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路易斯的Lu Lu餐厅，同济校友们在严寒中热情欢迎同济杰出校友邹伟平教授受邀访问WashU并且做学术演讲。邹教授感概到，自己在世界各地受邀做过三百多场类似的报告，但这是他首次看到如此多的同济校友专程前来欢迎，令他十分感动。
在交流中，我问到他当年为何没有接受同济医学院院长一职。邹教授给出了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人各有志，他并不喜欢频繁应酬和奔波于酒席之间的生活；其次，繁重的行政事务势必会对他的科学研究造成很大影响；此外，如果回国任职，太太也需要随他一起回国，而当时孩子们的年纪尚小，教育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综合这些因素，他最终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发展。
我也要补充一点，如果当年他选择回国，他的儿子后来能够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将会变得极为困难。与邹伟平共进晚餐的同济校友至少三家都是祖父母级了，他们的基因在美国的表达程度如何？子女读耶鲁、MIT、普林斯顿和WashU的都有，让人不能不相信智力的遗传学说。
我和阿肯森曾经聊天时提到，十多年前邹伟平曾做过一个极为关键与聪明的人生决定，没有接受同济医学院院长的职位。伟平曾经告诉过我，当年在最后的面试阶段，他一下子被国内的日常吃惊到了。
阿肯森听了，话锋一转，反倒自嘲说：“我当年倒应该学学伟平的聪明，不该放弃我在Howard Hughes的研究员职位，跑来干什么大内科主任”。他说，第一天上任就得处理系里的违规问题，天天跟律师打交道。本以为能大展宏图，结果精力都耗在这些事情上。他笑着说，如果早知道这些，他会在第一天就递辞呈。
说到邹伟平最后的欢迎晚宴，阿肯森问：“那晚宴是干什么的？有没有我们的份？”。我说我们都没被邀请，因为是病理与免疫系主导的，他听了哈哈大笑。
邹伟平这次要和华大这个世界免疫重镇的很多人会谈。我粗略算了一下，美国院士就有三位，还有几位院士级或准院士级的人物，许多前沿领域的专家都希望能与他深入交流。我只找到四篇有限的邹伟平实验室的文章读读，全部是Cell, Nature和Science, 他真是太多产了，美国不让他当院士真有点说不过去。
邹伟平是同济医学院的82级校友，最初就读于协和医疗一系，随后在药学院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同济医院工作，因此他在同济系统里横跨了协和医院、药学以及同济医院的多个部门。同济海外校友会主席还告诉我，邹伟平的太太出自协和名门，为一位著名教授的女儿，这一点与同济美国牛人的经历相似。
在同济德系教育背景的培养下，邹伟平获得了一个颇为独特的机会，前往法国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今天我还得知，他的博士论文是用法语写的，他说自己当时法语应该好过英语，同济当年的英语教学之差大家可以想象。此后，他又从法国前往美国达拉斯的免疫研究所从事研究。该研究所当年是为引进法国著名免疫学家而设立的，如今已不再以基础免疫学为主要方向了。他在Tulane大学建立实验室，之后被密西根大学(UM) 延揽，或者说一场新奥尔良的Katrina飓风将他吹到了美国冰天雪地的密西根。至今他已经在UM任教二十余年，现在拥有一个二十多人的研究团队。
在科研成果方面，邹伟平教授在 Nature、Science和Cell 及其子刋上共发表了38篇论文，其中多项成果在免疫学领域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他也坦言，WashU是当今世界免疫学的重要中心之一。仅在演讲当天，就有多位领域内的重量级学者争相与邹教授会面交流，行程已排得非常紧凑，甚至还有一些排不上号的大佬希望能在当天的晚餐中继续讨论。
邹伟平在多个研究方向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并且指出如今免疫治疗已经不再是备选方案，无论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还是 CAR-T 细胞治疗，在某些疾病中都已经成为一线治疗手段。
在讨论中，他多次强调，当前科研经费的削减将对美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作为多个国际顶级期刊的编委或评审，他观察到目前投稿里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其余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投入和整体进步上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对美国构成竞争压力，因为很多在美国的优秀博士或博士后选择回国发展。他所说的确实属实，我刚浏览这期的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仅来自母校同济医学院的论文就有两篇。
邹伟平还谈到了博士生培养方面的现象：在他招收的博士生中，纯美国本土学生中真正立志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只有极少数，甚至只有一位；而中国籍博士生中，几乎百分之百都以成为教授或持续从事科研为目标，我猜测是回国。这种差别，源于美国学生即便对科学感兴趣，也往往因为科研道路艰辛与职业前景不确定，而在关键节点选择退却，因为他们的选择空间大很多。
