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就看到文学城里大家热议中国新上映、票房极高的《南京照相馆》。我慢了半拍，最近才有时间去观看，之后又看了网上关于拍摄地的采访和照相馆取景点的介绍的视频，尤其是照相馆地窖的空心地板，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影片由申奥执导，主演阵容强大：刘昊然、高叶、王传君、王骁、原岛大地、王真儿、杨恩又出演。电影因为是在暑期上档，有许多学生观看，不少机关企业包场，官方也补贴了3000万从而将票价降到了￥19.9，票房收入巨大。不过说这部电影是今年中国最佳电影，可能是有点夸大其实的。

当然，如果单看演员的表演，他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主角的流量明星——刘昊然在片中饰演的邮差苏柳昌（阿昌），据说他一直背负着“演技质疑”的舆论压力。也许因为面生，我倒觉得他演得还不错。他的表演大部分时间都是内敛的：面对日军的虚伪友好，他眼神中透出的戒备与压抑；讨论如何传出底片时，他的犹豫与纠结，都藏在细微的动作和呼吸里。

阿昌原本只是个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为了活下去，他慌张地躲进照相馆，冒充学徒混口饭吃，每天小心翼翼地给日军冲洗所谓的“亲善照”。然而，当一张张血淋淋的屠杀照片在暗房中显影时，这个年轻人内心被彻底震撼。他从最初的畏缩、只求自保，到后来与同伴并肩守护真相，转变贯穿全片。影片并没有将他拔高为“完美英雄”，而是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残酷的历史中被迫成长。

影片尾声，那一声嘶吼真是太有力量，太让人震撼了。日本兵的刺刀刺进胸膛，他用尽最后一口气用日文喊出：“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朋友，不可能……”

正如刘昊然自己所说：“阿昌需要留在那里，他像一个历史的判官一样，告诉那个日军摄影师，你试图掩盖和修改的东西，是不可能被修改的。”

高叶在《南京照相馆》里的表现，虽没有《狂飙》里“大嫂”那样耀眼，但也依旧稳稳在线。她饰演乱世中漂泊无依的龙套演员林毓秀。都说，会演哭戏的演员才是一个好演员，在影片里，她有多场哭戏，但并非声嘶力竭，而是用压抑的哽咽、嘴角的颤抖、泪水的决堤，把内心的愤怒、崩溃与求生挣扎层层递进地呈现出来。尤其是这一幕：怀抱冰冷的婴尸，被日军枪口逼迫着微笑——那僵硬而战栗的嘴角弧度，比哭更狰狞，成为全片最让人揪心的瞬间，让人禁不住地流泪。

王骁在《南京照相馆》里依然延续了他一贯的“好配角”特质。相比刘昊然饰演的主角阿昌，照相馆小老板老金的戏份没有那么多转折和戏剧性。有人觉得他演得平平，甚至有些过火，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表演自然、能让观众真切代入这个小老板的处境。王骁是剧里唯一的南京人，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

他在送别妻女时说：“你爸爸也就有这点本事了。”，然后他一一拉下照相馆的各式背景，带着甚至有点得意的笑容，让大家仿佛瞬间就游遍了祖国的山河。温馨里透着酸涩。

最后他举起照相机，直面日军枪口，说“老子是照相的”。在压抑中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倔强与愤怒，这一刻，他既是个人的抗争者，也是千千万万普通南京人的缩影。起初观众可能觉得他有些鲁莽，甚至“演过”，但细想，他别无选择：妻子和女儿生死未卜，家园破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死拖延时间，为林毓秀和还是婴孩的小儿子争取最后的生机。正是这种沉默的爆发，构成了他的高光时刻——普通人被逼到极限时的必然选择。

