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计划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筹划。叶翔之出身黄埔军校，曾在战场上拼杀多年，深知国军在台湾“困兽犹斗”的局面。他向蒋介石保证，只要能空投三五千突击队员进入大陆，便可点燃“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烽火。蔣中正听得心潮澎湃，在日记里写下：“时机难得，岂可坐失？倘能先发制人，则大业可图。”
1962年春夏之交，台北的士林官邸里，几场紧张的会议接连召开。会议桌上摊着一张张大陆地图，广东、福建、浙江的沿海线被红笔圈出，标注着可能的空降或渗透点。蒋介石的要求极为明确：首批投下3,000至5,000名突击队员；必须在广东、福建等地建立根据地，联络潜伏的“反共志士”；必须做到“点火”——点燃反共革命运动。
叶翔之的筹划更为细致：情报局要招募特战队员，多数是孤军后裔或“反共救国军”残部；配合伪造的身份与物资，空投至闽粤沿海；美国必须提供空运与火力支援——C-123运输机、B-57轰炸机，以及坦克登陆艇。
然而，美国白宫的态度冷淡。1962年，美苏正在为古巴导弹危机斗法，华盛顿可不想让台湾再点燃一个新的战场。美国国务院婉转地告诉台北：“此时贸然行动，风险甚巨。”蒋介石不甘心，他决定：即便美方不给绿灯，也要“先干再说”。
1962年12月29日，一个寒冷的冬夜。台北松山机场的跑道灯光被压得很暗，一架架C-46运输机轰鸣着起飞。机舱里坐着的是九支特战小队，总计三百余人，背着沉重的武器与补给箱。这些人多数来自台湾本地军队，也有一些是滇缅孤军的子弟，被许诺“功成之后封官”。他们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成为一段血与泪的记忆。
飞机在夜幕中飞越台湾海峡，抵达广东沿海。随着舱门打开，一名名特战队员被风卷着抛下，降落伞如白花一般在黑暗里绽放。“记住，建立基地，联络群众，等候大军！”临行前长官的叮嘱仍在耳边。许多人心怀激动，仿佛真的能成为点燃大陆的火种。
1963年1月，空降部队在广东偏远的山区设立了几个秘密据点。初期，他们确实得到了一些当地群众的接济。有人递上番薯，有人悄声告诉他们哪条山路能避开解放军的巡逻。
然而，理想很快撞上了现实。补给断绝：台湾无法持续空投，许多小队很快缺粮少药；群众冷漠：大陆民众饱受饥荒之苦，他们只想活下去，对所谓“反共革命”提不起兴趣；情报泄露：中共公安与民兵迅速出动，多地群众直接举报“国民党特务”。
在福建霞浦的海尾，1963年11月19日，数十名游击队员刚刚登岸，就被当地民兵与解放军团团围住。一场短暂的枪战后，大部分人倒在血泊中，只有少数被俘。被俘者在狱中听到一句话：“你们等的反攻大军，永远不会来。”
到1965年，约有1,800名国军特战人员被派入大陆，最终生还的不到三分之一。许多人死在山林与沼泽，更多人死于伏击与围剿。根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仅在1962年至1965年间，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对于台湾方面来说，“海威行动”的消息被严格保密。家属只能得到一份模糊的通知：“因公殉职。” 很多人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原来葬身在大陆的山河之间。而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关于“海威”的记录逐渐减少，直到1965年后，几乎不再提及。失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大陆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虚弱不堪，台湾也没有能力单凭特战就推翻中共政权。
“海威行动”最终成为国光计划中的一段悲壮插曲。它的本质，是一个建立在幻想上的军事冒险。蒋介石以为，只要点燃星星之火，就能燎原；但现实是，火种一落地，就被风雨吹灭。一千多条年轻生命，葬送在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任务中。所谓“依靠大陆民众起义”，最终证明是空中楼阁。而美国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支持，蒋介石却始终心怀幻想。
几十年后，在台湾，有幸生还的“海威”队员偶尔会在聚会上提起那段往事。他们说起夜空中跳伞的颤抖，说起荒山野岭里啃草根充饥的日子，说起兄弟们倒下时的眼神。有人潸然泪下：“我们不是不勇敢，而是被推上了一条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路。”而在大陆，许多当年参与围剿的民兵，早已白发苍苍。有人感叹：“他们不过是一些年轻人，被命令送来送死。”历史最终把“海威行动”收进了尘封的档案。但它留下的故事，却让后人清楚地看到：战争从来不是浪漫，而是血与泪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