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弄堂，是从弄堂口开始每家每户按照单号和双号左右排列，直到弄堂底结束的一条小巷，上海话的读音叫「细弄堂」，意指走不通的弄堂；也有些弄堂走到底还能与相邻的弄堂之间相通，形成一块大的居民区，那种弄堂就不叫「细弄堂」了。
我小时候的家就在「细弄堂」走到底的一户大房子里，所以每次出门都是要经过弄堂里家家户户的门口，走到弄堂口，才能出行。
弄堂口的左边有一大间用竹子搭建而成的房子，是我家的柴房，柴房里面除了放杂物和有一个大灶头之外，还有两只装着自来水龙头的大水池，在那个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大人们用来洗大件的床单被子和厚衣服。柴房前面到马路之间有一块空地，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那块弄堂口的空地上，是老人晒太阳、大人晒被子、孩子们玩弄堂游戏的地方，也是进出弄堂的人们相遇、驻足、家长里短说话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汤阿婆就经常坐在一只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剥毛豆剥蚕豆，没事的时候就双手放在竖着的拐杖上，晒太阳。汤阿婆跟儿子一家住，就在弄堂口柴房后面的第一家，儿子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经历过战争、看到过战场的儿子回来后，一连生了六个子女，四男二女，平时沉默寡言，我那时小，记忆中从来没有机会听见他说过话，只知道他们家人多，虽然房子不大但很整洁干净。
有一次看见汤阿婆坐着的椅子旁边放了两大袋米，高高的米袋要到我胸口，那年头是要用政府每月按照家庭人数分发的米票才能买到米，那么重的两袋大米对我来说双手抱住都移动不了，所以印象特别深。
还有一次我拿着一只盆，盆里放着手帕和一件衬衫，小小的我自说自话一个人去了弄堂口的柴房，因为那时我很想学着自己洗衣服。柴房里的水池很高，我的手也刚刚可以够着自来水龙头，汤阿婆看见了就好奇地先在柴房门口打量我，问我来柴房做什么，当我怯生生地说洗衣服时，汤阿婆跨进柴房的木门槛，站在我旁边告诉我怎么搓衣服，然后水洗的时候要拎着领子把衬衫从水里捞起来放下去来回几次，再对折后双手一起把水绞出来，所以我一直记得汤阿婆那双老而粗壮的手和拄着拐杖走路的样子，还有她教我洗衣服的方法。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洋妈妈搭起了一张大大的「台子」，就是把两只高的长凳子平行放置，上面搭放两根长长的竹竿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架，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张比大床还大的竹子帘，这样就可以平铺并缝制老式的包边被子了。那时我的头刚好够得着这张「台子」，看着洋妈妈一针一线、一上一下、不紧不慢地绕一圈后缝好了四边的包边被子，好看的缎面在黄昏前的光线下亮晶晶的格外鲜艳美好。
洋妈妈可能是姓杨，但是自从我识字后就觉得她应该就是洋妈妈，一张圆圆的脸一双洋娃娃似的圆圆的大眼睛，尽管生有五朵金花最终还是没有再坚持生出个儿子，但是在洋妈妈的脸上看到的都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笃定，如同她每次缝被子的样子。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有一天早晨气氛与往常不一样，人也比往常多。说是前一天深夜，年轻的阿强酒后倒在弄堂口，就再也没起来。阿强是顶替父亲进厂才有工作的，因为那时候有一种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就是父母退休或退职后子女可以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
那时阿强只有二十出头，追求时髦，穿着白色喇叭裤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特别显眼，还把头发弄得高高的翘起来，还交上了女朋友，最特别的是他有一只两喇叭录音机不是放在家里而是拿在手里、边走边播放着歌曲，不知道哪来的磁带，那些歌曲的曲调很细很柔软很好听，跟当时广播电台里听到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快的，在居委会下发的一份禁止播放歌曲的目录里，大家知道了阿强录音机磁带里的歌是邓丽君唱的，在那时被称为「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复制那种磁带，而年轻的阿强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边放边听。
