国家突然下达了新的规定：
——若有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在国外的，可直接申请留学护照，不需缴纳培养费，也不需履行“七年服务期”。
——若无直系亲属、但有旁系亲属（舅舅、阿姨、兄弟姐妹）在海外的，可缴纳培养费后申请。
——若两者皆无，则必须在国内工作七年后才允许申请护照。
我在国外亲戚众多，可没有一个符合规定的“直系”或“旁系”海外亲属，都是外祖辈及以上的亲戚——我姥姥的姐姐、弟弟，我外婆那一辈的兄弟姐妹，有的在台湾、有的在美国，但都属于远房。
这条规定对我而言几乎像一道死刑判决。我刚从大学毕业，对未来满怀渴望，拿到了美国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就在通往未来的大门已经隐隐打开之际，新政策突然像铡刀般落下——清晰、无情
我和母亲为了走到这一步，已经四处奔波得筋疲力尽——我的工作单位是国家级研究所，与我父亲的军工科研合作密切。我父亲，常年与我们两地分居，他的身份让研究所对我的留学申请格外戒慎。他本人也从不愿为此出面，任由我和母亲四处碰壁。
为了寻找出口，我甚至申请了病退，试图脱离研究所。我们跑去小区的居委会试图让他们开证明，又四处投简历想转到外企、宾馆、点心厂、外宾商店等相对灵活的单位，希望找到一个愿意给我盖章放行的地方。我开始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只为找到一条离开现状的缝隙。
正当走投无路时，眼看无法按时入学，研究所治安部的负责人（同乡）来家里，告诉我们所里的难处：
我的档案里有人写了黑材料——说我在大学期间拒绝入党、参加六四活动、政治上不思进取等。
大学时我确实被邀请入党，但我毫无兴趣，只是照着自己的真实思想写了一份入党申请，算是搪塞一下。没想到之后很快就被催着在预备党员文件上签字，我始终拖着；到了暑假、回到学校都有人催促，我却越催越拒。旁人从未理解：进党容易退出难，更知道未来要出国留学，我拒了。后来新任系党委书记从未与我说过一句话，而我有位积极要求进步（和党委书记常在一起)、从未参加过任何游行的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则在后来顺利入党、顺利读研。
我毕业时已拿到美国录取和奖学金，无奈护照的办理阻力太大，磕磕绊绊低走到几乎最后一个手续时，被告知中央刚刚下达了新如上政策，需要海外亲属证明。那天晚上，我们都明白一切努力可能就此废掉。
我坐在日光灯下，翻着那一份份好不容易盖好的章、走通的道，每一张都是我和母亲拼出来的。但最后一步的大门却轰然关闭。我心里涌起前所未有的强烈不甘。
就在翻到 I-134 表时，我突然看到担保人关系那栏写着 maternal grandfather。其实那是我舅爷——我姥姥的弟弟。但英文里确实可以理解为“外祖父”。而外祖父，不就是直系亲属吗？直系亲属就能直接申请护照！
我的心里一亮。我立刻告诉母亲，商量之后决定继续试一试。
第二天，我们便带着所有材料去了指定的翻译机构，小心翼翼地把 I-134 表递交上去，等待看他们会把 “maternal grandfather” 翻译成什么。
几天后翻译件出来，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关系一栏的中文翻译，赫然写着：外祖父！
那一瞬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线被命运撕开的光。
第二天，我和母亲骑着自行车赶到对台办。刚一进门，就遇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办公室就在入口旁。
我们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唯恐被看出“不符合条件”。
小伙子似乎一眼就明白了我们的处境。他看着我们说：
“你们把文件放我这里，我帮你们盖章。明天晚点来取。”
我们惊呆了。
他又淡淡补充：“反正我很快就要去澳大利亚留学了，签证和护照都办好了，就要走了。”
我们难以置信——在我们到处碰壁时，竟突然有人愿意主动帮忙。
那天，回程的路上，车道拥挤嘈杂，但我心里却轻快得仿佛世界都柔软了。未来仿佛伸出手来，轻轻向我召唤。
当晚，我和母亲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既兴奋又焦虑，只盼天快亮。
然而第二天，命运又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第二天一早，还不到七点我们就起床，不到七点半就提前赶到对台办。那年轻小伙子还没来，他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位中年男人先出来和我们打了招呼，非常客气，让我们稍稍放下警惕。我去厕所时，听到母亲在和隔壁中年领导交谈。母亲一时大意，把我们的情况全说漏了。
“你们来办什么？”
“我们来取文件……我女儿要去美国留学。中央刚下了新规定，我们没有直系亲属。幸好隔壁那位小伙愿意帮我们，否则我们就出不去了。”
我在厕所里震惊得差点站不稳——母亲说漏嘴了！可我还在厕所里，根本冲不出去阻止。只听那男人语气一变：
“哦，这可不行！怎么能违反中央文件规定呢？”
完了。
年轻小伙子刚好赶来上班，看到场面也立刻明白。他面无表情无奈地说：“我帮不了了。”我们只能默默离开。
回程的路上，前一天的喜悦瞬间沉为灰烬——失望、埋怨、绝望……像从天堂跌进地狱。我们一路无言。心像石头一样沉。
回家后，我心里仍不甘。我对母亲说：“我们再去找找他吧，向他道歉，请他再帮我们一次。”
第二天傍晚，我们在下班前赶到对台办门口，不敢进去怕被看到，只在远处守候。
等那小伙骑着自行车出来，我们也不敢上前搭话，只默默跟随，直跟到他住的那栋楼，看他进门。我们深吸一口气，敲门。
他一开门就愣住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哪？”
“我们尾随你的。我们不得不这样，怕你同事看到。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他让我们进去，说：
“我不是要你们晚点来嘛？那是我们处长，我本来打算趁他不在，从他抽屉里偷章来给你们盖。现在抽屉被他上锁了。你们得多给我些时间，我得想办法去楼上偷我们主任的章。你们不要再来办公室了，就等我一周，一周后来我家。不保证能成，但我会尽力。”
我们照他说的，乖乖在家等。等待的日子比奔波还折磨人。
终于到了一周后，我和母亲怀着忐忑再次骑车到他家。
门开了，他把一叠文件递给我——全部盖好了章！
他笑着说：
“我趁主任没注意，从他抽屉里把章偷出来，冲到楼下赶快盖好，再立刻放回去。”
我们怀抱着那一叠盖好章的文件，如同怀抱着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我至今能想象他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动作。那份勇气，那份干练，那份善意，那份对陌生人的无私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多年后回望，如果没有这个年轻人的出现，我的人生会是怎样？我永远不知道。但我知道——
他是我生命中极其关键的贵人。
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当年已准备好去澳大利亚留学。三十多年过去，我依然希望有一天他能看到这篇文字——
如果你能看到这篇文章，请与我联系。
三十多年来，你的身影从未在我的记忆中远去。我几乎每一年的夏季都会想起你，想象着你如今身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过着怎样忙的生活——
也常常在心里轻轻问一句：你还好吗？
愿生命待你温柔，愿你的一生都被善意环绕。
请命运再次馈赠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找到他，能亲口对他说：谢谢你！
那是，九十年代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