关于个人经历，邹伟平提到自己在法国的博士训练主要是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具体编号是巴黎第11大学，并且曾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做过研究。以前巴黎大学分家，伟平说现在他们又倾向于合并，这个发展对我是新闻。
大家也聊到当下的法国与他当年留学时的法国已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穆斯林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对法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也重谈我们在法国南部车子被砸和护照被偷的经历，邹伟平感叹现在法国确实与以前不同了。
因为他与国内有些交流，所以我也问了他同济现在的发展现状，他说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横向比较来看。也就是说应该把以前同济在国内的地位和现在同济在国内的位置相互比较，他认为相对来说现在同济有所下降。虽然同济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别的兄弟院校的进步，同济仍需努力。这个我是同意的，看看以前我们读书时的地方院校北二医（首都医大），上二医（上海交大医学院）和浙医（浙大医学院）的发展就知道了。
圣路易斯的 Chase Plaza 已经是一片浓浓的圣诞气氛了。华大的病理与免疫系这次也算肯花钱，特意安排邹伟平住在圣市最顶级的豪华酒店两晚，费用恐怕是500美元左右。看来学问做到这个份上，生活待遇自然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在Chase早餐时，我与彭教授和邹伟平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还带他参观了医学院的诺贝尔墙，他真将议题融会到他的演讲中。这样导致他随后与阿根森教授的约谈略有迟到，大约晚了十分钟，但是与Gwen Randolph的谈话是准时的。
这次早餐交流非常有建设性，让我慢慢说，邹伟平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我也告诉这些早餐的费用是病理与免疫系买单。
伟平是湖北咸宁人, 同济 82 级医学系毕业生，早年在同济医院从事过感染性疾病方面的工作。我们在交谈中一致认为，当时国内的科研整体水平基本上不了台面。我直言不讳地说，那时同济的教授里真正能系统读懂 Nature 或 Science论文的都不多。但同济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很出色，邹伟平便是杰出代表之一，还有斯坦福的HHMI研究员和美国双院院士沈康教授，他们后来领导的实验室所发表的论文成为Science或Nature的常客。
在同济期间，邹伟平对艾滋病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92—1993年期间，他开始向国外写信求职：给法国只写了两封信，却给美国写了二十多封，但美国方面始终没有机会。法国一位年轻教授对他产生了兴趣，不过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与该教授联合申请一项科研基金，获批后才能以访问学者身份到法国工作一年。伟平随即与这位法国教授共同撰写研究计划，最终获得批准。1993 年初，他从同济前往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开展与艾滋病相关的免疫学研究。
在法国的一年中，他便发表了一篇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JEM）的论文，署名为第二作者。如果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可以算作共同第一作者。当时 JEM 在免疫学领域与 JCI齐名，这一成果对于一个英语说不好的同济年轻人来说已经相当亮眼。
随后邹伟平开始考虑前往美国发展，法国导师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并表示留下来的经费不是问题。伟平坦率地告诉导师，唯一留下来的可能性，是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导师随即表示愿意想办法，但是前提是必须通过博士入学考试，并提交委员会审批。
有一天，导师突然叫他过去，说自己的办公室正好空着，让他当场考试。考试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电脑，需要用英语回答六个问题。伟平尽力完成，过了一段时间，导师通知他：“你可以注册博士了，你被录取了”。于是，他便留在法国攻读博士。法国的博士学制通常为三年，但前提是必须已有硕士学位，而他的同济硕士学位也获得了认可。
