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八零后，我对日本从来没有太多仇恨。
小时候看《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日电影，只觉得日本军人又蠢又笨——这样的智商还敢侵略我们？不被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才怪呢，甚至有点可怜他们。
初中时，我和同学们沉迷于《七龙珠》漫画，孙悟空的热血、伙伴间的羁绊，是课间最热烈的谈资；语文课本里鲁迅的《藤野先生》，字里行间满是对异国恩师的感念，藤野先生修改讲义时的认真、送别时的恳切，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日本也有这般温厚的灵魂。我还在课外读到日本人写的《一碗阳春面》，母子三人在寒夜共用一碗面的隐忍与坚持，文字真挚的让人心头发热。那时我觉得，日本漫画好，日本老师好，日本普通人之间的感情也淳朴真诚。但心里的疙瘩却越来越重：这样有温度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军人为何会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
到了高中，因为性格内向，这份困惑被我藏在心里，我没敢问老师。现在想来，即使问了，以当时地方中学老师相对局限的视野，或许也难给出能解开我心结的答案。那时我贪婪地读文学名著——欧美的、亚洲的，只要能找到就囫囵吞枣地读。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青春的迷茫与孤寂，读川端康成《雪国》中雪与美交织的清冷，读三岛由纪夫《潮骚》里海岛少年纯粹的爱恋，才真正触摸到日本文学的独特气质：细腻如丝，感伤如水，那种藏在文字背后的含蓄之美，和我国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里的厚重与直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位老师曾和我们闲聊美国与日本，他没讲什么家国大道理，也不说说这两个国家好与坏，只提起自己去那边留学的同学，光靠课余刷盘子就能月入七八千人民币。那时正值世纪之交，这个数目让我们瞠目结舌，心里忍不住生出对那个“遍地世是机会”的世界的向往。高中历史课又更详细地重讲了近代史，从明治维新到大陆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才终于明白：日本二战时作为轴心国，侵华是其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的必然结果。军国主义思潮像毒雾般笼罩整个日本，将个体理性吞噬，让整个民族陷入集体癫狂，正是这种癫狂泯灭了人性，才酿成南京大屠杀的惨剧。日本人既有着二战中的残暴，又有着文学作品里的细腻，让我想起“猛虎细嗅蔷薇”这个比喻——刚与柔、狠与暖，竟能如此矛盾地集于一体。高中毕业时，这份疑惑仍像根细刺，扎在心里。
大学后不再系统学历史，本以为和日本的交集就此淡去。但那时我们正值二十岁，青春躁动，荷尔蒙漫溢，QQ成了最火的社交工具。起初大家挤在烟雾缭绕的网吧里聊天，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后来宿舍里陆续有人买了电脑，名义上是用来查资料、写论文，实际上多半是用来下载影片的——那时的BT网站上，充斥着海量资源的影视资源。
至今记得，寝室里第一位买电脑的同学，花了整整一个周末，下载了一百多部日本毛片。午休时他悄悄地点开播放，消息像长了翅膀，不仅同寝室的人围坐床边，隔壁几个寝室的男生也蜂拥而来，小小的寝室里里外外围了三层。所有人都睁着眼睛盯着屏幕，鸦雀无声，只有电脑风扇的轻微声响。随着画面推进，不知哪位同学太入神，嘴里流下了涎水，大声吸溜了一下，格外清晰，瞬间打破了寂静，惹得大家哄然大笑。就在那片混杂着尴尬与雀跃的笑声里，我们认识了日本“生理老师”——苍井空。她可谓八零后、九零后的性启蒙导师。后来毕业后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日本人，不免想调侃一句：“终于看到穿衣服的日本人了。”
大学四年，我在网络上只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反日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张贤亮的《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写得慷慨激昂，，从历史账算到经济账，理由看似充分。但那时就有学长说，张贤亮在宁夏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刚起步盈利，这篇文章明着谈抵制，实则更像借话题为影城造势。尽管如此，它确实影响了不少不明就里的读者，让他们对日本商品本能地退避三舍——当然，苍井空这类“文化产品”除外。
那几年我还看了姜文的《鬼子来了》和陆川的《南京，南京》。《鬼子来了》用褐色幽默的外壳裹着悲剧内核，村民们对“鬼子”的懵懂、恐惧与最终的覆灭，笑着笑着就让人眼眶发涩；《南京，南京》则用冷静到近乎残酷的镜头，直面屠城的惨烈，每一个画面都沉重得令人窒息。但这两部电影都没有刻意煽动民族仇恨，观后走出影院，大家都沉默着，没有义愤填膺的咒骂，更没有打打杀杀的冲动，只在心里反复确认：那个失去人性的黑暗时代，再也不能回来了。
一次在学府书店的文学作品展架前，我正翻阅李敖的《快意恩仇录》，一位戴眼镜的青年主动搭话，说他也喜欢李敖的犀利。聊得投机，话题自然落到日本。他说自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去过几次日本，然后突然提到：“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到大打的很多疫苗，其实都是日本赠送的。”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质疑，甚至觉得他在为日本洗地，是别人嘴里所说的“精日分子”，敷衍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直到多年后看到新闻，日本决定停止向我国捐赠疫苗，我盯着屏幕愣了很久，才猛然想起书店里的那场对话——原来他说的是真的，我竟冤枉了他那么多年。