阿强就那样倒下了，人没了，也没有人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那天以后也很少被谈论，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地出入在弄堂里。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放学后的孩子们依然在玩，那些弄堂游戏伴着孩子们春夏秋冬，度过一天又一天，无忧无虑地长大。在有风的天气，我跟着学放风筝，看大孩子们放风筝，先走去远处的马路上，然后沿着马路边，逆着风向一路小步跑，边跑边放松手上的线，风筝随着风向和越来越长的线升起后飞向天空，等到连跑带走地到达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的时候，风筝就已经在高高的天空上了。那时我还小，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地把风筝放去空中，每当碰到电线杆上电线就放不上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风筝落下来，每每这种时候，我就一定捡起来、重新来过。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跑去马路对面，换一个角度后手里的牵线避开了电线，风筝飞上了高空。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阳光下，是孩子和老人的画面。生病的老洪眼珠突出呆呆地坐在太阳下，抖动的手伸进一只牛皮纸袋，拿出吃的就往嘴里送，重复着、不停地吃着。
大人说，老洪在革委会做事的时候即权威又厉害，而重病后的老洪只会大着舌头断断续续地说：「人家生病吃不下东西，我生病胃口来得好。」老洪家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是弄堂里唯一一个孩子们走过都不敢吱声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而我总想尽力放高风筝，持着自己手中的线，然后站着静静地抬头看，如同看空中鸟儿，在广阔的空间里可以自由飞翔。
随着八十年代的城市规划改造，弄堂没有了。后来，喜欢画画的我，每当看到中国画的留白，总会莫名地联想到儿时弄堂口的那块空地，那块不大不小的空地上，芸芸众生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世界日报）
上海弄堂空地
天涯为客 (2025-09-04 11:23:52) 评论 (2)
上海的弄堂，是从弄堂口开始每家每户按照单号和双号左右排列，直到弄堂底结束的一条小巷，上海话的读音叫「细弄堂」，意指走不通的弄堂；也有些弄堂走到底还能与相邻的弄堂之间相通，形成一块大的居民区，那种弄堂就不叫「细弄堂」了。
我小时候的家就在「细弄堂」走到底的一户大房子里，所以每次出门都是要经过弄堂里家家户户的门口，走到弄堂口，才能出行。
弄堂口的左边有一大间用竹子搭建而成的房子，是我家的柴房，柴房里面除了放杂物和有一个大灶头之外，还有两只装着自来水龙头的大水池，在那个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大人们用来洗大件的床单被子和厚衣服。柴房前面到马路之间有一块空地，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那块弄堂口的空地上，是老人晒太阳、大人晒被子、孩子们玩弄堂游戏的地方，也是进出弄堂的人们相遇、驻足、家长里短说话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汤阿婆就经常坐在一只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剥毛豆剥蚕豆，没事的时候就双手放在竖着的拐杖上，晒太阳。汤阿婆跟儿子一家住，就在弄堂口柴房后面的第一家，儿子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经历过战争、看到过战场的儿子回来后，一连生了六个子女，四男二女，平时沉默寡言，我那时小，记忆中从来没有机会听见他说过话，只知道他们家人多，虽然房子不大但很整洁干净。
有一次看见汤阿婆坐着的椅子旁边放了两大袋米，高高的米袋要到我胸口，那年头是要用政府每月按照家庭人数分发的米票才能买到米，那么重的两袋大米对我来说双手抱住都移动不了，所以印象特别深。
还有一次我拿着一只盆，盆里放着手帕和一件衬衫，小小的我自说自话一个人去了弄堂口的柴房，因为那时我很想学着自己洗衣服。柴房里的水池很高，我的手也刚刚可以够着自来水龙头，汤阿婆看见了就好奇地先在柴房门口打量我，问我来柴房做什么，当我怯生生地说洗衣服时，汤阿婆跨进柴房的木门槛，站在我旁边告诉我怎么搓衣服，然后水洗的时候要拎着领子把衬衫从水里捞起来放下去来回几次，再对折后双手一起把水绞出来，所以我一直记得汤阿婆那双老而粗壮的手和拄着拐杖走路的样子，还有她教我洗衣服的方法。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洋妈妈搭起了一张大大的「台子」，就是把两只高的长凳子平行放置，上面搭放两根长长的竹竿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架，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张比大床还大的竹子帘，这样就可以平铺并缝制老式的包边被子了。那时我的头刚好够得着这张「台子」，看着洋妈妈一针一线、一上一下、不紧不慢地绕一圈后缝好了四边的包边被子，好看的缎面在黄昏前的光线下亮晶晶的格外鲜艳美好。
洋妈妈可能是姓杨，但是自从我识字后就觉得她应该就是洋妈妈，一张圆圆的脸一双洋娃娃似的圆圆的大眼睛，尽管生有五朵金花最终还是没有再坚持生出个儿子，但是在洋妈妈的脸上看到的都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笃定，如同她每次缝被子的样子。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有一天早晨气氛与往常不一样，人也比往常多。说是前一天深夜，年轻的阿强酒后倒在弄堂口，就再也没起来。阿强是顶替父亲进厂才有工作的，因为那时候有一种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就是父母退休或退职后子女可以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
