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会掉在离树太远的地方
我姥姥生了十二个孩子，我妈是最小的，由于家中是人都比她年长，所以她就成了个光会玩不会做事的皮孩子。十六岁那年她当了兵，在几个延安来的老大姐圈里，她仍旧是最年轻的，连头发都是大姐们给洗，就别说其它的生活事宜啦。她最年轻不说，还是最漂亮的，因此也尤其的显眼，队伍里的首长们，走马灯似的在几个延安大姐面前晃，希望她们把我妈嫁出去，我妈的未来东床攥在延安大姐的手心里。直到有一天，从前线负伤后到后方来工作的老爸出现了，延安大姐才高抬贵手把她们的宝贝嫁了出去，因为我爸不仅英俊，要紧的是十分能干，与我妈的无能相得益彰。别以为我吹嘘自己的父母美丽，这段典故我们从小听到大，来家做客的上一辈人，总要扯上这一段，听得耳朵都起了茧。
我妈除了爱玩，其他的都不怎么上心，可能老天为了罚她，偏偏让她有半打儿女，一个刚刚能说会走，马上就又怀上下一个，她不想要都不行，谁叫那时的人口政策是韩信点兵呢。她曾经找医生请教避孕措施，立刻就被打将出来，这等年轻漂亮的革命女性，不好好给国家生孩子，不打成右派就不错！我妈真的很笨，很不识抬举。她不甘心，自己玩流产游戏，她拿大顶，从高凳上一次次的往下跳，在肚子上擀面条……我之所以有些疯疯颠颠，定和她的游戏有关，脑仁还未长熟就被她先晃散啦。
等我们出世后，天性爱玩的妈，觉得襁褓中的婴儿竟也是可爱好玩，从此以后，她开始玩上了过家家的游戏，连工作都三心二意了。她上过学，有文化，组织上提拔她，让她走上领导岗位，她坚决让贤，拿照顾孩子为借口，而我们几个也十分争气，不是一个挨一个地病，就是集体一块儿病，我妈经常不得不整夜地抱着某一个不能合眼。她发明了一个办法，把木板用绳子系在脖子下，把孩子放在木板上晃着，如果她打盹时松了手，孩子也不会掉下去，要不是因为她善玩，决想不起这样好的主意。领导看我妈确实可怜，拒绝几次后，就不再打她的主意了。后来我们长大了，她才发现吃了亏，以前和她在一个学校培训过的战友们最高至军级，她竟是众多人群里最微不足道的、工资最低的一个，晚矣!
三年饥荒来了，我妈猛然意识到做母亲不再是件好玩的事了，看着我们饥肠辘辘的样子，母性的本能爆发了，宁可自己饿得像张风一吹就会飘走的白纸，也要让我们尽量地吃饱。有一次她不知从哪儿得到一只金黄色的鸭子，兴冲冲地拎回家，准备给她的几个嗷嗷待哺的雏鸟开一个大荤。鸭子的脚被系在橱柜的脚上，惊恐的眼睛里全都是话，只是讲不出来。我们围着它，为它端来水，把当时很珍贵的米洒在地上，用小手轻轻地尝试着去抚摸它，它终于耐不住饥渴，小心翼翼地用扁嘴费力地拾起米粒，并大口地喝着水。我们央求妈妈，不要杀它，我们可以不吃肉！我妈和我们一起蹲在鸭子身旁，用情恳切地对鸭子说：“不是不想留下你啊，实在是没有东西去喂你，孩子们也都吃不饱呢，但凡有可能也不会去杀害你呀……”鸭子卧在水泥地上一声不响，好像把我妈的话全听懂了，一颗圆圆亮亮的泪珠顺着眼睛流了出来，我妈见了先忍不住呜咽起来，我们几个更哭得像群小泪人，活到今天也仍旧闹不明白，那到底是只鸭子还是神灵？从此后爱极了动物，很可能与那只大鸟有关。
我妈不是能干的妈妈，许多妈妈的本事她都不具备，可有一点必须表扬，每晚临睡觉前都要给我们念一段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苏联童话，对于识字不多的我来说更是很难，只能眼巴巴地等到晚上，才能听到下回分解。其中一个故事说到一对儿丧失了父母、相依为命的姐弟俩，姐姐告诫弟弟，再渴也不能喝羊蹄印里的水，那是被巫婆施了魔法的！弟弟抵御不住，终于还是喝了那水，立刻变成了一只小羊被巫婆带走了。有一天路上遇到姐姐，他贴在姐姐的身旁，无论巫婆怎么打他也不肯走开，眼泪汪汪地看着姐姐，姐姐觉察到了什么，急切而悲哀地问小羊：“阿廖沙，是你吗？！如果是你，请对我点一下头！”我妈当时念这一段的时候，自己先进了戏，鼻子酸酸的带着哭声，我们立刻就被传染，不由自主地点着头，统统哭得像小羊阿廖沙一般。第二天，我翻开书，急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不愿长久地留在悲哀里，连蒙带猜地试着把我妈讲过的段落读下来，再连蒙带猜地继续往下读。慢慢地，我识的字越来越多，开始自己找书看了，我读第一本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时，还不到九岁，把我妈算作启蒙教育的表率，也还是说得过去。