我们这一代人，在历史课本的严肃与日本流行文化的鲜活中长大，对日本的仇恨早被岁月磨得淡了许多，理所当然地以为零零后、一零后出生在更开放的时代，这份历史包袱会更清。可现实，远比我想象的残酷。
新世纪出生的孩子们，脑中的国仇家恨竟浓烈得超出了我的认知。在一些学校的活动里，常常能看到模拟战争的场景：他们穿着小军装，背着塞满报纸或棉絮的炸药包向冲锋，嘴里喊着“炸桥！”“炸铁路！”“消灭日军！”，演得无比逼真，脸上的愤怒与决绝，是装不出来的。那份溢满胸腔的仇恨，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胸膛，随时准备踏上战场，去“报南京大屠杀之仇”。
他们比我们这代人敏感得多，甚至到了偏激的地步：见到有人在公园赏樱花，会上前呵斥人家忘记了国仇家恨；街头碰到穿和服拍照的姑娘，他们会走上前去指责，甚至将之扭送到帽子叔叔那里；看到商店招牌带有日本元素，就立刻举报曝光；谁要说一句“喜欢日本漫画”“觉得日本产品好用”，就会被贴上“精日分子”的标签，骂作汉奸。在他们眼里，日本与我们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谁亲近日本，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这样的现象几乎天天在网络上、现实中上演，但这真的不是孩子们的错。他们只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单一的叙事、片面的引导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他们本该知道：1945 年战败后，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军国主义早已被钉进了历史的棺材。此后的八十年里，日本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汽车、相机、音响、生物科技、漫画、推理小说等诸多领域创造了辉煌，诺贝尔奖得主层出不穷。哪怕在争议性的“色情电影”领域，他们也形成了成熟的产业体系，作品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无数成年人的电子设备里。
我们真的不能让孩子只活在八十年前的阴影中。如果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战争和仇恨，只会带着偏见与恶意去看待日本、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二战后八十年里世界的真实变化：日本的新干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村上春树的文字如何抚慰孤独的灵魂，日本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如何提升生产效率，甚至日本街头的干净整洁、民众的守序有礼……所有这些超越“仇恨符号”的美好事物，他们都应该有机会去接触、去了解、去体验。
新世纪的孩子，理应成为既记得历史重量，又拥有开阔视野、人格健全、精神丰满的一代。
猛虎与蔷薇：我们这代人眼中的日本
秦克雨 (2025-09-17 09:56:49) 评论 (4)作为一个八零后，我对日本从来没有太多仇恨。
小时候看《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日电影，只觉得日本军人又蠢又笨——这样的智商还敢侵略我们？不被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才怪呢，甚至有点可怜他们。
初中时，我和同学们沉迷于《七龙珠》漫画，孙悟空的热血、伙伴间的羁绊，是课间最热烈的谈资；语文课本里鲁迅的《藤野先生》，字里行间满是对异国恩师的感念，藤野先生修改讲义时的认真、送别时的恳切，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日本也有这般温厚的灵魂。我还在课外读到日本人写的《一碗阳春面》，母子三人在寒夜共用一碗面的隐忍与坚持，文字真挚的让人心头发热。那时我觉得，日本漫画好，日本老师好，日本普通人之间的感情也淳朴真诚。但心里的疙瘩却越来越重：这样有温度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军人为何会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
到了高中，因为性格内向，这份困惑被我藏在心里，我没敢问老师。现在想来，即使问了，以当时地方中学老师相对局限的视野，或许也难给出能解开我心结的答案。那时我贪婪地读文学名著——欧美的、亚洲的，只要能找到就囫囵吞枣地读。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青春的迷茫与孤寂，读川端康成《雪国》中雪与美交织的清冷，读三岛由纪夫《潮骚》里海岛少年纯粹的爱恋，才真正触摸到日本文学的独特气质：细腻如丝，感伤如水，那种藏在文字背后的含蓄之美，和我国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里的厚重与直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位老师曾和我们闲聊美国与日本，他没讲什么家国大道理，也不说说这两个国家好与坏，只提起自己去那边留学的同学，光靠课余刷盘子就能月入七八千人民币。那时正值世纪之交，这个数目让我们瞠目结舌，心里忍不住生出对那个“遍地世是机会”的世界的向往。高中历史课又更详细地重讲了近代史，从明治维新到大陆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才终于明白：日本二战时作为轴心国，侵华是其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的必然结果。军国主义思潮像毒雾般笼罩整个日本，将个体理性吞噬，让整个民族陷入集体癫狂，正是这种癫狂泯灭了人性，才酿成南京大屠杀的惨剧。日本人既有着二战中的残暴，又有着文学作品里的细腻，让我想起“猛虎细嗅蔷薇”这个比喻——刚与柔、狠与暖，竟能如此矛盾地集于一体。高中毕业时，这份疑惑仍像根细刺，扎在心里。
