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履行劳动改造特赦不杀人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
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文革中为什么不杀了邓小平。但又想杀了邓小平, 会不会还有刘小平、张小平、王小平.....当初就讲, 对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张国涛理解文革说是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中几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邓, 让邓自己证实"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实, 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人民群众是需要真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要人民群众学一点哲学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践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不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造反的。剥削压迫越重政权就越不稳固, 剝削阶级执政者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人类社会应该说是在进步的。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
毛泽东履行劳动改造特赦不杀人
yongbing1993 (2025-08-27 06:28:20) 评论 (1)
毛泽东履行劳动改造特赦不杀人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
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文革中为什么不杀了邓小平。但又想杀了邓小平, 会不会还有刘小平、张小平、王小平.....当初就讲, 对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张国涛理解文革说是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中几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邓, 让邓自己证实"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实, 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人民群众是需要真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要人民群众学一点哲学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践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不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造反的。剥削压迫越重政权就越不稳固, 剝削阶级执政者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人类社会应该说是在进步的。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
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文革中为什么不杀了邓小平。但又想杀了邓小平, 会不会还有刘小平、张小平、王小平.....当初就讲, 对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张国涛理解文革说是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中几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邓, 让邓自己证实"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实, 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人民群众是需要真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要人民群众学一点哲学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践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不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造反的。剥削压迫越重政权就越不稳固, 剝削阶级执政者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人类社会应该说是在进步的。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