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因为毕业当年出国没有成功，所以决定再拼搏一年，就在北京混了一年。出来自己混的生活，显然与上学时象牙塔的生活不一样。体会了京城虽大，白居不易的滋味。为了到时出国方便，毕业以后就没有去找国营单位的工作，怕到时多了一个国家单位反添麻烦。就在北京找了一家私人公司暂时打工，方便联系出国事项，一旦出国的事情办妥，马上就可以抬腿走人。这一年混在京城的生活，酸甜苦辣，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多年后回想起来，其实还是颇多有趣的经历，所以就按照所能记忆的情形记录下来。
当时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私人公司不提供住宿。暑假期间可以暂时栖身在学校的学生宿舍，但一开学就不容易呆了。正好公司有一位同事说他有一位同学在北农大附近租了一间房，里面有两张床，但他基本上不去那里住，我可以和他去合租。我去看了一下，其实是在村里，离开公路穿过一片农田就到了。当地村民在自己的小院里面盖了很多房间作为出租房。这就是在一个农民的自己的小院里面，房子看起来还比较新，应该没有盖几年，房间也还比较大，所以我立刻就同意搬进去了。
当时的北农大虽然说起来距中关村也没有多远，我骑车也就大概不到20分钟。但感觉农大那边就是郊区了，因为路旁都是大片农田了，而中关村好歹还算是城市。因为我每天下班之后就到北大与还留校上博士的同学们混，所以几乎每天都是天黑之后才回租的房子睡觉。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从来没有担心过半夜回家的安全问题。但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回家经过村口，骑行在田埂小路上，周围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我冥冥之中就感觉到黑暗之中似乎有人潜伏在村口，并且肯定不止一个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是不是劫匪在村口打劫？会不会前面有一根绊索准备将我绊倒，然后闷棍就打来了？但往回转也不现实，一片漆黑中自行车想往回转，肯定要首先下车看好地面的路再将车转个方向，才能往回骑。不然在田埂小道上，黑漆漆一片完全看不见路，一转弯肯定就掉田里去了。如果真是打劫的，一下车反倒更容易成为攻击对象。无奈中只能加速往前冲，两腿生出无穷的力量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转瞬间就到了租的小院，进去后才放下心。
进去后看见农大的那位哥们在屋里，这是我搬进去之后第一次看见他。然后我正与他述说我刚才在村口的遭遇，外面就想起了咚咚的砸门的声音，以及房东太太的声音，“查暂住证了”。我方才明白过来，大概当时村口潜伏的人员就是当地公安查暂住证来了。只见别的房间里的人们，大多数应该是民工，爬墙的爬墙，上树的上树，一派鸡飞狗跳的场面。我虽然已经读过了不少当时《南方周末》或《新京报》关于公安如何利用暂住证敛财及没有暂住证的民工的悲惨遭遇，比如拉到昌平去挖沙子之类的，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真正看见现实场景的上演。我自己也没有暂住证，有点小恐慌，不知该如何应对。但见对面哥们镇定自若，告诉我没有关系，我们都有北京身份证，不需要暂住证，我于是也就镇定下来了。
一会两个警察来敲门，我们俩就将身份证递上去。警察看完了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旁边房间租房的民工们还不见人影。整个小院到底住了多少人我也说不清楚，至少有5-6个房间出租，怎么也得十几个人。至于这次夜袭到底有多少战果，多少人被抓，就非我所知了。我听说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交罚款就行了。大概交不出钱的才被拉到昌平去挖沙子？后来也在出租房里面遇见过查暂住证，在城里跑时也遇到过查暂住证，但因为不像住的地方这么多人，自然也就没有再见识过这种鸡飞狗跳的场景了。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王府井大街，当时我去北京医院办事，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北京医院是个什么样的医院。这个医院不大，主要是为高干服务，最有名的学科是老年医学。就在王府井，距同仁医院很近。因为中午吃完饭后是午休时间，医院不办公，我就随便在附近转转。就看见一群公安将一群穿着不太体面的民工抓了起来，围成一团。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仅仅因为他们在不适当的时间出现在了不适当的地方。公安态度极为粗暴，连打带骂。有一位红脸汉子正坐在马路牙子上，一位警察过去语气不善的问道：干嘛的？这汉子一看就是草莽之人，自然也不会礼貌答话。于是警察马上就飞脚踹去，汉子敢怒不敢言，最终还是被抓进了圈子。我当时站一旁看见这一切，一时内心正义感爆棚，当时真想冲出去大喊一声阻止警察。可是看了看膀大腰圆的警察，再看看自己的小身板，心想还是别吱声了吧。如果自己也被警察抓到圈子里，真被卖到昌平去挖沙子，那不耽误了出国的大事吗? 再说家里老婆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消息，真被抓了，连个联系人都找不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于是只能走开，眼不见心不烦。