那时阿强只有二十出头，追求时髦，穿着白色喇叭裤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特别显眼，还把头发弄得高高的翘起来，还交上了女朋友，最特别的是他有一只两喇叭录音机不是放在家里而是拿在手里、边走边播放着歌曲，不知道哪来的磁带，那些歌曲的曲调很细很柔软很好听，跟当时广播电台里听到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快的，在居委会下发的一份禁止播放歌曲的目录里，大家知道了阿强录音机磁带里的歌是邓丽君唱的，在那时被称为「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复制那种磁带，而年轻的阿强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边放边听。
阿强就那样倒下了，人没了，也没有人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那天以后也很少被谈论，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地出入在弄堂里。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放学后的孩子们依然在玩，那些弄堂游戏伴着孩子们春夏秋冬，度过一天又一天，无忧无虑地长大。在有风的天气，我跟着学放风筝，看大孩子们放风筝，先走去远处的马路上，然后沿着马路边，逆着风向一路小步跑，边跑边放松手上的线，风筝随着风向和越来越长的线升起后飞向天空，等到连跑带走地到达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的时候，风筝就已经在高高的天空上了。那时我还小，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地把风筝放去空中，每当碰到电线杆上电线就放不上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风筝落下来，每每这种时候，我就一定捡起来、重新来过。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跑去马路对面，换一个角度后手里的牵线避开了电线，风筝飞上了高空。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阳光下，是孩子和老人的画面。生病的老洪眼珠突出呆呆地坐在太阳下，抖动的手伸进一只牛皮纸袋，拿出吃的就往嘴里送，重复着、不停地吃着。
大人说，老洪在革委会做事的时候即权威又厉害，而重病后的老洪只会大着舌头断断续续地说：「人家生病吃不下东西，我生病胃口来得好。」老洪家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是弄堂里唯一一个孩子们走过都不敢吱声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而我总想尽力放高风筝，持着自己手中的线，然后站着静静地抬头看，如同看空中鸟儿，在广阔的空间里可以自由飞翔。
随着八十年代的城市规划改造，弄堂没有了。后来，喜欢画画的我，每当看到中国画的留白，总会莫名地联想到儿时弄堂口的那块空地，那块不大不小的空地上，芸芸众生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世界日报）
我小时候的家就在「细弄堂」走到底的一户大房子里，所以每次出门都是要经过弄堂里家家户户的门口，走到弄堂口，才能出行。
弄堂口的左边有一大间用竹子搭建而成的房子，是我家的柴房，柴房里面除了放杂物和有一个大灶头之外，还有两只装着自来水龙头的大水池，在那个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大人们用来洗大件的床单被子和厚衣服。柴房前面到马路之间有一块空地，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那块弄堂口的空地上，是老人晒太阳、大人晒被子、孩子们玩弄堂游戏的地方，也是进出弄堂的人们相遇、驻足、家长里短说话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汤阿婆就经常坐在一只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剥毛豆剥蚕豆，没事的时候就双手放在竖着的拐杖上，晒太阳。汤阿婆跟儿子一家住，就在弄堂口柴房后面的第一家，儿子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经历过战争、看到过战场的儿子回来后，一连生了六个子女，四男二女，平时沉默寡言，我那时小，记忆中从来没有机会听见他说过话，只知道他们家人多，虽然房子不大但很整洁干净。
有一次看见汤阿婆坐着的椅子旁边放了两大袋米，高高的米袋要到我胸口，那年头是要用政府每月按照家庭人数分发的米票才能买到米，那么重的两袋大米对我来说双手抱住都移动不了，所以印象特别深。
