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于周六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他凭借对美妙数学的独特感知，揭示了自然界结构中令人惊讶的奥秘。
杨博士与其合作者，物理学家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观点：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之一可能违反一个看似铁律的原则，即宇称守恒——这个原则意指一个现象及其镜像应该表现得完全相同。他们的预言很快被实验证实，两人因此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3 年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1999年，当杨博士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称石溪大学）退休时，杰出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称他为20世纪物理学界的“卓越的风格大师”，认为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保罗·狄拉克能超越他。
戴森博士说，杨博士对美妙的数学有非凡的感知，“他最不重要的计算也变了微型艺术品，而更深层次的推测则升华为传世杰作”。
杨博士与他的物理学家同事理查德·费曼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合影。
在晚年，杨博士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他曾帮助领导推动基础研究的工作。2004年，82岁的他与28岁的翁帆结婚后，他的知名度更是大增。翁帆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研究生，1995年，杨博士在一个国际物理研讨会上与她相识，当时她担任翻译。据《中国日报》报道，杨博士曾引述说，她是“上帝给我的最后恩赐”。
杨博士是二战后年轻理论物理学家中的一员。他们面临着宇宙射线不断轰击地球带来的陌生新粒子，迫切需要解释。1956年，他和李博士着手研究其中最奇怪的一种粒子：现在被称为K介子。
K介子有时会衰变成两个更小的粒子，称为π介子（pion），但有时会衰变成三个。这种衰变本身并非异常，但它们的衰变方式似乎违反了宇称守恒，而后者曾被认为普遍存在于物理世界中。
物理学家不愿接受该物理原理不适用于这些核衰变的观点，只能权且提出存在着两种 K 介子，即theta介子和tau介子。这两种介子性质相同，唯独衰变方式有异。
与其他许多物理学家一样，杨博士和李博士怀疑这种解释只是一种人为的假定，意在临时规避那些令人尴尬的实验结果。1956年春季，常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经常在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开展工作的杨博士，前往纽约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博士进行例行会面。
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时，两位科学家直面了弱核力——核衰变的驱动力——可能无视镜像对称性的可能性。在那年秋天发表在《物理评论》（The Physical Review）上的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如何验证这一点的方法。
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接受了挑战，并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的一项实验中证明，弱核力确实违反了宇称。在衰变过程中，原子核向一个方向发射的电子比向另一个方向发射的电子更多。对称性并没有成立。
杨振宁（左）于 1957 年与李政道（中）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两位物理学家获得了也许是史上最快的诺贝尔奖。他们是首批在中国出生的获奖者。人们开始将他们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俩是同一个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关系那时已开始出现裂痕。
杨振宁于1922年10月1日（尽管一些出版资料给出的是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合肥，位于上海西北约300英里，是杨武之和罗孟华五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
杨博士的童年和青少年初期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一家人逃到了南方的昆明。1940年，为了切断滇缅公路，日军对昆明进行了轰炸。他们家的院子在那次轰炸中被摧毁，一家人搬到了郊区。
1944年，在获得了清华大学（战时从北京迁至昆明）的硕士学位后不久，杨博士获得了奖学金前往美国，希望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这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曾主持了首次成功的核链式反应。
令杨博士惊讶的是，费米博士正前往芝加哥大学从事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于是杨博士也跟随他去了那里。他后来写道，是费米博士教会了他，抽象概念必须与实验相结合，“物理学必须从底层、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地建立起来。”
在芝加哥，杨博士遇到了李博士，他们是学生时代的旧识。杨博士在匈牙利裔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并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教了一年书后，他搬到高等研究院，在当时的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指导下工作。
杨博士曾回忆起与高等研究院最著名的教员爱因斯坦博士的一次会面。杨博士当时刚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博士想和他讨论。杨博士说，他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但他“从那次谈话中收获不多。爱因斯坦说话很轻，而且近距离接触到这位我一直仰慕的伟大物理学家，我内心无比震撼，以至于难以集中精力理解他所说的内容。”