当然，在后来的出租房也碰到过公安查暂住证，但走在大街上则从来没有警察截住我查暂住证的事情。一般而言，大街上警察截住查暂住证的都是衣裳不整之人。但凡打扮得人模狗样的，都不会有警察在大街上突然截住查暂住证之事。所以那些年暂住证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但因为受害者基本上都是没有话语权的民工，所以一直通行无阻，愈演愈烈，直到我出国之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本为白领的孙志刚其实有暂住证，但晚上出外吃夜宵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被抓捕反抗结果被活活打死。虽然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我出国前从《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读过不少类似的报道，但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社会反响并不强烈。但孙志刚的遭遇表明，一旦放任权利泛滥，其实完全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才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最终导致废除了收容制度。只是最初发起这个呼吁的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似乎现在都身陷牢狱之中。
在农大附近没有住太长时间，最多三个月。那位农大的哥们不想再租那房子了，我也就自然不想晚上跑那么远了。于是就在北大附近找房子。找了附近一家大杂院，也是类似农大一样房东在自己的小院里面空地盖来一排房子。不过房子比较旧，也很小，但方便之处是就在北大门外。房间有点过于简陋，晚上睡觉时能听到旁边房间的声音。居住的人也不少，应该有四，五个房间连在一起。房东的自住房是单独的。不过我在这里也没有住太长时间，因为冬天太冷，房间没有暖气，必须自己烧炉子取暖。可是我整天不在那里呆着，就是晚上回去睡个觉，哪有时间烧炉子？
只好又去找房子，当然条件就是冬天有暖气，不过合适的房子不好找，因为平房基本上都没有暖气。公司里刚来了个北京哥们听说后，马上给我打保票说他有个朋友有一间筒子楼宿舍可以租给我。我一听好啊，这是楼房，肯定有暖气。可是就没下文了，我催了几次后才告诉我不行了。后来我看见一个找室友的小广告，说有暖气，于是马上联系。
我去看房时知道这房在挂甲屯，距北大很近。不知大家听到挂甲屯这名字有什么联想，我反正是一下就想到了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就住在挂甲屯。房东老先生是北大退休的后勤干部，只在自家小院里面建了两间房出租。有土暖气，但需要自己买煤，房东老太太负责烧炉子。这是一位从东北来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的中医师，不过进修基本上是混，所以多数时间跑回了东北家里。房间很多时间空着，所以琢磨找一个人来分担房租，我俩一谈就定下来了。于是我就在挂甲屯住下了，基本上还算满意。在合租的几个月时间，中医师多数时间不在，好像从我搬进去后没多久就回家了，最后快结束进修的时候才回来呆了一段时间。主要目的是找负责进修的人找点什么科研成果挂在他的名下，作为进修的成果。后来中医师进修完了回家了，我就自己一个人住直到离开北京。离开前老婆孩子还来住了几天，在北京到处好好玩了一圈。从此以后每次回国路过北京都是匆匆忙忙路过，再没有机会在北京好好逛逛了。
也是因为租房的缘故，才看到了这么多的一般北京居民的小院，现在估计五环之内应该很难找到这种居民小院了。不过在当时能够有这么一个小院，有空地可以建房出租，在首善之地可以算殷实人家了，应该基本上都是承继祖产。我以前拜访过一位世叔在北京的四合院，当然，那是真正的四合院，不是一般的居民小院。他是五十年代从我们老家被调到中宣部的，就住在那个四合院里面，当时四合院里就住了两家中宣部的人。后来文革之后，邻居飞黄腾达了，就是差点当上总书记的邓力群。于是建了一道墙，将四合院隔成两个院子了，当然，邓那边肯定更大一些。世叔的仕途就一般了，自己连这个四合院也保不住了，陆陆续续搬进了十来家人。当然我没有见过以前的大院，只是见过后来很多家混居的院子。后来的人进来建房都是靠墙而居，所以靠墙都是房子。但至少中间是空出来的，还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所以看起来还比较整洁。虽然这院子比起一般居民小院大多了，但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国家财产，所以自然不能建屋出租了。不过，世叔当时已经不在中宣部了，去了科学院系统一个研究所当党委书记，在新单位也分了房。冬天就去住楼房了，只有夏天才去四合院住。当然，我也去过真正的大杂院，是作为迎亲团帮一位哥们迎新娘。一个不算很大的院子里到处都是房子，进去后找个插足之地都不容易，我们迎亲团可是从一片混沌之中找到一条路通到新娘的家。那可算真正的贫民区了，自然也不可能找空地盖房出租了。
混在京城的日子 （1）