文革来啦，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学生们走了还不够，不少单位也必须迁出北京。我妈所在的科技大学是国家重点，自然当仁不让，一定要保护妥当，万一和苏修美帝打起来，即使他们炸了北京，中国的重点们也早已成功地转移了。我妈对此理解至深，她生养了六个孩子之后，人变得比以前聪明了。可她无论如何不能把我们四个孩子单独留下，一个人跑到合肥去备战备荒，我的两个姐姐已经下乡，爸爸被囚在外地，我最大十六岁，最小的妹妹还不到十岁。这回我妈体会出不当领导的好处了，工宣队、军宣队轮流坐庄给我妈做思想工作，让她随校迁到合肥，我妈车轱轳话来回转的解释说明她无法去的理由。由于除了是党员外，她身无一官半职，组织上罚她也不能因为这点事把她清除出党，只好展开了持久战，没完没了地为她打通思想。我妈是大玩主，哪里受得了这等正式抬举，她开始玩游戏啦，打电话给单位，说她病了。她有气无力地对着话筒，声音轻得犹如金鱼吐泡，向领导报告病情，叫人感觉她实在是病得不轻，可她脸上却挂着笑，觉得骗人也挺好玩。我坐在一旁看我妈表演，忍不住地要笑出声，她急得摆手瞪眼的，生怕我砸了她的戏。电话打完了，还一个劲地数落我不懂事，万一叫领导发现是骗人，肯定开她批判会，然后押送合肥，看我们几个没父没母的怎么办！打那以后，我特别热衷于表演，骗人时绝对叫人辨不出真伪。文革期间，极左得令人可笑却笑不出来。单位里除了星期六天天都有会，拿张报纸念来念去，满嘴都是千篇一律的革命词藻，有事无事最少也得耗上一个小时，生怕被人指责开会短不革命，把我烦得真想一头撞死得了。小学时曾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课文，鲁迅说，盗窃他人的时间就等于图财害命。课讲完后，鲁迅的名言被我们运用得淋漓尽致，动辄就开玩笑喝斥别人图财害命，哪里会料到几年之后，却真正体会到被人慢慢盗去生命的滋味。那两年我不知编了多少瞎话为躲避开会延迟性命，大家都知道我不爱开会，却戳不穿我的骗局，可见我胡说八道的本事之高明。到医务室骗取假条，对医生介绍自己的病情，也用金鱼吐泡法，屡屡生效，心中对我妈充满了感激之情。
不管我妈怎样软磨硬泡，仍旧敌不过形势，她最终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坐上开往合肥的列车，那时候她才理解到，就是玩也会产生很痛苦的结果。临行前的那段日子，她疯了一般到处寻找一个以前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几经周折才联系上，而保姆却不能马上到我们家来，我妈心力交瘁得几乎要瘫痪了。她原本就不是能干的人，被迫独自驾驭着漏水的破船，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颠簸。老爸远在千里之外，两个大点的姐姐也在千里之外，她只好对当时最大的我千叮咛万嘱咐，这对她来说很艰难，一般情况下，大都是别人去关照她的。我妈说来说去不过是那几句话，水平实在是有限，她心里千头万绪，嘴上笨得像棉裤腰，无论如何表达不清，一百个不放心地登车而去，眼里早已是满眶泪水。火车还未开动时，弟弟就先躲藏了起来，11岁的小男孩就有泪不在人前弹了，妹妹们见状立刻受了感染，拉着我们五姨的手抽泣成一团，站长看不下去，一挥绿旗赶紧让火车出发了。16岁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心里被授予的重大职责所鼓舞，满脑子都是我妈走了我当家的伟大抱负，有大志者岂能做小女儿之态！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妈一个她所缺乏的严肃的锻炼机会，我妈又及时地把这机会传给了我，当时的时髦政治术语里有这么一句，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这百年里，我妈和我虽说不同代，却同了计。
