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平，1962年生于四川，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思想解冻与再封闭交替的年代。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学者李泽厚，主攻西方哲学与文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界经历了短暂的思想热潮，也经历了血腥的政治清算。石平就是在那个节点上，逐渐对体制彻底失望。
1990年代，他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大学研究西方哲学与政治思想。原本只是学术追求，却在异国逐渐生根。石平看到日本社会的民主制度、言论自由与个人尊严，与中国的专制与封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照，让他逐渐走向与中国决裂的道路。2007年，石平正式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公民。
入籍日本后，石平很快成为日媒熟悉的评论员。他在电视、报纸、网络上频繁发声，剖析中国的体制问题，批评中共的专制与腐败。他的日语流利、逻辑清晰，加上“中国出身”的特殊身份，让他在日本舆论场极具辨识度。
2022年，石平加入日本保守政党，自民党的一个派系推举他参选。2023年，他成功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成为在日华裔政治人物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当选，本质上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心增强密切相关。日本选民需要一个“了解中国的日本人”，石平正好符合这一角色。有人讽刺他“吃日本饭砸中国锅”，但换一个角度看：一个已经归化日本的公民，维护日本利益，不仅合理，而且是他的职责所在。否则，他才算是对选民失职。
石平与中国的矛盾，不是“政见分歧”，而是彻底决裂。他直言：中共体制根本无法改革，民主化的希望渺茫；中共通过民族主义绑架中国人，把“爱国”当作压制异议的武器。他还批评中国在南海、台海问题上的扩张姿态，认为这是对周边安全的威胁。
此外，他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被中国舆论抓住不放。对北京来说，这是一种“原罪”。但从日本政治的语境看，参拜靖国神社是部分保守派议员的惯常动作，并非个别行为。石平的选择，是在日本政坛站稳脚跟的方式之一。在外交部的表述中，石平“向敌对势力纳投名状”，成了“叛徒”。这种用词，带有极强的情绪化色彩，不像严肃的外交辞令，更像是家长里短的辱骂。
为什么北京要如此大动干戈？首先，石平击中了中共的痛处。他来自中国，深知体制运作逻辑。他的批评，不是外部学者的“臆测”，而是内部出身者的“揭伤疤”。这类声音最让北京难堪。
其次，北京要“杀鸡给猴看”。对那些在中国出生、后来移民他国的知识分子或政客，这是一个警告：你们永远不要想着批评中国，否则随时可能被点名、被制裁。北京要制造一种“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威慑氛围。
最后，这是民族主义宣传的需要。中共在国内塑造“受害者叙事”，需要“反华分子”的符号。石平恰好扮演了这个“靶子”。批评他，不仅能转移国内矛盾，还能制造“团结对外”的假象。
如果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石平是“背叛者”。但如果站在人类普世价值的角度，他的选择无可厚非。他已经是日本公民，他的第一身份是日本人。他在日本参政议政，为日本利益发声，完全合理。如果一个日本议员跑去替中国说话，那才是真正的“荒唐”。
即使有人认为石平的言论过激、立场偏颇，那也应被视为个人选择。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保障了他发表观点的权利。一个国家可以反驳、批评，但不应以带有威胁恐吓的手段，来对付一名他国议员。
中国对石平的点名，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一方面，它让石平在日本政治舞台更有名气。原本，他只是一名普通政客，很多人本不认识他，如今却因中国大动肝火而一夜爆红，受到全球关注。这等于帮他“加冕”，使他在反中议题上更有代表性，更具“普世价值”。
另一方面，它让外界更清楚地看到中共的逻辑：不是基于事实辩论，而是动辄贴标签、辱骂乃至威胁。这种做法，在民主国家舆论场中，只会引起反感。对外，它损害中国的形象；对内，它让中国人更加不敢公开讨论类似问题。长远看，这种“泼妇骂街”式的外交辞令，不但没有吓倒“背叛者”，反而使更多人怀疑：为什么一个政权如此害怕一个小小的议员？
中国为何对他大动干戈？不是因为石平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戳破了一个专制政权最忌讳的痛点：人们可以离开中国、批评中国、在别国立足而且活得很好。这才是真正让北京坐卧不安的地方。中国的“制裁”，既无实效，显得恼羞成怒，完全是自损形象的举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北京想要垄断“叙事权”，想要绑架所有出生在中国的人，永远不许“背叛祖国”。这种霸道与无赖，只会让世界看清：真正心虚的，不是石平，而是那个对自由如此恐惧的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