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前香港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与妻子唐青仪在公园散步时，遇到几名正在打坐、并向游客收集人权请愿书的法轮功学员。按理说，旅居海外的中国高官，最多也就是皱皱眉头，快步离开，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外交礼仪与体面还是要维持的。可梁振英不，他偏偏选择“狗急跳墙”，走上前去，像审问犯人一样，要求法轮功学员提供姓名、籍贯、住址和所属组织。
根据现场视频，梁振英举着手机，对着学员们拍照存档，还口出威胁：“有了你们的姓名，回去就马上传，一连串查下去。”这口吻，不像是退休政客的随意嘲讽，更像是大陆公安局里常见的“口供模式”。
当学员反问：“如果中共找我祖父母麻烦怎么办？你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吗？”梁振英一时语塞。显然，他习惯了在香港官威凌人，却没料到在北欧的公共公园里，这一套根本没人买账。
事后，芬兰警方到场取证，确认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合法，并保证会监控相关区域。芬兰外交部更直接表态：言论与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任何恐吓行为都不能接受。话里行间，已是对梁振英的不点名谴责。
从2012年到2017年，梁担任香港特首，正值港人公民社会活跃、街头抗争不断的年代。他对民主派强硬打压，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拒绝一切对话。对法轮功，他更是磨刀霍霍。
2021年，他在社交媒体上自曝“战绩”：“早在2013年，我指示食环署没收法轮功展品，并要求定期进度报告。”当手下担心引发冲突，他竟拍胸脯保证：“有事叫警察。”结果，果然无人敢当场争执。他在文章里洋洋得意，仿佛这就是自己“维稳”的胜利。
这种骄矜暴戾的心态，在芬兰公园里再次暴露。他不是随口嘲讽，而是当众承认：“法轮功在香港，好多年之后，我们把所有东西查得清清楚楚，你们在香港的一切都暴露了。”这句话意味深长：
第一，他等于自爆当年当政时，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彻底监控、清查法轮功学员。这已经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至少是对香港所谓“高度自治”的一个当众拆台。原来“依法治港”就是这样治的——暗中盯梢、系统清查。
第二，他把这种威吓的逻辑延伸到海外，认为只要掌握了名字，就能“连着查下去”。这不就是“跨境镇压”的核心思路吗？试图用中国式的长臂管辖，在欧洲的公园里重现大陆式的恐惧气氛。
第三，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身份与权力。在芬兰，他不过是一个外宾，顶多带着两个保镖。而在西方社会，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写进宪法、受法院捍卫的基本原则。梁振英想把中共的官威移植到赫尔辛基，无异于螳臂当车，结果只能自取其辱。
梁振英的行为，本质上就是流氓逻辑。他暗示法轮功学员是“收钱参与活动”，这是中共对异见群体的老一套抹黑。凡是不合口味的声音，都被诬陷为“境外势力资助”“拿黑钱”。这逻辑的可笑之处在于：如果真被金钱驱动，怎会有人心甘情愿风吹日晒，默默打坐、收集签名？真正收钱的，怕是那些替权力摇旗呐喊、拿纳税人钱搞“爱国宣传”的人吧。
更荒唐的是，他竟然亲口承认自己动用国家机器长期监控法轮功。换句话说，他公开宣称自己就是“打压信仰自由”的急先锋。可笑的是，这种“战功”并不光彩，反而证明了他是中共最忠诚的走狗。为了政治仕途，他甘当打手，把信仰者视为敌人，把宗教自由践踏为污泥。
一个自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人物，竟在海外公园里对几名普通练功者咆哮拍照，像极了电影里的“恶霸地痞”。如果这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气度，那中共培养出来的干部形象，简直就是国际丑闻。
法轮功作为一个宗教群体，是否值得信仰，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它是否“好坏”，不能由政府裁定。正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各自有不同的教义和实践，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便。政府唯一的职责，是保障信仰自由，而不是横加取缔。
中共在1999年一纸公告，就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随后便展开大规模镇压。这种做法，与其说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如说是对独立于党国之外的信仰群体的恐惧。在中共眼里，任何拥有独立组织力和传播力的群体，都是潜在威胁。
梁振英的行为，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恐惧与威胁。这不仅冒犯了法轮功学员，更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挑衅。看一个人真正的教养，不在于他面对上级时多么谦恭，而在于他对弱者时是否仍能保持尊重。梁振英对几个在公园里默默打坐的普通人，却能恶语相向、恐吓威胁。这说明，他内心深处从未有过真正的宽容与文明。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依附权力的虚张声势，一旦离开体制的庇护，便显得格外可笑。
从梁振英的言行，可以看出一个政治人物如何一步步沦为权力的奴仆。他原本是香港政坛的“专业人士”形象，后来为了博取北京欢心，甘当打压民主派与异议群体的急先锋。等到离任后，转身成为政协副主席，继续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如今，他不惜在海外“亲自下场”，做出这种不堪的举动。这一切，只为了证明自己对北京的忠诚。不惜牺牲香港的形象，牺牲个人的尊严，去当一个没有底线的执行者。
芬兰公园里的这出闹剧，揭示的不仅是梁振英个人的丑态，更是中共“跨境镇压”的缩影。它表明，中共并不满足于在国内打压异见，还要把手伸到海外，去制造恐惧、压制声音。梁振英可以在香港下令没收展板，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自吹自擂，但在赫尔辛基，他不过是个失态的老人，一个被权力操纵到失去理智的官僚。
这场事件的荒诞之处在于：他本想展现忠诚，却反而暴露了流氓嘴脸；他本想震慑别人，却最终成为国际笑柄。或许，这正是权力的宿命：当一个人把尊严抵押给政治利益时，他所剩下的，只是一次次的丑陋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