当我妈重又回到北京时，已然是久经锻炼的老将啦，学校迁到合肥后，教职员工们都要定时去农场劳动，了解体会占中国十分之九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以便改造自己的不良思想。经过锻炼改造后的妈妈，人晒黑了，也长胖了，知道一草一木、一颗一粒都来得相当不易。本以为自己的薪水不高，谁曾想和农民一比竟富得流油，使她甚至都不好意思感到自豪。她告诉我们，自从科技大搬到安徽后，当地原本朴实无华的农民都变得狡猾而贪婪了，只要是“裤子大”（安徽口音“科技大”）的人来集上买东西，农民小贩们立刻是另一副嘴脸，在他们眼里，裤子大的人钱包也大，不挣他们的钱挣谁的呢。经过磨练后的妈妈特别懂得珍爱东西，下班回家时，手上不是拿着根铁丝，就是一片纸板或是一小块木头，都是她在路上捡到的，她每天傍晚进家时，我们都很高兴地迎上去，先接下她手中的拾荒，然后才是她的皮包，“铁丝可以卖钱，纸张可以生火，都是用得着的东西。”我妈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们。连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受了我妈的影响，来我家玩的路上，发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捡起来，到我家时故意表功起哄：“阿姨，看我也给你捡回样东西，放哪儿啊？”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我妈一点也不觉得难堪，很高兴地接过宝贝，拿到阳台上分类放好，我爸为此唠叨过无数次，他大小也是个官，可官太太却总热衷于举着破烂满院子跑。
到了德国后，看到这里的人们把不需要的东西摆在街上，然后会有专门的车来收。被扔掉的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许多东西看上去仍旧干净美丽，尤其是一些古旧物品，挤在一堆被人抛弃的杂物里，摆出一脸无奈的沧桑，看上去很可怜。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总爱把世上的一切都赋予生命，而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会让我不由感慨叹息。我曾经看到过它们被拉走的情景，几个工人把它们不论好歹地扔进车里，装在车上的机器把它们挤扁压烂，发出的声音残酷得令人绝望，它总使我无端地升起一股悲伤。幸好德国也有不少拾荒者，许多被扔掉的东西又被捡了回来，有些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就看落在谁的手上了。如果正好赶上路过，我也要去细细端详，我曾捡回一个完好的木车和一个有模有样的木凳，摆在花园小木屋前后，看起来味道十足，比起我妈捡的破铜烂铁要高出不知多少层次。每次搬家也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我的心里总怪怪的割舍不下，东西摆到街上的那一晚，人好像得了多动症似的坐不稳，不停地跑到窗口向外眺望，就盼着有我妈那样的拾荒者前来，让东西们有个好的归宿。
和人家那些了不起的母亲相比，我妈会羞愧地退居十里，她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会玩，爱玩。大概正是由于童心不泯过于膨胀的缘故，她心里没有太多的空余去存放一些高深复杂的东西，所以她总是很简单、善良。尤其是碰到有伤心人说伤心事时，不管与她是否关连，她都能哭得比当事人还惨，后来的围观者往往会误以为她是悲惨世界的主角。我妈美貌女子哭得梨花挂水，抢了人家的风头不说，还莫名其妙地赢得无数同情，我有些怀疑，是她过于善良还是又当成游戏耍啦？记得我四岁左右时，街上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要饭的人，我妈一脸热情地迎上去，端出高梁米棒碴粥和两个大馒头，然后又拿来一块咸菜，说这样吃起来才有味道。那两个人真的是很饥饿，吃得很香甜，临走时对我妈千拜万谢的，好像她是救人于危难的观音菩萨似的，我妈一脸满意的笑容，路走得都有些飘飘然。朦胧中我感觉到，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一点帮助，一定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否则我妈不会那样春风得意。