反派角色由中日混血儿原岛大地饰演（摄影师伊藤秀夫），他干净秀气的外表，让观众一开始误以为伊藤秀夫或许有良知，但随着真面目暴露，他的伪善与冷酷反而更加彰显。电影中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之死，只因他满脸不耐烦地说了一句：“让他别哭了。” 他没有亲自动手，却比亲手杀人更令人不寒而栗。他表面对阿昌说“我们是朋友”，却在给他的两个通行证上做了标注，并对手下下令：“看到这两个人，就杀了他们。”选用这样一个外表的演员来饰演这个残暴、又伪善的摄影师，极具讽刺意味，也暗示了日军所谓的“人面兽心”。

王真儿饰演老金的夫人赵宜芳。金夫人原本只是平凡的妻子与母亲，眼中全是丈夫和孩子，家几乎就是她的全部世界。战乱爆发后，她坚守的一切被摧毁，她开始理解何为同胞、何为家国。最初，她看不上林毓秀戏子的身份，不让对方睡她的床；后来，却心怀感恩，抱着林毓秀痛哭，并把全家糊口的干粮拿出来托付。

与女儿拿着两张通行证离开南京时，原以为是个生机，却没想到是催命符。性命垂危之际又看着女儿被日军侵犯，那一刻赵宜芳的呐喊痛彻心扉，带着直击灵魂的感染力。王真儿演过不少我记不住她角色的电视剧，在这里的表演，份量是最重的。

最后再聊一下电影里的小演员杨恩又，最早认识她，是在她与朱一龙合作的《人生大事》中，那个鬼灵精怪的小刺头——武小文。《南京照相馆》中年仅十岁出头的她饰演金婉仪，却能精准传递出角色的悲情与沉重。她将一个年纪尚小却目睹山河破碎、亲人离散的孩子的痛苦，表现得入木三分。影片中，当大家通过抓阄，将仅有的两张通行证留给金婉仪和母亲时，临行前，她与父亲告别，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一颗颗滑落。那一刻，她的眼神里充满不舍、害怕与愧疚，以及本不该由她承受的痛苦与挣扎。这样的情绪饱满而真实，连许多成年演员都未必能精准拿捏。很有潜力的小童星。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演员们的表演出色，但这个阐述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历史战争片，和真实的历史有不少不符之处。

历史就是历史，没必要用一个“国产英雄”去掩盖两个美国英雄(相片拍摄者约翰·马吉（John Magee）和冒死送出相片者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揭露日军暴行的正义行为，这种改编有“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抢夺他人功绩之嫌”。我认为而面对如此悲痛的一段历史，仅有艺术创作是不够的，还需要严谨的叙事、对真实历史的敬畏，和认真的历史分析。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著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讲演： "《南京照相馆》：最该讲的历史真相为啥没讲?"是怎么说的：

咱们迎来了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了。然后这个电影院里就有很多关于抗战的电影上映，其中呢有一个叫这个《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很快就在互联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说它是在煽动仇恨，也有人说它是还原了历史真相，从而让我们对民族经历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么为啥这部电影的热度这么高？其实在我看来啊，一方面呢，是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背景之下，这电影属于是非常应景的作品。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部电影讲了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那就是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

这件事儿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那真的是不忍回顾。当时的日本军队在南京城烧杀抢掠，犯下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当然了日本人也知道自己干的事情太禽兽了，所以对自己军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那是严加保密，要么是禁止拍摄。就算有些内部随军记者拍了一些照片，那也逃不过审查，被打上了不许可的烙印，禁止公开发布传播。对于日军来说，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极力避免让外界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些屠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国际社会就知道了。

日军在南京城里犯下的种种暴行，在《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中，告诉我们的是咱们中国人，把日军这些影像罪证传播到世界。咱们这个实话实说，这也是符合一部分事实的，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件事儿主要是由一位名叫马吉的美国牧师干成的，是他把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影视资料传了出去，让世界知道了这场惨剧。而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马吉牧师拍摄的胶片也和另外两本日记一起，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一个美国牧师为啥要拍摄大屠杀的景象? 这些胶片都记录了什么? 又是怎么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的?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咱们讲正文之前，先得讲一讲这个马吉牧师的背景。这位马吉牧师是美国圣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早在1912年就来到了南京，到1937年的时候，他已经在南京生活了二十五年，所以他的中国话讲的也是非常的流利。在这段时间里，马吉在下关挹江门的道胜堂教堂传教，不仅给穷人们布道，还教他们认字，并且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马吉牧师的这些善举赢得了很多南京人的尊重和喜爱。

