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张薄薄的纸，折起来之后，其实是一封信，而且，既是信封又是信纸。
纸的一面最右边五分之一的地方，是信封正面的内容，收件人名字和地址以及寄件人的写法，承袭了古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顺序；它旁边的五分之二便是折起后的信封封底，贴有邮票三张，一张绿色的，虽然是「中华民国邮政」的邮票，但是盖上了红色的「华北人民邮政暂用」的章，金额叁拾元；另外两张邮票是「华北人民邮政」、金额分别是拾贰元和叁元，加起来邮费的总额是四十五元，因为年久，已经看不清几个邮戳的具体内容了。
把纸反过来的另一面，自右而左是信件的全部内容，占整张纸的五分之三。全文印刷，内容言简意赅，把报到日期和五点注意事项，如上课日期、逾期处理方式、体检要求、缴纳学历证明和照片、旅费及交通工具等清清楚楚地印刷在纸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件多余的事，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心中明明白白。
这封信是「国立北京大学三十八学年度录取新生通知」，这位收件的新生就是我的父亲张捷，当时的地址是「上海余姚路黄埔弄32号」，尽管现在上海还有「余姚路」这条路名，但是曾经的黄埔弄早已经找不到了。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所以根据信中的「三十八年度」，算下来可能就是1950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年轻的父亲被北大录取了。
这封信是我回上海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可能是纸被撕坏的缘故，所以是放在一只薄薄的塑料袋里，然后再放入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北大录取信」，熟悉的笔迹，父亲的手笔。
初见的那一时之间，我很错愕、又很惊讶，能够考取北大，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若是现在，是值得父母骄傲、可以一直挂在口中说一辈子的事情，而我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说过曾被北大录取过以及是否曾经读过北大这件事，到老都没提及过。从信件邮票的情形和推算的录取年份，可以得知正是民国结束共和国成立那个更迭的时段，或许那时候已在上海的父亲可能去不了北京，而事实是怎样，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上一代的人、读书人大多是低调朴素，不会吹嘘、远离奢华。
值得注意的是信封封面上有注明「印刷品」三个字，仔细看看只有信封上的邮寄地址和名字的地方是空着、事后书写上去的，连名字下面的「先生」二字也是印刷的，想必那个时候的北大是不收女学生的。
看到通知书上整篇手写后油印的文字，不禁想起我们小时候，平时的练习卷、考试前的复习卷、以及考试用的试卷，都是老师们自己出、自己抽时间在蜡纸上刻好，之后送去学校的印刷室，有时候老师们也会自己动手，在那老旧的印刷机上用油辊子一张一张的印出来。
对油墨机、蜡纸、蜡刻笔，依然存有一份模糊又熟悉的记忆。我的父亲毕业于上海的大学，后来又做了一辈子的老师，那么多年里，父亲自己在夜晚的日光灯下刻蜡纸的情形，历历在目，整理遗物时的那么多老式的油印简装书本、练习册、复习卷、还有成绩单，整理出来装满一纸箱，沉甸甸的充满了回忆。
再看如今，很多大学的录取通知演变成了礼盒，譬如今年的7月，上海交通大学经典的「紫气东来门」的红色礼盒，里面包含了定制信封、古体漆印、月历、书签盲盒等等，各种讲究、策划和寓意，还因为「录取通知书里有一滴水」上了热搜第一。名牌大学录取书越来越追求华丽，如此奢华，早已脱离了学问的本质。
我还是更喜欢眼前的这一张七十多年前的国立北京大学录取新生通知书，散发出简约而极致的美与魅力，被瞬间拉回了从前，令人思绪万千。
愿我们在对待学问上多一点探究，而在录取通知书上就少一点花里胡哨吧。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