我长大后，不怕强暴，就怕见到人家受苦，总想凑过去出把力，尤其是自己兜里也有了钱时，见到路边的乞讨之人，也忍不住地外往掏钱，虽然明明知道乞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职业，乞讨人的账户比我的要亮眼。当今世界上，演台戏，唱首歌，踢个球什么的，都有可能带来千百万的收入，可就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不见减少，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哪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的痕迹，更不用说非洲的灾民了，常年的饥饿使他们看起来惨不忍睹。报纸、电视，三天两头的也尽是些灾难、不幸，看得我心情烦躁，哀叹自己太渺小，面对着人类的苦难束手无策，心里充满了忧伤，一种不舒服的、压抑的、排解不了的忧伤。这忧伤使我低沉、绝望得看不到希望，自己也陷在困境之中。德国有句俗话说：“苹果不会掉在离树太远的地方。”我这个苹果，已经离开树七八千公里了，为什么还摆不脱我妈这棵树的阴影呢！
文章写完后，打电话告诉我妈说，要用她的故事去投稿，“哟！我哪有那么好！”八千公里外的妈说得诚惶诚恐，我却从电话里看到了她不由自主的得意。
“谁说写你好啦！我是要质问你，为什么要结出我这个苹果在世上受罪！”
那一头，快八十的老苹果树哑然无声。
现如今，这棵老苹果树快一百了，新冠前天天下楼打门球，还参加比赛，经常能出手打出绝球夺冠，回来后兴高采烈洋洋得意，她是队里最老的选手。她要是打糟了一声不吭，别的老太太太如若提起，她不屑地哼着说，“忘了XX那场赛你打的臭球啦。”老树不但记性好还十分的记仇。
因新冠不能出门，老妈腿脚变软了，她开始窝家玩手机，弟媳妇不得不总勒令她暂停休息，她在手机上看人打麻将、打台球津津乐道，这点我无论如何做不到，我必须身体力行参与才有乐。
“苹果不会落在离树太远的地方”是德国的一句俗话，意指有啥德行的父母就有啥德行的儿女，我妈这棵树，长出我这么个苹果，想想还行。
28、09、25
落地苹果
毛驴县令 (2025-09-28 06:23:38) 评论 (4)苹果不会掉在离树太远的地方
我姥姥生了十二个孩子，我妈是最小的，由于家中是人都比她年长，所以她就成了个光会玩不会做事的皮孩子。十六岁那年她当了兵，在几个延安来的老大姐圈里，她仍旧是最年轻的，连头发都是大姐们给洗，就别说其它的生活事宜啦。她最年轻不说，还是最漂亮的，因此也尤其的显眼，队伍里的首长们，走马灯似的在几个延安大姐面前晃，希望她们把我妈嫁出去，我妈的未来东床攥在延安大姐的手心里。直到有一天，从前线负伤后到后方来工作的老爸出现了，延安大姐才高抬贵手把她们的宝贝嫁了出去，因为我爸不仅英俊，要紧的是十分能干，与我妈的无能相得益彰。别以为我吹嘘自己的父母美丽，这段典故我们从小听到大，来家做客的上一辈人，总要扯上这一段，听得耳朵都起了茧。
我妈除了爱玩，其他的都不怎么上心，可能老天为了罚她，偏偏让她有半打儿女，一个刚刚能说会走，马上就又怀上下一个，她不想要都不行，谁叫那时的人口政策是韩信点兵呢。她曾经找医生请教避孕措施，立刻就被打将出来，这等年轻漂亮的革命女性，不好好给国家生孩子，不打成右派就不错！我妈真的很笨，很不识抬举。她不甘心，自己玩流产游戏，她拿大顶，从高凳上一次次的往下跳，在肚子上擀面条……我之所以有些疯疯颠颠，定和她的游戏有关，脑仁还未长熟就被她先晃散啦。
等我们出世后，天性爱玩的妈，觉得襁褓中的婴儿竟也是可爱好玩，从此以后，她开始玩上了过家家的游戏，连工作都三心二意了。她上过学，有文化，组织上提拔她，让她走上领导岗位，她坚决让贤，拿照顾孩子为借口，而我们几个也十分争气，不是一个挨一个地病，就是集体一块儿病，我妈经常不得不整夜地抱着某一个不能合眼。她发明了一个办法，把木板用绳子系在脖子下，把孩子放在木板上晃着，如果她打盹时松了手，孩子也不会掉下去，要不是因为她善玩，决想不起这样好的主意。领导看我妈确实可怜，拒绝几次后，就不再打她的主意了。后来我们长大了，她才发现吃了亏，以前和她在一个学校培训过的战友们最高至军级，她竟是众多人群里最微不足道的、工资最低的一个，晚矣!
