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前半生之三：文革动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父亲正担任野外队总工程师。运动伊始，地质局的老领导李局长等人首当其冲，成为“走资派”的批斗对象。为了自保，他们把最信任的老部下——父亲——从野外队借调回成都机关，让他帮助维持局面，等于是推到“保皇派”的位置上。

父亲谨小慎微，不擅长政治，却被裹挟进了“大联合”的群众组织，当选为勤务组里的一名“勤务员”。所谓“大联合”，最初只是几个小的群众组织并在一起，但很快形成了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山洪”对立的派别。

别以为区区“勤务员”没什么了不起，鸡肋般的存在却仍然有人羡慕嫉妒恨。一天，母亲回家的时候，路过隔壁邻居家门口，遇到邻居阿姨。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阿姨突然对母亲破口大骂，说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比如“你丈夫烧了我老公的钢笔”之类），却不明说她的真正诉求。后来才估计，她是对老公没有当上勤务员不满。从此，原本友爱的两家人再无来往，见面时形同路人。

父亲所在一派主张“抓革命促生产”，努力保持机关运转；“山洪”则以“横扫牛鬼蛇神”为号召，常常武斗闹事。当时局里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一次只认识几个字的我看到其中一张大字报上，父亲的名字打了红叉，旁边的漫画竭尽丑化之能事。不用说，这肯定是山洪的杰作。

父亲在派性斗争中多次被押上台批斗，胸挂木牌，低头“认罪”。不过有时候山洪的头头也享受了同样的待遇。

1967年二月，北京爆发“二月抗争”（又称“二月逆流”），全国“造反派”一度受挫。父亲也在风声中被抓进成都军区，关押一晚，第二天清晨就被释放，显然是老上司们极力营救的结果。

成都不像重庆等城市，不是武斗的主战场，但小规模的武斗也是有的。地质局南墙外，隔街就是成都市第二师范学校，里面的学生分为两派，分别占据一栋教学楼用步枪互射。不知道他们互相的伤亡如何，街上过路的却常常被误伤致死，校墙上常有讣告。地质局内临近南墙的居民不得不在屋里打地铺以防流弹。

地质局内部的武斗远没有这么惨烈，最激烈的一次是“科研大楼攻防战”：攻方戴着藤帽，拿着钢钎，逐层进攻。而守方则朝攻方仍石灰块（没敢扔砖头）。最后攻方队员攻到了顶层，将守方队员痛打一顿，但没人死亡或致残。

父亲有一次在街头遭到“山洪”围攻，灯芯绒外衣被扯得粉碎，险些受伤。邻居沈叔叔虽然只是大联合的普通成员，有一次被打得更惨：不仅衣服被撕，眼镜还被打碎，眼中充满血丝。

到了1969年，派性斗争逐渐降温。春节时，父亲还带我一起回到农村老家过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成都局里举办庆祝活动，父亲带回家一些鞭炮。九大闭幕游行那天，他托关系让我坐上了局里的宣传车，那是我童年记忆里难得的兴奋与荣耀。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当年下半年，军管会正式接管地质局，派性斗争彻底收场。次年，1970年，父亲进入地质局疗养院举办的学习班，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当时母亲又要随队出差野外，我年幼无人照料，只好请奶奶来成都帮忙。

这一时期，父亲在政治风暴中几度沉浮，既有险象环生的时刻，也有日常琐碎的小记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谨慎行事，保全自己与家庭，默默等待风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