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先换位思考：政变到底威胁到谁？
对当权者而言，政变意味着权力瞬间化为乌有，乃至性命不保。一个在万人簇拥中俯视群臣的统治者，可能在短短一夜间被赶下台，或者在枪声中仓皇失措地逃命。历史上，多少“至高无上”的领袖，最终都是被政变推翻，或者被自己最信任的亲信出卖。于是，他们竭力向百姓灌输“政变可怕”，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
对普通百姓而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谁坐在宝座上，而是生活是否安稳、税赋是否沉重、孩子能不能吃饱饭。百姓的核心诉求，归根到底是“生存”。因此，政变对他们的直接影响，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巨大。若新上台的政权能够带来更公平的制度、更开明的政策，百姓反而会暗自庆幸。
回顾世界历史，可以看到很多政变不仅没有造成无休止的动荡，反而成为社会走向进步的转折点。
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下，这不仅仅是一堵墙的坍塌，而是东德政权的溃败，是东欧剧变的象征。这里并没有血腥的屠杀，而是一场广场上的群众运动、一种权力秩序的瓦解。对西方人而言，这是自由的胜利；对东德人而言，这意味着结束了几十年的监禁，重获出入自由。这难道不是最温和、最让人期待的一种政变吗？
1990年代的台湾，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国民党长期的执政地位被民进党打破。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制度内的“和平政变”。政权交替不仅没有引发内乱，反而使台湾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到民主社会的转型。今天的台湾民主模式，正是那场权力更迭的成果。
1991年，苏联爆发“八一九事件”，部分保守派高官企图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已经摇摇欲坠的苏维埃政权。然而政变失败，结果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原本一度高压的帝国，就此在和平中瓦解。冷战结束，东欧各国纷纷走向民主与市场经济。从当权者角度，这是灾难性的崩溃；但对很多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从专制高压走向自由开放。虽然过程中有阵痛，但历史方向已不可逆转。
中国历代政变层出不穷，从宫廷政变到军事政变，从“夺门之变”到“辛亥革命”，几乎每一次都在重塑社会秩序。现代史上的“政变”，也层出不穷。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刘少奇一度掌握实际权力，被视为可能取代毛的继承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政治上的“潜在政变”。然而结果是毛先下手为强，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彻底打倒。对于刘少奇而言，这是失败的政变；对百姓而言，却是另一场浩劫的开始。
林彪原本是毛的接班人，但随着矛盾激化，他试图通过“政变”掌握权力，最终逃亡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一幕成为中国政坛最戏剧性的悲剧之一。政变未遂，换来的却是更深的恐怖与肃杀。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联手发动政变，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一政变几乎是举国欢庆，百姓奔走相告。人们并没有害怕，反而视之为解放。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受欢迎”的一次政变，因为它终结了长达十年的动乱。
华国锋以“两个凡是”固守毛的遗产，结果很快被掌握军权的邓小平挤下台。虽然没有流血，但这同样是一次典型的政治政变。此后，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了后来的经济起飞。从结果看，这场政变不仅不可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在八十年代，胡耀邦因宽松开明的政策而被迫下台，赵紫阳因六四事件而被罢黜，这些也都是“软政变”。百姓虽然惋惜，但从整体而言，这些政变的受害者并非百姓，而是那些失去权力的领导人。
近些年来，中国的“反腐运动”声势浩大，数以百计的高官、上百位将军相继落马。有人说，这是“以反腐之名，行政变之实”；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别人政变，先发动自己的政变。无论如何，这都显示了一个事实：政变的恐惧，首先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而不是普通百姓心中。对于百姓而言，某位将军、部长被抓与否，其实关系并不大；反而会觉得“终于有人管他们了”。于是，官方越是强调“防政变”，百姓越会心照不宣地笑一笑：这事与我何干？
当然，政变并不总是美好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因政变而引发的军阀混战、长久动乱，比如中国的北洋时期、非洲的频繁军事政变。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政变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是破旧立新的契机，也可能是灾难的源头。
关键在于：政变的“可怕”，并不是因为政变本身，而是因为后续政权是否有能力整合社会、推进改革。如果政变换来的仍是同样的腐败与压迫，那么百姓当然不会受益。相反，如果政变换来了新的制度与希望，那它就是历史的转机。
政变令人谈虎色变，因为宣传塑造了恐惧，让人以为政变必然是血流成河。有时候，政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政变。没有政变，意味着权力的僵化与固化，意味着统治集团的自我封闭。历史的车轮需要推动，而政变，就是那只粗暴却有效的手。百姓真正盼望的，不是没有政变的安宁，而是有政变带来的更新。政变之所以令人谈虎色变，不过是因为猛虎坐在庙堂之上，不愿别人把它赶下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