三年饥荒来了，我妈猛然意识到做母亲不再是件好玩的事了，看着我们饥肠辘辘的样子，母性的本能爆发了，宁可自己饿得像张风一吹就会飘走的白纸，也要让我们尽量地吃饱。有一次她不知从哪儿得到一只金黄色的鸭子，兴冲冲地拎回家，准备给她的几个嗷嗷待哺的雏鸟开一个大荤。鸭子的脚被系在橱柜的脚上，惊恐的眼睛里全都是话，只是讲不出来。我们围着它，为它端来水，把当时很珍贵的米洒在地上，用小手轻轻地尝试着去抚摸它，它终于耐不住饥渴，小心翼翼地用扁嘴费力地拾起米粒，并大口地喝着水。我们央求妈妈，不要杀它，我们可以不吃肉！我妈和我们一起蹲在鸭子身旁，用情恳切地对鸭子说：“不是不想留下你啊，实在是没有东西去喂你，孩子们也都吃不饱呢，但凡有可能也不会去杀害你呀……”鸭子卧在水泥地上一声不响，好像把我妈的话全听懂了，一颗圆圆亮亮的泪珠顺着眼睛流了出来，我妈见了先忍不住呜咽起来，我们几个更哭得像群小泪人，活到今天也仍旧闹不明白，那到底是只鸭子还是神灵？从此后爱极了动物，很可能与那只大鸟有关。
我妈不是能干的妈妈，许多妈妈的本事她都不具备，可有一点必须表扬，每晚临睡觉前都要给我们念一段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苏联童话，对于识字不多的我来说更是很难，只能眼巴巴地等到晚上，才能听到下回分解。其中一个故事说到一对儿丧失了父母、相依为命的姐弟俩，姐姐告诫弟弟，再渴也不能喝羊蹄印里的水，那是被巫婆施了魔法的！弟弟抵御不住，终于还是喝了那水，立刻变成了一只小羊被巫婆带走了。有一天路上遇到姐姐，他贴在姐姐的身旁，无论巫婆怎么打他也不肯走开，眼泪汪汪地看着姐姐，姐姐觉察到了什么，急切而悲哀地问小羊：“阿廖沙，是你吗？！如果是你，请对我点一下头！”我妈当时念这一段的时候，自己先进了戏，鼻子酸酸的带着哭声，我们立刻就被传染，不由自主地点着头，统统哭得像小羊阿廖沙一般。第二天，我翻开书，急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不愿长久地留在悲哀里，连蒙带猜地试着把我妈讲过的段落读下来，再连蒙带猜地继续往下读。慢慢地，我识的字越来越多，开始自己找书看了，我读第一本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时，还不到九岁，把我妈算作启蒙教育的表率，也还是说得过去。
文革来啦，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学生们走了还不够，不少单位也必须迁出北京。我妈所在的科技大学是国家重点，自然当仁不让，一定要保护妥当，万一和苏修美帝打起来，即使他们炸了北京，中国的重点们也早已成功地转移了。我妈对此理解至深，她生养了六个孩子之后，人变得比以前聪明了。可她无论如何不能把我们四个孩子单独留下，一个人跑到合肥去备战备荒，我的两个姐姐已经下乡，爸爸被囚在外地，我最大十六岁，最小的妹妹还不到十岁。这回我妈体会出不当领导的好处了，工宣队、军宣队轮流坐庄给我妈做思想工作，让她随校迁到合肥，我妈车轱轳话来回转的解释说明她无法去的理由。由于除了是党员外，她身无一官半职，组织上罚她也不能因为这点事把她清除出党，只好展开了持久战，没完没了地为她打通思想。我妈是大玩主，哪里受得了这等正式抬举，她开始玩游戏啦，打电话给单位，说她病了。她有气无力地对着话筒，声音轻得犹如金鱼吐泡，向领导报告病情，叫人感觉她实在是病得不轻，可她脸上却挂着笑，觉得骗人也挺好玩。我坐在一旁看我妈表演，忍不住地要笑出声，她急得摆手瞪眼的，生怕我砸了她的戏。电话打完了，还一个劲地数落我不懂事，万一叫领导发现是骗人，肯定开她批判会，然后押送合肥，看我们几个没父没母的怎么办！打那以后，我特别热衷于表演，骗人时绝对叫人辨不出真伪。文革期间，极左得令人可笑却笑不出来。单位里除了星期六天天都有会，拿张报纸念来念去，满嘴都是千篇一律的革命词藻，有事无事最少也得耗上一个小时，生怕被人指责开会短不革命，把我烦得真想一头撞死得了。小学时曾学过一篇关于鲁迅的课文，鲁迅说，盗窃他人的时间就等于图财害命。课讲完后，鲁迅的名言被我们运用得淋漓尽致，动辄就开玩笑喝斥别人图财害命，哪里会料到几年之后，却真正体会到被人慢慢盗去生命的滋味。那两年我不知编了多少瞎话为躲避开会延迟性命，大家都知道我不爱开会，却戳不穿我的骗局，可见我胡说八道的本事之高明。到医务室骗取假条，对医生介绍自己的病情，也用金鱼吐泡法，屡屡生效，心中对我妈充满了感激之情。