石头村 (2025-08-19 12:24:47) 评论 (0)当年因为毕业当年出国没有成功，所以决定再拼搏一年，就在北京混了一年。出来自己混的生活，显然与上学时象牙塔的生活不一样。体会了京城虽大，白居不易的滋味。为了到时出国方便，毕业以后就没有去找国营单位的工作，怕到时多了一个国家单位反添麻烦。就在北京找了一家私人公司暂时打工，方便联系出国事项，一旦出国的事情办妥，马上就可以抬腿走人。这一年混在京城的生活，酸甜苦辣，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多年后回想起来，其实还是颇多有趣的经历，所以就按照所能记忆的情形记录下来。
当时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私人公司不提供住宿。暑假期间可以暂时栖身在学校的学生宿舍，但一开学就不容易呆了。正好公司有一位同事说他有一位同学在北农大附近租了一间房，里面有两张床，但他基本上不去那里住，我可以和他去合租。我去看了一下，其实是在村里，离开公路穿过一片农田就到了。当地村民在自己的小院里面盖了很多房间作为出租房。这就是在一个农民的自己的小院里面，房子看起来还比较新，应该没有盖几年，房间也还比较大，所以我立刻就同意搬进去了。
当时的北农大虽然说起来距中关村也没有多远，我骑车也就大概不到20分钟。但感觉农大那边就是郊区了，因为路旁都是大片农田了，而中关村好歹还算是城市。因为我每天下班之后就到北大与还留校上博士的同学们混，所以几乎每天都是天黑之后才回租的房子睡觉。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从来没有担心过半夜回家的安全问题。但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回家经过村口，骑行在田埂小路上，周围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我冥冥之中就感觉到黑暗之中似乎有人潜伏在村口，并且肯定不止一个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是不是劫匪在村口打劫？会不会前面有一根绊索准备将我绊倒，然后闷棍就打来了？但往回转也不现实，一片漆黑中自行车想往回转，肯定要首先下车看好地面的路再将车转个方向，才能往回骑。不然在田埂小道上，黑漆漆一片完全看不见路，一转弯肯定就掉田里去了。如果真是打劫的，一下车反倒更容易成为攻击对象。无奈中只能加速往前冲，两腿生出无穷的力量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转瞬间就到了租的小院，进去后才放下心。
进去后看见农大的那位哥们在屋里，这是我搬进去之后第一次看见他。然后我正与他述说我刚才在村口的遭遇，外面就想起了咚咚的砸门的声音，以及房东太太的声音，“查暂住证了”。我方才明白过来，大概当时村口潜伏的人员就是当地公安查暂住证来了。只见别的房间里的人们，大多数应该是民工，爬墙的爬墙，上树的上树，一派鸡飞狗跳的场面。我虽然已经读过了不少当时《南方周末》或《新京报》关于公安如何利用暂住证敛财及没有暂住证的民工的悲惨遭遇，比如拉到昌平去挖沙子之类的，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真正看见现实场景的上演。我自己也没有暂住证，有点小恐慌，不知该如何应对。但见对面哥们镇定自若，告诉我没有关系，我们都有北京身份证，不需要暂住证，我于是也就镇定下来了。
一会两个警察来敲门，我们俩就将身份证递上去。警察看完了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旁边房间租房的民工们还不见人影。整个小院到底住了多少人我也说不清楚，至少有5-6个房间出租，怎么也得十几个人。至于这次夜袭到底有多少战果，多少人被抓，就非我所知了。我听说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交罚款就行了。大概交不出钱的才被拉到昌平去挖沙子？后来也在出租房里面遇见过查暂住证，在城里跑时也遇到过查暂住证，但因为不像住的地方这么多人，自然也就没有再见识过这种鸡飞狗跳的场景了。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王府井大街，当时我去北京医院办事，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北京医院是个什么样的医院。这个医院不大，主要是为高干服务，最有名的学科是老年医学。就在王府井，距同仁医院很近。因为中午吃完饭后是午休时间，医院不办公，我就随便在附近转转。就看见一群公安将一群穿着不太体面的民工抓了起来，围成一团。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仅仅因为他们在不适当的时间出现在了不适当的地方。公安态度极为粗暴，连打带骂。有一位红脸汉子正坐在马路牙子上，一位警察过去语气不善的问道：干嘛的？这汉子一看就是草莽之人，自然也不会礼貌答话。于是警察马上就飞脚踹去，汉子敢怒不敢言，最终还是被抓进了圈子。我当时站一旁看见这一切，一时内心正义感爆棚，当时真想冲出去大喊一声阻止警察。可是看了看膀大腰圆的警察，再看看自己的小身板，心想还是别吱声了吧。如果自己也被警察抓到圈子里，真被卖到昌平去挖沙子，那不耽误了出国的大事吗? 再说家里老婆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消息，真被抓了，连个联系人都找不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于是只能走开，眼不见心不烦。