在普林斯顿安定下来后，杨博士开始在布鲁克海文度过夏天，在那里，他和一位办公室同事罗伯特·L·米尔斯（Robert L. Mills）合作提出了后来的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这是现代粒子物理学的支柱。他们利用德国数学家赫尔曼·瓦尔（Herman Wyl）提出的规范理论（gauge theory），创立了规范原理，该原理解释了电磁力、弱核力和强核力这三种力的相互作用，以及更重要的自相互作用，这些是量子物理学的核心。
在2006年石溪大学的一次采访中，杨博士谈到这个理论时说：“在写那篇论文时，我们也不知道它有那么重要，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漂亮的想法，数学结构非常优雅，所以我们投了稿、发表了论文。20年后，各种实验表明这大致是正确的方向。又经过了五年的努力，才清楚地认识到，它不只是大致正确，而是完全正确。”
他还与李博士合作，李博士在高等研究院短暂任职后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从1956年开始，他们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
但后来合作关系变得紧张，两人于1962年分道扬镳。令李博士感到懊恼的是，杨博士有时会摆老资格，坚持他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他年长四岁。李博士在1986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出于这个和其他原因，“杨和我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了。”
很久以后，在2000年《新闻日报》（Newsday）发表的一篇采访中，杨博士称这次分裂是“一场悲剧”。
杨博士的为人并不总是谦逊有加。在他六十岁生日时，钦佩他的同事们建议征稿出一篇文集来纪念他的学术遗产。但杨博士却主张，一本收录他自己论文并附有评论的选集将更为合适。
在那本选集中，他描述了诺贝尔奖获奖工作的起源，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李博士后来发表了一篇截然不同的叙述。
1966年，杨博士离开了高等研究院，成为石溪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教授，并担任现今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1971年访问中国后，杨博士开始重塑旧日情谊。他后来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母校清华大学担任教授。2015年，他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成了中国公民。
杨博士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于2003年逝世，两人相伴了五十三年。杨博士是在教中学时与当时还是学生的她相识的。除了第二任妻子翁帆外，他的在世亲属还包括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杨光诺 (Franklin Yang)、杨光宇 (Gilbert Yang) 和杨光佳 (Eulee Yang)；以及两位孙辈。
在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杨博士表示，他怀疑物理学家是否会最终达成一个万有理论。他说：“大自然极其微妙。在我看来，物质世界的深邃是人类难以穷尽的。毕竟，我们只有，比如说，1000亿个神经元。这有限的构造又如何能与大自然无限的深广相抗衡？”
作者：乔治·约翰逊 (George Johnson)
纽约时报：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逝世
南国白鹭 (2025-10-19 17:13:38) 评论 (0)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于周六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他凭借对美妙数学的独特感知，揭示了自然界结构中令人惊讶的奥秘。
杨博士与其合作者，物理学家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观点：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之一可能违反一个看似铁律的原则，即宇称守恒——这个原则意指一个现象及其镜像应该表现得完全相同。他们的预言很快被实验证实，两人因此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3 年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1999年，当杨博士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称石溪大学）退休时，杰出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称他为20世纪物理学界的“卓越的风格大师”，认为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保罗·狄拉克能超越他。
戴森博士说，杨博士对美妙的数学有非凡的感知，“他最不重要的计算也变了微型艺术品，而更深层次的推测则升华为传世杰作”。
杨博士与他的物理学家同事理查德·费曼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合影。
在晚年，杨博士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他曾帮助领导推动基础研究的工作。2004年，82岁的他与28岁的翁帆结婚后，他的知名度更是大增。翁帆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研究生，1995年，杨博士在一个国际物理研讨会上与她相识，当时她担任翻译。据《中国日报》报道，杨博士曾引述说，她是“上帝给我的最后恩赐”。
杨博士是二战后年轻理论物理学家中的一员。他们面临着宇宙射线不断轰击地球带来的陌生新粒子，迫切需要解释。1956年，他和李博士着手研究其中最奇怪的一种粒子：现在被称为K介子。
K介子有时会衰变成两个更小的粒子，称为π介子（pion），但有时会衰变成三个。这种衰变本身并非异常，但它们的衰变方式似乎违反了宇称守恒，而后者曾被认为普遍存在于物理世界中。
物理学家不愿接受该物理原理不适用于这些核衰变的观点，只能权且提出存在着两种 K 介子，即theta介子和tau介子。这两种介子性质相同，唯独衰变方式有异。
与其他许多物理学家一样，杨博士和李博士怀疑这种解释只是一种人为的假定，意在临时规避那些令人尴尬的实验结果。1956年春季，常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经常在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开展工作的杨博士，前往纽约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博士进行例行会面。