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入侵中国。这一年的秋冬季节，日军占领了上海，并且逼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整个南京城里人心浮动，大批有条件的外国人都走了，但是马吉选择留了下来。他的动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战争中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为南京城里无依无靠的穷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了12月初，南京陷落在即，马吉和南京城内的其他外国人在商量之后一致决定，效仿法国饶家驹神父在上海的做法，在南京成立一个安全区。

关于饶家驹神父的故事，我之前专门儿讲过，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在咱们这个频道里搜索一下就能看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这个马吉牧师，他们建立的这个安全区，是以美国大使馆为核心，占地面积接近四平方公里，在里面设置了二十五个难民救助所。到了12月13日南京陷落，这个安全区呢也开始运作。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承认这个安全区，而且承诺安全区非军事化，希望这个安全区能阻止日军闯入，最大程度的保护逃命的难民。可惜整个南京城早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兽性大发的日军怎么可能会把安全区放在眼里？所以频频进入安全区烧杀抢掠。

马吉牧师本来希望自己能够在安全区尽可能的救助更多的难民，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救助的问题了。因为日军这么大规模的暴行，不但让传统的救助工作收效甚微，而且极大的击穿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为了阻止日军继续施暴，马吉牧师也不是没有努力抗争过。他经常举着十字架站在安全区的入口，对着日军大声呵斥，让他们不得闯入。但是日本人根本不听他的，该发生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吉并没有被沮丧击垮。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为惨死的难民做点什么。他选择的方式就是用影像把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正好马吉牧师有一个16毫米的胶片摄影机，这玩意儿在当时可是一个稀罕物。他平时就拿着这部摄影机记录一下教堂的各种活动，早就把摄影机这种高端货弄明白了，于是当日本人在安全区内外不分无差别的屠杀难民时，马吉就拿起了自己的摄影机尽可能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拍了下来。

在他的镜头里，有浑身鲜血的小女孩，有头盖骨被砍开却侥幸活下来的小男孩，有眼神呆滞的母亲，有烧毁的房屋，有被拖走的尸体，还有那些躲在教堂墙角瑟瑟发抖的难民。这些场面就连日军自己的随军记者都不能随便拍摄，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人拍下来呢？这是因为啊，马吉拍的很多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后果现场。像什么伤员尸体，被烧毁的房屋，被砍伤的平民，遭到强奸之后的幸存者等等，这些影像都是在日军施暴结束离开之后，马吉牧师在安全区内拍摄的。

在当时，日本表面上还在维持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尽量避免和欧美国家撕破脸。因此日本人面对一个美国传教士，还算是客气的。尽管这样，马吉还是万分小心，因为在当时的南京城里有不少日军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理智和人性，真要是和这帮禽兽硬碰硬的话，倒霉的还得是自己。因此马吉每次拿出摄影机都会非常谨慎，一方面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就是保证拍到的东西能够清晰证明这就是日军暴行的后果。

到了1938年一月，持续六周的大屠杀终于结束了。日军一方面对外声称南京的秩序已经恢复，另一方面又强迫那些躲在安全区里的中国人回家，这实际上啊就是解散安全区。

马吉牧师知道接下来他已经没有了特殊身份的保护，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所以他必须尽快把手里的胶片给送出去。于是他把原始的胶片剪成了很多段，并且给每一段都做了一份拷贝。当一些传教士和西方外交官撤离南京的时侯，马吉就把分成数段的胶片，交给几个信得过的友人，其中包括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等等。他们有的人把胶片藏在了行李当中，有的人把胶片藏在了大衣的内衬里，穿在身上带到了上海的外国租界，还有的人把胶片藏在了外交邮袋当中，因为外交邮袋受到这个《维也纳外交公约》的保护，所以不受日军的检查。可以说，这是当时最安全的运输方式。而这些藏在外交邮袋中的胶片也安全抵达了上海租界和香港，最终辗转送到了美国。