不管我妈怎样软磨硬泡，仍旧敌不过形势，她最终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坐上开往合肥的列车，那时候她才理解到，就是玩也会产生很痛苦的结果。临行前的那段日子，她疯了一般到处寻找一个以前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几经周折才联系上，而保姆却不能马上到我们家来，我妈心力交瘁得几乎要瘫痪了。她原本就不是能干的人，被迫独自驾驭着漏水的破船，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颠簸。老爸远在千里之外，两个大点的姐姐也在千里之外，她只好对当时最大的我千叮咛万嘱咐，这对她来说很艰难，一般情况下，大都是别人去关照她的。我妈说来说去不过是那几句话，水平实在是有限，她心里千头万绪，嘴上笨得像棉裤腰，无论如何表达不清，一百个不放心地登车而去，眼里早已是满眶泪水。火车还未开动时，弟弟就先躲藏了起来，11岁的小男孩就有泪不在人前弹了，妹妹们见状立刻受了感染，拉着我们五姨的手抽泣成一团，站长看不下去，一挥绿旗赶紧让火车出发了。16岁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心里被授予的重大职责所鼓舞，满脑子都是我妈走了我当家的伟大抱负，有大志者岂能做小女儿之态！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妈一个她所缺乏的严肃的锻炼机会，我妈又及时地把这机会传给了我，当时的时髦政治术语里有这么一句，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这百年里，我妈和我虽说不同代，却同了计。
当我妈重又回到北京时，已然是久经锻炼的老将啦，学校迁到合肥后，教职员工们都要定时去农场劳动，了解体会占中国十分之九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以便改造自己的不良思想。经过锻炼改造后的妈妈，人晒黑了，也长胖了，知道一草一木、一颗一粒都来得相当不易。本以为自己的薪水不高，谁曾想和农民一比竟富得流油，使她甚至都不好意思感到自豪。她告诉我们，自从科技大搬到安徽后，当地原本朴实无华的农民都变得狡猾而贪婪了，只要是“裤子大”（安徽口音“科技大”）的人来集上买东西，农民小贩们立刻是另一副嘴脸，在他们眼里，裤子大的人钱包也大，不挣他们的钱挣谁的呢。经过磨练后的妈妈特别懂得珍爱东西，下班回家时，手上不是拿着根铁丝，就是一片纸板或是一小块木头，都是她在路上捡到的，她每天傍晚进家时，我们都很高兴地迎上去，先接下她手中的拾荒，然后才是她的皮包，“铁丝可以卖钱，纸张可以生火，都是用得着的东西。”我妈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们。连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受了我妈的影响，来我家玩的路上，发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捡起来，到我家时故意表功起哄：“阿姨，看我也给你捡回样东西，放哪儿啊？”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我妈一点也不觉得难堪，很高兴地接过宝贝，拿到阳台上分类放好，我爸为此唠叨过无数次，他大小也是个官，可官太太却总热衷于举着破烂满院子跑。
到了德国后，看到这里的人们把不需要的东西摆在街上，然后会有专门的车来收。被扔掉的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许多东西看上去仍旧干净美丽，尤其是一些古旧物品，挤在一堆被人抛弃的杂物里，摆出一脸无奈的沧桑，看上去很可怜。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总爱把世上的一切都赋予生命，而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会让我不由感慨叹息。我曾经看到过它们被拉走的情景，几个工人把它们不论好歹地扔进车里，装在车上的机器把它们挤扁压烂，发出的声音残酷得令人绝望，它总使我无端地升起一股悲伤。