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时，两位科学家直面了弱核力——核衰变的驱动力——可能无视镜像对称性的可能性。在那年秋天发表在《物理评论》（The Physical Review）上的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如何验证这一点的方法。
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接受了挑战，并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的一项实验中证明，弱核力确实违反了宇称。在衰变过程中，原子核向一个方向发射的电子比向另一个方向发射的电子更多。对称性并没有成立。
杨振宁（左）于 1957 年与李政道（中）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两位物理学家获得了也许是史上最快的诺贝尔奖。他们是首批在中国出生的获奖者。人们开始将他们称为“李杨”或“杨李”，仿佛他们俩是同一个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关系那时已开始出现裂痕。
杨振宁于1922年10月1日（尽管一些出版资料给出的是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合肥，位于上海西北约300英里，是杨武之和罗孟华五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
杨博士的童年和青少年初期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一家人逃到了南方的昆明。1940年，为了切断滇缅公路，日军对昆明进行了轰炸。他们家的院子在那次轰炸中被摧毁，一家人搬到了郊区。
1944年，在获得了清华大学（战时从北京迁至昆明）的硕士学位后不久，杨博士获得了奖学金前往美国，希望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这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曾主持了首次成功的核链式反应。
令杨博士惊讶的是，费米博士正前往芝加哥大学从事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于是杨博士也跟随他去了那里。他后来写道，是费米博士教会了他，抽象概念必须与实验相结合，“物理学必须从底层、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地建立起来。”
在芝加哥，杨博士遇到了李博士，他们是学生时代的旧识。杨博士在匈牙利裔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并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教了一年书后，他搬到高等研究院，在当时的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指导下工作。
杨博士曾回忆起与高等研究院最著名的教员爱因斯坦博士的一次会面。杨博士当时刚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博士想和他讨论。杨博士说，他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但他“从那次谈话中收获不多。爱因斯坦说话很轻，而且近距离接触到这位我一直仰慕的伟大物理学家，我内心无比震撼，以至于难以集中精力理解他所说的内容。”
在普林斯顿安定下来后，杨博士开始在布鲁克海文度过夏天，在那里，他和一位办公室同事罗伯特·L·米尔斯（Robert L. Mills）合作提出了后来的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这是现代粒子物理学的支柱。他们利用德国数学家赫尔曼·瓦尔（Herman Wyl）提出的规范理论（gauge theory），创立了规范原理，该原理解释了电磁力、弱核力和强核力这三种力的相互作用，以及更重要的自相互作用，这些是量子物理学的核心。
在2006年石溪大学的一次采访中，杨博士谈到这个理论时说：“在写那篇论文时，我们也不知道它有那么重要，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漂亮的想法，数学结构非常优雅，所以我们投了稿、发表了论文。20年后，各种实验表明这大致是正确的方向。又经过了五年的努力，才清楚地认识到，它不只是大致正确，而是完全正确。”
他还与李博士合作，李博士在高等研究院短暂任职后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从1956年开始，他们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
但后来合作关系变得紧张，两人于1962年分道扬镳。令李博士感到懊恼的是，杨博士有时会摆老资格，坚持他的名字排在前面，因为他年长四岁。李博士在1986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出于这个和其他原因，“杨和我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了。”
很久以后，在2000年《新闻日报》（Newsday）发表的一篇采访中，杨博士称这次分裂是“一场悲剧”。
杨博士的为人并不总是谦逊有加。在他六十岁生日时，钦佩他的同事们建议征稿出一篇文集来纪念他的学术遗产。但杨博士却主张，一本收录他自己论文并附有评论的选集将更为合适。
在那本选集中，他描述了诺贝尔奖获奖工作的起源，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李博士后来发表了一篇截然不同的叙述。
1966年，杨博士离开了高等研究院，成为石溪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教授，并担任现今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1971年访问中国后，杨博士开始重塑旧日情谊。他后来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母校清华大学担任教授。2015年，他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成了中国公民。
杨博士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于2003年逝世，两人相伴了五十三年。杨博士是在教中学时与当时还是学生的她相识的。除了第二任妻子翁帆外，他的在世亲属还包括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杨光诺 (Franklin Yang)、杨光宇 (Gilbert Yang) 和杨光佳 (Eulee Yang)；以及两位孙辈。
在接受《新闻日报》采访时，杨博士表示，他怀疑物理学家是否会最终达成一个万有理论。他说：“大自然极其微妙。在我看来，物质世界的深邃是人类难以穷尽的。毕竟，我们只有，比如说，1000亿个神经元。这有限的构造又如何能与大自然无限的深广相抗衡？”
作者：乔治·约翰逊 (George Joh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