当然，在后来的出租房也碰到过公安查暂住证，但走在大街上则从来没有警察截住我查暂住证的事情。一般而言，大街上警察截住查暂住证的都是衣裳不整之人。但凡打扮得人模狗样的，都不会有警察在大街上突然截住查暂住证之事。所以那些年暂住证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但因为受害者基本上都是没有话语权的民工，所以一直通行无阻，愈演愈烈，直到我出国之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本为白领的孙志刚其实有暂住证，但晚上出外吃夜宵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被抓捕反抗结果被活活打死。虽然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我出国前从《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读过不少类似的报道，但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社会反响并不强烈。但孙志刚的遭遇表明，一旦放任权利泛滥，其实完全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才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最终导致废除了收容制度。只是最初发起这个呼吁的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似乎现在都身陷牢狱之中。
在农大附近没有住太长时间，最多三个月。那位农大的哥们不想再租那房子了，我也就自然不想晚上跑那么远了。于是就在北大附近找房子。找了附近一家大杂院，也是类似农大一样房东在自己的小院里面空地盖来一排房子。不过房子比较旧，也很小，但方便之处是就在北大门外。房间有点过于简陋，晚上睡觉时能听到旁边房间的声音。居住的人也不少，应该有四，五个房间连在一起。房东的自住房是单独的。不过我在这里也没有住太长时间，因为冬天太冷，房间没有暖气，必须自己烧炉子取暖。可是我整天不在那里呆着，就是晚上回去睡个觉，哪有时间烧炉子？
只好又去找房子，当然条件就是冬天有暖气，不过合适的房子不好找，因为平房基本上都没有暖气。公司里刚来了个北京哥们听说后，马上给我打保票说他有个朋友有一间筒子楼宿舍可以租给我。我一听好啊，这是楼房，肯定有暖气。可是就没下文了，我催了几次后才告诉我不行了。后来我看见一个找室友的小广告，说有暖气，于是马上联系。
我去看房时知道这房在挂甲屯，距北大很近。不知大家听到挂甲屯这名字有什么联想，我反正是一下就想到了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就住在挂甲屯。房东老先生是北大退休的后勤干部，只在自家小院里面建了两间房出租。有土暖气，但需要自己买煤，房东老太太负责烧炉子。这是一位从东北来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的中医师，不过进修基本上是混，所以多数时间跑回了东北家里。房间很多时间空着，所以琢磨找一个人来分担房租，我俩一谈就定下来了。于是我就在挂甲屯住下了，基本上还算满意。在合租的几个月时间，中医师多数时间不在，好像从我搬进去后没多久就回家了，最后快结束进修的时候才回来呆了一段时间。主要目的是找负责进修的人找点什么科研成果挂在他的名下，作为进修的成果。后来中医师进修完了回家了，我就自己一个人住直到离开北京。离开前老婆孩子还来住了几天，在北京到处好好玩了一圈。从此以后每次回国路过北京都是匆匆忙忙路过，再没有机会在北京好好逛逛了。
也是因为租房的缘故，才看到了这么多的一般北京居民的小院，现在估计五环之内应该很难找到这种居民小院了。不过在当时能够有这么一个小院，有空地可以建房出租，在首善之地可以算殷实人家了，应该基本上都是承继祖产。我以前拜访过一位世叔在北京的四合院，当然，那是真正的四合院，不是一般的居民小院。他是五十年代从我们老家被调到中宣部的，就住在那个四合院里面，当时四合院里就住了两家中宣部的人。后来文革之后，邻居飞黄腾达了，就是差点当上总书记的邓力群。于是建了一道墙，将四合院隔成两个院子了，当然，邓那边肯定更大一些。世叔的仕途就一般了，自己连这个四合院也保不住了，陆陆续续搬进了十来家人。当然我没有见过以前的大院，只是见过后来很多家混居的院子。后来的人进来建房都是靠墙而居，所以靠墙都是房子。但至少中间是空出来的，还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所以看起来还比较整洁。虽然这院子比起一般居民小院大多了，但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国家财产，所以自然不能建屋出租了。不过，世叔当时已经不在中宣部了，去了科学院系统一个研究所当党委书记，在新单位也分了房。冬天就去住楼房了，只有夏天才去四合院住。当然，我也去过真正的大杂院，是作为迎亲团帮一位哥们迎新娘。一个不算很大的院子里到处都是房子，进去后找个插足之地都不容易，我们迎亲团可是从一片混沌之中找到一条路通到新娘的家。那可算真正的贫民区了，自然也不可能找空地盖房出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