在马吉的胶片到达美国之前，他和其他的西方人就已经用电报的形式，把南京城的悲剧报道给了外界。在1938年一月就已经让西方媒体哗然。

当时日本外务省内部警告大本营，如果继续放任南京局势，将会严重损害国际形象，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甚至直截了当的说，南京之暴行因外人广泛目击，已无可能压制，须有人对此负责，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也被撤职编入预备役，这也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中，罕见的因为民事扰乱而更换高级将领的案例。

到了1938年春天，马吉牧师也回到了美国，他立刻着手剪辑这些胶片，最终剪出来了十分钟左右的成片。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份在南京大屠杀时拍摄的影像资料。随后马吉牧师把成片在教会红十字会，大学和媒体机构中放映，而且马吉亲自出席放映会，给美国人现场讲述南京城内发生的惨剧。

对于马吉牧师来说，播放这些影片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南京幸存的难民争取到更多的人道援助，二是出于传教士的正义感，他就是要揭露南京城里日军的暴行。

等到这部影片放映之后，立马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一些美国城市，观众还没等到影片结束就泪洒当场，当时包括这个《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多家美国媒体，对南京暴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报道。大量美国教会和民间机构了解到南京的惨状之后，纷纷慷慨解囊，对中国捐款捐物。

与此同时，影片中展示的日军暴行也让美国社会开始对日本有所警觉，甚至有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他们说，既然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犯下这些暴行，美国政府应该出手制止。为什么还要对日本保持中立？还有一部分国会议员看了马吉的影片之后，强烈呼吁不能光在嘴上谴责日军的暴行，起码要有所行动才行。这些民意的出现也成了美国对日本政策转变的先声。

而日本方面得知马吉放映影片，一开始还试图辩解。日本驻美国大使馆还私下抗议美方传播歪曲中国战争真相的影片。而日本军部从此之后，也加强了对战地记者的管控，更多的照片被打上了不许可的印戳。

虽然从后面的历史进程上看，马吉的影片没有改变日军在中国肆虐嚣张的气焰，但是西方世界对于日本观感的急剧转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样的转向在几年之后，也终于把日本推向了全面与英美开战的不归路。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盟军准备在日本首都东京审判战犯，马吉的影片就成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虽然马吉本人没有出席东京审判，但是他的影片，作为第146号呈堂证据，被中方检察官向哲濬正式提交，并且当庭播放。

在这里多说一句，在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曾经是有计划的销毁各种罪证。而在当时的审判现场，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也声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南京城内发生了大屠杀，更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松井石根需要对此负责。

针对这些问题，中方检察官向哲濬先是调取了松井石根亲自签发的命令，其中就有发扬日本威武而使中国畏服的说辞。向哲濬还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畏服的含义，这清楚地表明松井石根，不但对南京的暴行知情，而且是纵容的态度。

至于南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就是马吉的影片了. 这个短短十分钟的影片在法庭播放的时侯,成了整个审判中最沉重最沉默的时刻之一. 当时的一名记者回忆说,影片结束时整个法庭像是被冻结了,没有人开口,只有死一般的沉默。等到影片放映结束几分钟了，法官才缓过神儿来，敲锤继续审判。

面对这样铁一般的证据，松井石根和其他几名被告，要么低头不语要么闭眼不看。而日方辩护团律师表示，这是非官方的私人影像，有可能是被恶意剪辑加工的，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不过，法官在仔细审阅了其他的材料之后，驳回了日方辩护律师的意见，给出的理由是影片由可信第三方，也就是美国牧师拍摄，经由诸如红十字会美国国务院这样的中立机构传递，并已在多方核实。法官们最后声明，本影片具有目击者拍摄，未经敌对政府操控的特性，可采信为证据。这是战争审判史上首次使用影片作为动态直接证据。