还有一次我拿着一只盆，盆里放着手帕和一件衬衫，小小的我自说自话一个人去了弄堂口的柴房，因为那时我很想学着自己洗衣服。柴房里的水池很高，我的手也刚刚可以够着自来水龙头，汤阿婆看见了就好奇地先在柴房门口打量我，问我来柴房做什么，当我怯生生地说洗衣服时，汤阿婆跨进柴房的木门槛，站在我旁边告诉我怎么搓衣服，然后水洗的时候要拎着领子把衬衫从水里捞起来放下去来回几次，再对折后双手一起把水绞出来，所以我一直记得汤阿婆那双老而粗壮的手和拄着拐杖走路的样子，还有她教我洗衣服的方法。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洋妈妈搭起了一张大大的「台子」，就是把两只高的长凳子平行放置，上面搭放两根长长的竹竿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架，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张比大床还大的竹子帘，这样就可以平铺并缝制老式的包边被子了。那时我的头刚好够得着这张「台子」，看着洋妈妈一针一线、一上一下、不紧不慢地绕一圈后缝好了四边的包边被子，好看的缎面在黄昏前的光线下亮晶晶的格外鲜艳美好。
洋妈妈可能是姓杨，但是自从我识字后就觉得她应该就是洋妈妈，一张圆圆的脸一双洋娃娃似的圆圆的大眼睛，尽管生有五朵金花最终还是没有再坚持生出个儿子，但是在洋妈妈的脸上看到的都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笃定，如同她每次缝被子的样子。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有一天早晨气氛与往常不一样，人也比往常多。说是前一天深夜，年轻的阿强酒后倒在弄堂口，就再也没起来。阿强是顶替父亲进厂才有工作的，因为那时候有一种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就是父母退休或退职后子女可以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
那时阿强只有二十出头，追求时髦，穿着白色喇叭裤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特别显眼，还把头发弄得高高的翘起来，还交上了女朋友，最特别的是他有一只两喇叭录音机不是放在家里而是拿在手里、边走边播放着歌曲，不知道哪来的磁带，那些歌曲的曲调很细很柔软很好听，跟当时广播电台里听到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快的，在居委会下发的一份禁止播放歌曲的目录里，大家知道了阿强录音机磁带里的歌是邓丽君唱的，在那时被称为「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复制那种磁带，而年轻的阿强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边放边听。
阿强就那样倒下了，人没了，也没有人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那天以后也很少被谈论，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地出入在弄堂里。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放学后的孩子们依然在玩，那些弄堂游戏伴着孩子们春夏秋冬，度过一天又一天，无忧无虑地长大。在有风的天气，我跟着学放风筝，看大孩子们放风筝，先走去远处的马路上，然后沿着马路边，逆着风向一路小步跑，边跑边放松手上的线，风筝随着风向和越来越长的线升起后飞向天空，等到连跑带走地到达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的时候，风筝就已经在高高的天空上了。那时我还小，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地把风筝放去空中，每当碰到电线杆上电线就放不上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风筝落下来，每每这种时候，我就一定捡起来、重新来过。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跑去马路对面，换一个角度后手里的牵线避开了电线，风筝飞上了高空。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阳光下，是孩子和老人的画面。生病的老洪眼珠突出呆呆地坐在太阳下，抖动的手伸进一只牛皮纸袋，拿出吃的就往嘴里送，重复着、不停地吃着。
大人说，老洪在革委会做事的时候即权威又厉害，而重病后的老洪只会大着舌头断断续续地说：「人家生病吃不下东西，我生病胃口来得好。」老洪家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是弄堂里唯一一个孩子们走过都不敢吱声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块空地上，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而我总想尽力放高风筝，持着自己手中的线，然后站着静静地抬头看，如同看空中鸟儿，在广阔的空间里可以自由飞翔。
随着八十年代的城市规划改造，弄堂没有了。后来，喜欢画画的我，每当看到中国画的留白，总会莫名地联想到儿时弄堂口的那块空地，那块不大不小的空地上，芸芸众生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