在博士研究期间，他的科研产出极为突出。由于工作太忙，导师甚至给他配了一名技术员，那是一位出身德国贵族家庭的职业技术员，与法国人结婚，当时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比较大了。这位德国技术员英语很好，在实验中与伟平配合默契，也在无形中教了他不少英语。与此同时，伟平也深刻体会到德国文化的严谨。无论是拿试管还是用注射器，德国技术员都要求他必须按照规范操作。这位德国技术员性格古板，与他人不易相处，但与伟平却合作得很好。
邹伟平在法国博士阶段的三至四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堪称相当高产。伟平给出的原因是他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不仅有一作论文，也有不少共同作者的论文。
随后我们谈到同济具有语言天赋的纽约名医陈芯，因为她也在巴黎求学，并且出席过邹伟平的博士论文答辩。她是同济德文班的武汉伢，在法国读博士时就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然后去哈佛做博后，现在美国纽约使用英语行医。只能说老天爷非常眷顾她，儿子也培养得优秀，邹伟平说：“她人还长得很漂亮！”。
同济纽约医生陈芯：“代我问邹伟平好！我和他，还是他太太是近三十年的好朋友了！大教授就是会表扬人，其实他太太也是个大美女，我们在法国时都是一见钟情，一直到现在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我的回复：“我们今天开玩笑说，同济的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在选邹伟平做女婿时把关严，眼力更是专业级别，乡里人邹伟平当年就过了老丈人的selection process。他太太在其他地方长时间工作后，现在帮助他管理庞大的实验室，也在美国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儿子”。
同济美国牛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家伙戴着一头假发，突然秀出与陈芯的合影。邹伟平和我的脑袋上都快沒有头发了，我们都不像同济美国牛人那么爱虚荣。
完成学位后，邹伟平开始寻找美国的博士后机会。法国导师多少有些无奈，劝他说留在法国同样前途光明，但伟平心意已决。最终他拿到了美国几家实验室的邀请，法国导师见状，索性直接建议他去达拉斯的朋友杰克的实验室，贝勒基金会当年专门为法国免疫学家杰克建立了免疫学研究所。导师当场抓起电话给杰克打过去，说自己有一名博士想过去。杰克在电话那头甚至没问名字，也没问背景，只问了一句：“他什么时候来？”。导师随即手握电话问伟平：“你什么时候可以去？”。知根知底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个电话解决问题的，Dennis Loh也是与David Baltimore的一通电话让Bill Sha去MIT做博士后的。
由于当时伟平的太太仍在法国攻读博士，他又等了一年左右，最终于 1999 年初落地美国达拉斯。到达后，他原以为会进入杰克的实验室，但却被安排进了Curiel 实验室，从名字看应该是一位具有法国血统的美国医生科学家。出乎意料的是，在 Curiel 实验室的经历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他在那里完成了一篇至今引用率极高的论文，引用次数高达六千次左右。彭教授对此更为熟悉，我只是听说，这也使邹伟平从艾滋病转向DC和肿瘤免疫研究。
伟平从 1999 年到 2001 年，仅用两年时间完成美国博士后训练，便在美国南方的Tulane大学获得教职，并迅速晋升，在那里工作了四至五年后，被密西根大学力邀出任正教授。
我仍可以在早餐时看出法国文化对邹教授的影响，因为那些食品的名称我始终发不出来，他也喜欢喝咖啡。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安娜堡长大成人，他们均出生于美国。他们这样的安排很好，在巴黎享受浪漫后，在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乡达拉斯开始生孩子。
今天下午我陪他前往报告会场时，提议为他拍照，他连声感叹这里是世界免疫学的重镇。站在诺贝尔奖得主照片墙前，我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你未来奋斗的目标”，他立刻笑着回应：“你给我定的目标也太高了”。
WashU美国资深院士和肿瘤免疫“三E理论”创建人 Bob Schreiber在报告前引荐的邹伟平。Bob 是提前写好稿子的，对邹伟平的赞誉毫不吝啬。两人是多年的挚友，应该很有化学反应。
邹伟平此次在华大的讲座以及整个访问行程都非常成功。我与他告别时，他笑着说晚餐可能会有点紧张，因为会有很多大佬出场，他形容他们是big fish。
当天的演讲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场面颇有当年诺奖得主 David Baltimore 来做报告时的盛况。唯一的区别是，Baltimore当年报告时，甚至有人直接坐在地上听。这次虽然没有坐地上的，但同样是满场无虚席。对一位拥有标准汉语拼音名字的美国华裔学者来说，在这样的场合出现这种规模的听众，确实令人自豪。似乎邹伟平把握的火侯不错，在最后也忍着没有谈政治，我在之前还有些担心。
前几天，邹伟平还特意发给我一篇Science在2004年评述Treg的文章，文中回顾了Treg可能对未来的影响，确实在20年后诺奖委员会在今年决定授奖。当时Science记者采访了今年的诺奖得主Sakaguchi, 但是文章中使用的关键图谱，全部来自邹伟平在密歇根大学实验室的工作。
