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学之梦，昙花一现
1986年，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最“时来运转”的一年，我的人生像是突然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年末时，我那原本平淡无奇的人生竟同时绽放了两朵花，其中一朵便是单位同意我考研。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处再来讲讲另一枝——我突如其来的留学之梦。
说起留学，这曾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任何海外关系，亲朋好友中也鲜有人有出国背景。单位能同意我报考国内研究生，已属意外之喜，至于出国留学，想都不敢想，更别提托福、GRE考试了，我连培训班都没报过。
然而，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来得毫无预兆。1986年年末，一个越洋电话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那是我的大学同学从美国打来的，她问我：“想不想出国？如果想，我可以帮你试试。”
事实上，当时我们班已有两位同学自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位来电的同学大学时成绩优异，赴美后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导师交给的研究课题。她对我在1982年国家统一分配时所遭遇的不公深表同情，一直希望有机会帮我一把。那年她的导师刚好申请到一笔巨额科研基金，便问她是否有人推荐。她当即想到了我，于是，用导师办公室的电话给我打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长途。因为当时中美通话费用极高，她表示随后会写封信详细告知我下一步该如何操作。
说实话，我对出国留学毫无准备，连最基本的流程都不了解。但我还是根据她的来信，一步一步尽力去完成所有材料。
第一关便是英文成绩单。这看似简单，却几乎成为我留学路上的致命障碍。华东化工学院院办规定，必须有所在单位的证明，才能申请办理。在那“没有单位证明，寸步难行”的年代，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上海牛奶公司组织处明文规定，考国内研究生的证明都不开，又怎么可能同意我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呢？滑稽的是，就连开具自己大学成绩单，也得先获得单位批准，现在看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我试图通过正常渠道向学校申请办理成绩单，结果屡屡碰壁。万般无奈之下，我做了人生第一次“坏事”。长阳生化制药厂每年都需从青岛、烟台、大连等地采购大量鱼精，由我们技术股负责出差验货。那时出差需由单位开具介绍信，盖章后方可购票住宿。有时厂办的W厂长亲自盖章，有时就让我代劳。这一次，我偷偷多写了一张证明，再次来到厂办盖章。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厉害，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幸运的是，W厂长一如既往地让我自己盖章。我强作镇定，迅速盖章后匆匆逃出办公室。
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四年大学生涯的成绩单时，内心颇感欣慰。除了第二学期的高等数学考了74分，其余大多是“优”，少数“良”。 对于一个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却通过自学考上大学的工科生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荣耀。
有了成绩单，办理推荐信就相对容易多了。我所在系有两位老教授：一位是建国初期留美的Y教授，一位是留苏归来的C教授。他们都对我早年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我登门拜访、说明来意后，他们毫不犹豫地为我写了推荐信。通过朋友，我又联系到上科院有机所的一位研究员，他也爽快地答应帮忙。这样，三封推荐信便凑齐了。
我将所有材料寄给那位同学，半信半疑地踏上了出国之旅。
大约在1987年上半年，正值我准备参加北医复试期间，我收到了来自美国学校的I-20表和博士全奖录取通知书。因为没有托福和GRE成绩，这份奖学金并非学校提供的TA（助教奖学金），而是由教授自己科研经费资助的RA（助研奖学金）。
通知书有了，接下来自然是申请护照。然而，虽然1986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已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除劳教、服刑等五类人外，公民因私出境原则上都可批准，但现实操作仍困难重重。申请护照仍需层层政治审查、邀请函、亲属关系公证、经济担保书、单位或派出所同意函等一大堆材料。
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咨询，对方给我列出了三种申请方式：
以自费留学身份申请，即使有全额奖学金，仍需提供美方经济担保材料；
以“自费公派”方式申请，需通过单位申请；
辞职回到街道，以社会无业青年身份申请。
我家没有海外关系，无法找到经济担保；此次办理留学单位毫不知情，更不可能帮我申请；而辞职回街道的风险又太大。这三种方法，根据我的主客观情况，没有一种行得通。
最终，我只能黯然放弃。就这样，我的留学之梦，如昙花一现，绽放得短暂却炫目，随即归于沉寂。
好在，我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早已被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1987年9月，我高高兴兴地启程前往北医，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而在那里，我又亲历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历史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暴。