幸好德国也有不少拾荒者，许多被扔掉的东西又被捡了回来，有些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就看落在谁的手上了。如果正好赶上路过，我也要去细细端详，我曾捡回一个完好的木车和一个有模有样的木凳，摆在花园小木屋前后，看起来味道十足，比起我妈捡的破铜烂铁要高出不知多少层次。每次搬家也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我的心里总怪怪的割舍不下，东西摆到街上的那一晚，人好像得了多动症似的坐不稳，不停地跑到窗口向外眺望，就盼着有我妈那样的拾荒者前来，让东西们有个好的归宿。
和人家那些了不起的母亲相比，我妈会羞愧地退居十里，她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会玩，爱玩。大概正是由于童心不泯过于膨胀的缘故，她心里没有太多的空余去存放一些高深复杂的东西，所以她总是很简单、善良。尤其是碰到有伤心人说伤心事时，不管与她是否关连，她都能哭得比当事人还惨，后来的围观者往往会误以为她是悲惨世界的主角。我妈美貌女子哭得梨花挂水，抢了人家的风头不说，还莫名其妙地赢得无数同情，我有些怀疑，是她过于善良还是又当成游戏耍啦？记得我四岁左右时，街上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要饭的人，我妈一脸热情地迎上去，端出高梁米棒碴粥和两个大馒头，然后又拿来一块咸菜，说这样吃起来才有味道。那两个人真的是很饥饿，吃得很香甜，临走时对我妈千拜万谢的，好像她是救人于危难的观音菩萨似的，我妈一脸满意的笑容，路走得都有些飘飘然。朦胧中我感觉到，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一点帮助，一定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否则我妈不会那样春风得意。我长大后，不怕强暴，就怕见到人家受苦，总想凑过去出把力，尤其是自己兜里也有了钱时，见到路边的乞讨之人，也忍不住地外往掏钱，虽然明明知道乞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职业，乞讨人的账户比我的要亮眼。当今世界上，演台戏，唱首歌，踢个球什么的，都有可能带来千百万的收入，可就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不见减少，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哪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的痕迹，更不用说非洲的灾民了，常年的饥饿使他们看起来惨不忍睹。报纸、电视，三天两头的也尽是些灾难、不幸，看得我心情烦躁，哀叹自己太渺小，面对着人类的苦难束手无策，心里充满了忧伤，一种不舒服的、压抑的、排解不了的忧伤。这忧伤使我低沉、绝望得看不到希望，自己也陷在困境之中。德国有句俗话说：“苹果不会掉在离树太远的地方。”我这个苹果，已经离开树七八千公里了，为什么还摆不脱我妈这棵树的阴影呢！
文章写完后，打电话告诉我妈说，要用她的故事去投稿，“哟！我哪有那么好！”八千公里外的妈说得诚惶诚恐，我却从电话里看到了她不由自主的得意。
“谁说写你好啦！我是要质问你，为什么要结出我这个苹果在世上受罪！”
那一头，快八十的老苹果树哑然无声。
现如今，这棵老苹果树快一百了，新冠前天天下楼打门球，还参加比赛，经常能出手打出绝球夺冠，回来后兴高采烈洋洋得意，她是队里最老的选手。她要是打糟了一声不吭，别的老太太太如若提起，她不屑地哼着说，“忘了XX那场赛你打的臭球啦。”老树不但记性好还十分的记仇。
因新冠不能出门，老妈腿脚变软了，她开始窝家玩手机，弟媳妇不得不总勒令她暂停休息，她在手机上看人打麻将、打台球津津乐道，这点我无论如何做不到，我必须身体力行参与才有乐。
“苹果不会落在离树太远的地方”是德国的一句俗话，意指有啥德行的父母就有啥德行的儿女，我妈这棵树，长出我这么个苹果，想想还行。
28、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