马吉这个影片的播放，让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正式进入了国际法庭话语体系。

当然了，如果中方只能拿出马吉的影像资料，那也只能是孤证。

幸好啊，当时的南京还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他们的证词和日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人拉贝的证词和美国人魏特琳的日记。

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南京分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纳粹党员。当时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关系非常近，可以说是合作无上限的准盟友。作为一个纳粹党员，如果贯彻党性的话，拉贝理应是对日本军队的暴行充耳不闻。但是他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不仅牵头建立南京安全区，积极保护中国难民，还在南京大屠杀之时抗议日军暴行，并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记录在案。

在那段日子里，拉贝几乎每天都以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向驻南京日军发出抗议：比如我亲眼见到3名中国女性被拖进巷子，半小时后出来衣不蔽体，再比如日军从平民中随意拉人枪毙等等。

等到了1938年2月，拉贝调回德国之后，也把这些抗议信和手稿带了回去，他还想着在德国国内讲述自己在南京看到的惨剧，结果就遭到了盖世太保的敲打，命令他不得公开谈论南京事件。

而到了1946年东京审判的时候，此时的拉贝生活困顿身体状况极差，虽然国民政府力邀他来东京，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到东京出庭作证了。即使如此，他当时保存下来的抗议公函也成了至关重要的呈堂证据。比如有一封他写给日本军方的抗议信里面就说，日军不顾安全区的标识和国旗，持续在区内抓人枪杀强奸妇女，我作为德国国民纳粹党员，无法理解这与日本皇军仁政的精神有何相符之处。

拉贝的大量抗议信内容，和马吉牧师的胶片完全能够相互佐证。而且如果一个纳粹党员都对日军的暴行无法忍受，那么这些日军究竟有多么的禽兽不如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拉贝之外，美国人魏特琳的日记也非常重要。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她每天都在目睹日军的暴行，几乎天天都有妇女被日军强行带走暴力侵害。为了阻止日军暴行，魏特琳多次一个人站在大门口，阻拦持枪日军入侵，但是根本无济于事。在此期间，她多次尝试联系日军宪兵警察，德国使馆，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留下了大量抗议记录和对日军无视承诺的笔记。

不幸的是，这个魏特琳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在1941年自杀。而她的日记在东京审判中作为重要的旁证，被用来支持日军指挥官未加遏制士兵暴行的指控。

就这样，马吉的影片，拉贝的抗议信，和魏特琳的日记形成了三角互证结构，提高了证据链的强度。可以说正是这些国际友人的影像记录和文字证据，才构成了给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首恶们定罪的关键。

我原来写的拉贝的文：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182/201806/35552.html

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战争罪行，其血腥与残忍震惊了全世界。南京大屠杀是每一位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历史伤痛。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惨案却几乎被世界遗忘。

直到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挺身而出。1997年11月，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出版。张纯如通过大量原始档案、第三方目击者的记录，以及中、日、西方的多重视角，全面揭示了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她在1999年曾说过：“南京大屠杀终于在世界历史中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页。”

我曾专程前往她的墓地，悼念这位用笔与良知守护历史真相的杰出华裔作家：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182/202109/10280.html

今年是二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让我们再次回望张纯如为《南京大屠杀》所写的前言。她的文字没有渲染“仇恨教育”，而是以冷静与真实，向世人呈现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惨烈的悲剧。

她书的前言如下：

“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毫无疑问，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个事件。”

“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对特定时空范围内日本人行为的批评等同于对全体日本人民的批评，这不仅是对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夺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对日本人民的伤害。本书无意评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他们犯下如此暴行。本书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单薄外衣，使人变成魔鬼，又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乔治·桑塔亚纳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注：文中部分内容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