（二）留学之梦，昙花一现
申城小学生 (2025-09-03 03:40:31) 评论 (1)（二）留学之梦，昙花一现
1986年，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最“时来运转”的一年，我的人生像是突然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年末时，我那原本平淡无奇的人生竟同时绽放了两朵花，其中一朵便是单位同意我考研。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处再来讲讲另一枝——我突如其来的留学之梦。
说起留学，这曾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任何海外关系，亲朋好友中也鲜有人有出国背景。单位能同意我报考国内研究生，已属意外之喜，至于出国留学，想都不敢想，更别提托福、GRE考试了，我连培训班都没报过。
然而，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来得毫无预兆。1986年年末，一个越洋电话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静。那是我的大学同学从美国打来的，她问我：“想不想出国？如果想，我可以帮你试试。”
事实上，当时我们班已有两位同学自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位来电的同学大学时成绩优异，赴美后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导师交给的研究课题。她对我在1982年国家统一分配时所遭遇的不公深表同情，一直希望有机会帮我一把。那年她的导师刚好申请到一笔巨额科研基金，便问她是否有人推荐。她当即想到了我，于是，用导师办公室的电话给我打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长途。因为当时中美通话费用极高，她表示随后会写封信详细告知我下一步该如何操作。
说实话，我对出国留学毫无准备，连最基本的流程都不了解。但我还是根据她的来信，一步一步尽力去完成所有材料。
第一关便是英文成绩单。这看似简单，却几乎成为我留学路上的致命障碍。华东化工学院院办规定，必须有所在单位的证明，才能申请办理。在那“没有单位证明，寸步难行”的年代，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上海牛奶公司组织处明文规定，考国内研究生的证明都不开，又怎么可能同意我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呢？滑稽的是，就连开具自己大学成绩单，也得先获得单位批准，现在看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我试图通过正常渠道向学校申请办理成绩单，结果屡屡碰壁。万般无奈之下，我做了人生第一次“坏事”。长阳生化制药厂每年都需从青岛、烟台、大连等地采购大量鱼精，由我们技术股负责出差验货。那时出差需由单位开具介绍信，盖章后方可购票住宿。有时厂办的W厂长亲自盖章，有时就让我代劳。这一次，我偷偷多写了一张证明，再次来到厂办盖章。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厉害，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幸运的是，W厂长一如既往地让我自己盖章。我强作镇定，迅速盖章后匆匆逃出办公室。
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四年大学生涯的成绩单时，内心颇感欣慰。除了第二学期的高等数学考了74分，其余大多是“优”，少数“良”。 对于一个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却通过自学考上大学的工科生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荣耀。
有了成绩单，办理推荐信就相对容易多了。我所在系有两位老教授：一位是建国初期留美的Y教授，一位是留苏归来的C教授。他们都对我早年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我登门拜访、说明来意后，他们毫不犹豫地为我写了推荐信。通过朋友，我又联系到上科院有机所的一位研究员，他也爽快地答应帮忙。这样，三封推荐信便凑齐了。
我将所有材料寄给那位同学，半信半疑地踏上了出国之旅。
大约在1987年上半年，正值我准备参加北医复试期间，我收到了来自美国学校的I-20表和博士全奖录取通知书。因为没有托福和GRE成绩，这份奖学金并非学校提供的TA（助教奖学金），而是由教授自己科研经费资助的RA（助研奖学金）。
通知书有了，接下来自然是申请护照。然而，虽然1986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已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除劳教、服刑等五类人外，公民因私出境原则上都可批准，但现实操作仍困难重重。申请护照仍需层层政治审查、邀请函、亲属关系公证、经济担保书、单位或派出所同意函等一大堆材料。
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咨询，对方给我列出了三种申请方式：
以自费留学身份申请，即使有全额奖学金，仍需提供美方经济担保材料；
以“自费公派”方式申请，需通过单位申请；
辞职回到街道，以社会无业青年身份申请。
我家没有海外关系，无法找到经济担保；此次办理留学单位毫不知情，更不可能帮我申请；而辞职回街道的风险又太大。这三种方法，根据我的主客观情况，没有一种行得通。
最终，我只能黯然放弃。就这样，我的留学之梦，如昙花一现，绽放得短暂却炫目，随即归于沉寂。
好在，我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早已被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1987年9月，我高高兴兴地启程前往北医，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而在那里，我又亲历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历史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