演讲后我去告别时也和 Bob Schreiber 开玩笑提到：我们都是同济医学院的，暗示他的这个“Tongji”的发音还是不太准。不过我也知道，他提到武汉的时候，发音是完全准确的，因为那地方非常有名。于是我们聊起了一段历史：在那个美国医学生还必须学习德语的年代，正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上海创办了同济医学院。我们都非常感念德国医学对同济的奠基作用，而当年的美国医学，本身就是以德国医学为蓝本发展起来的。Bob 应该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人正是德裔纽约犹太人的后代。
邹伟平的演讲相当精彩，节奏和“火候”把握得非常好，他拥有湖北、法国和美国南方佬的口音，但是语言表达流畅。Ken Murphy这家伙不好好听讲，不断需要问旁边的太太，别忘了他们的儿媳妇是华裔。
邹伟平的情商了得，他在报告中充分肯定并致敬了华大多位重量级学者。在一张幻灯片中，他列出了11 位华大在免疫学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教授，其中包括阿肯森等著名教授。有人还开玩笑问我：“你是不是帮他排的名单？”。我只能说，这个顺序我一点忙都没帮，那完全是他自己心目中对华大免疫学重要人物的判断。名单未必完全，但是很有意思。
吃饭时，他多次对我们说自己的英语不好、法语也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博士论文是用法语写的。在听报告途中，他给人的感觉是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表达滴水不漏、英语还不错的日本教授。旁边另一位教授立刻补充说：对，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听他的课你绝对不会打瞌睡。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原因很简单：他在关键英文用词上有非常明显的语音强调，你一走神，立刻就会被“叫醒”，邹伟平讲科学与他讲故事一样好玩。相反如果是语调单一或没有起伏的报告，很容易让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的报告本身确实做到了高度集中与引人入胜。
他克服语言劣势还有一个让演讲极其易懂的策略：幻灯片非常简洁，逻辑也清楚，观众很容易跟读和理解。这次讲座是由华大的博士生们主动邀请的，所以他告诉我需要易懂。我至少记住了他的核心信息：癌症既是一种遗传病，也是一种免疫病，同时还是一种代谢病。
他也提前提醒我们，会讲到一些尚未发表的研究内容，因此我不便展开细节。
同济美国牛人问我：邹伟平最大的科学贡献是什么？老实说，让我一句话概括并不容易，他是个相当多产的科学家。但如果从他讲述的这些工作来看，他对今年诺贝尔奖工作获得认可，确实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
他们最早发现在肿瘤微环境中，如果大量吸引 Treg（调节性 T 细胞） 进入，会显著削弱抗肿瘤免疫反应，因为 Treg 细胞本身具有免疫抑制功能。Treg 细胞死亡后还会释放 ATP，进一步影响免疫环境。
邹伟平研究组早在 2004 年就发现，阻断 B7-H1（后来命名为PD-L1）可以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这一工作发表在Nature Medicine 上，为后来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的诺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是陈列平的领域，邹伟平与陈列平还就此议题写过综述。
因为历史的原因，陈列平和诺奖得主Ralph Steinman都在华大不受欣赏，主要是去世的拉斯卡奖主Emil Unanue的原因。他曾在Steinman的DC诺奖公布之日，调侃发现T和B细胞的人都沒有授奖。这点我到是同意的，其实发现DC的是Steinman己经去世的导师和洛克菲勒教授Zanvil Cohn。
也就是说，邹伟平在阐述免疫阻断疗法和Treg这两个领域的机理都有重要贡献，恰好这两个领域都获得了诺奖。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只差在球门前的临门一脚。客观评价，邹伟平己经挤身全球肿瘤免疫最顶层的免疫学家，而且前途还不可限量。
在美国开实验室的同济医生科学家：“他有一个大特点， 和人谈完话就知道该给这个人什么样的project， 适合又challenge可以促进快速提升。 他属于我见过有这个独特能力的两个人之一， 另外一个是stamler， 也是及其聪明和快速把握trainee能力和需求的人”。
邹伟平在小分子免疫治疗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发现了可以显著抑制肿瘤的封闭STAT的小分子。具体细节我不便多说，他居然还是一个化学家。这正是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的专业方向，老傅在James Darnell实验室发现了STAT。伟平明确表示，将全力推动这一成果进入临床试验，让我们预祝他在这项可能迈向临床和造福人类的工作上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