大学后不再系统学历史，本以为和日本的交集就此淡去。但那时我们正值二十岁，青春躁动，荷尔蒙漫溢，QQ成了最火的社交工具。起初大家挤在烟雾缭绕的网吧里聊天，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后来宿舍里陆续有人买了电脑，名义上是用来查资料、写论文，实际上多半是用来下载影片的——那时的BT网站上，充斥着海量资源的影视资源。
至今记得，寝室里第一位买电脑的同学，花了整整一个周末，下载了一百多部日本毛片。午休时他悄悄地点开播放，消息像长了翅膀，不仅同寝室的人围坐床边，隔壁几个寝室的男生也蜂拥而来，小小的寝室里里外外围了三层。所有人都睁着眼睛盯着屏幕，鸦雀无声，只有电脑风扇的轻微声响。随着画面推进，不知哪位同学太入神，嘴里流下了涎水，大声吸溜了一下，格外清晰，瞬间打破了寂静，惹得大家哄然大笑。就在那片混杂着尴尬与雀跃的笑声里，我们认识了日本“生理老师”——苍井空。她可谓八零后、九零后的性启蒙导师。后来毕业后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日本人，不免想调侃一句：“终于看到穿衣服的日本人了。”
大学四年，我在网络上只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反日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张贤亮的《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写得慷慨激昂，，从历史账算到经济账，理由看似充分。但那时就有学长说，张贤亮在宁夏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刚起步盈利，这篇文章明着谈抵制，实则更像借话题为影城造势。尽管如此，它确实影响了不少不明就里的读者，让他们对日本商品本能地退避三舍——当然，苍井空这类“文化产品”除外。
那几年我还看了姜文的《鬼子来了》和陆川的《南京，南京》。《鬼子来了》用褐色幽默的外壳裹着悲剧内核，村民们对“鬼子”的懵懂、恐惧与最终的覆灭，笑着笑着就让人眼眶发涩；《南京，南京》则用冷静到近乎残酷的镜头，直面屠城的惨烈，每一个画面都沉重得令人窒息。但这两部电影都没有刻意煽动民族仇恨，观后走出影院，大家都沉默着，没有义愤填膺的咒骂，更没有打打杀杀的冲动，只在心里反复确认：那个失去人性的黑暗时代，再也不能回来了。
一次在学府书店的文学作品展架前，我正翻阅李敖的《快意恩仇录》，一位戴眼镜的青年主动搭话，说他也喜欢李敖的犀利。聊得投机，话题自然落到日本。他说自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去过几次日本，然后突然提到：“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到大打的很多疫苗，其实都是日本赠送的。”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质疑，甚至觉得他在为日本洗地，是别人嘴里所说的“精日分子”，敷衍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直到多年后看到新闻，日本决定停止向我国捐赠疫苗，我盯着屏幕愣了很久，才猛然想起书店里的那场对话——原来他说的是真的，我竟冤枉了他那么多年。
我们这一代人，在历史课本的严肃与日本流行文化的鲜活中长大，对日本的仇恨早被岁月磨得淡了许多，理所当然地以为零零后、一零后出生在更开放的时代，这份历史包袱会更清。可现实，远比我想象的残酷。
新世纪出生的孩子们，脑中的国仇家恨竟浓烈得超出了我的认知。在一些学校的活动里，常常能看到模拟战争的场景：他们穿着小军装，背着塞满报纸或棉絮的炸药包向冲锋，嘴里喊着“炸桥！”“炸铁路！”“消灭日军！”，演得无比逼真，脸上的愤怒与决绝，是装不出来的。那份溢满胸腔的仇恨，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胸膛，随时准备踏上战场，去“报南京大屠杀之仇”。
他们比我们这代人敏感得多，甚至到了偏激的地步：见到有人在公园赏樱花，会上前呵斥人家忘记了国仇家恨；街头碰到穿和服拍照的姑娘，他们会走上前去指责，甚至将之扭送到帽子叔叔那里；看到商店招牌带有日本元素，就立刻举报曝光；谁要说一句“喜欢日本漫画”“觉得日本产品好用”，就会被贴上“精日分子”的标签，骂作汉奸。在他们眼里，日本与我们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谁亲近日本，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这样的现象几乎天天在网络上、现实中上演，但这真的不是孩子们的错。他们只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单一的叙事、片面的引导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他们本该知道：1945 年战败后，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军国主义早已被钉进了历史的棺材。此后的八十年里，日本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在汽车、相机、音响、生物科技、漫画、推理小说等诸多领域创造了辉煌，诺贝尔奖得主层出不穷。哪怕在争议性的“色情电影”领域，他们也形成了成熟的产业体系，作品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无数成年人的电子设备里。
我们真的不能让孩子只活在八十年前的阴影中。如果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战争和仇恨，只会带着偏见与恶意去看待日本、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二战后八十年里世界的真实变化：日本的新干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村上春树的文字如何抚慰孤独的灵魂，日本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如何提升生产效率，甚至日本街头的干净整洁、民众的守序有礼……所有这些超越“仇恨符号”的美好事物，他们都应该有机会去接触、去了解、去体验。
新世纪的孩子，理应成为既记得历史重量，又拥有开阔视野、人格健全、精神丰满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