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求学
我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四川某县的一个中农家庭。这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区县份，隔龙泉山与成都相邻。虽相距不过几十里，却在过去长期被拒之城市化之外。直到2010年代初，这个县才被正式划归成都市——那是爷爷生前一生未能实现的“城市梦”。
爷爷早年曾动过搬去成都的念头。那是个朴素又现实的想法：一方面羡慕城市的繁华，另一方面希望子女能进入城市生活、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未来。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那时虽无后来的户籍制度，但作为拥有土地的中农，放弃田地进城，是极为艰难的。
父亲自幼聪颖，但家中清贫，曾中断学业约半年。复学后，奶奶为他准备了一袋红苕干作为干粮带去学校。几十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历历在目。他还告诉我，为了不被同龄同学嘲笑年纪大，特意在报上学时少报了两岁。这让人怀疑，他的学业中断可能远不止半年，但也显示了那个时代寒门学子的隐忍与智慧。
土地改革时期，我家被划为“中农”。这是一种“不上不下”的政治身份：得不到多少好处，却也避免了批斗和剥夺。但并非毫无“历史问题”。爷爷年轻时曾加入当地的袍哥会，而父亲本人在解放前夕，曾和同学一同加入三青团的外围学生组织。这些“组织关系”虽然没有带来灭顶之灾，却也在他的政治履历中留下了模糊的阴影。
2012年，父亲向我透露一段更加隐秘的往事：解放前夕，一位来自同县、同姓的军阀，打算从族中挑选少年做勤务兵，爷爷曾考虑送他过去。这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的外公正是这位军阀的军需官。这位军阀曾雄踞川北，1935年被红四方面军击败后失势，据外公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因此我对父亲的说法存疑：一个和尚需要什么勤务兵？后来有了互联网之后我才查到：这个军阀失败后，马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但不久又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议。1949年又参加了刘文辉领导的起义，作用虽然不大，但仍然混到了文史专员和省政协委员的职位。很可能他短期当过和尚，不久就还俗而任高官。不然，后来不仅没有资格参加起义而在新政权混饭吃且善终，而且还可能有性命之忧。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就是榜样。
父亲1953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异，三百多分。在今天，这可能是顶尖高校的分数（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就以相近的分数考上北京地质学院本科，后来吃香喝辣），但当年，因家境拮据，他不得不选择一所“包吃住”的专科班——重庆大学地质系。当时重庆是西南地区的中心。能去重庆上大学被认为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临入学的时候，父亲家里竟然穷得连去重庆报到的路费都负担不起。他只能先到较近的成都省招办请求帮助。后来招办派了一辆卡车送他们几十名新生到重庆入学。
在大学里，父亲德智体全面发展。在那个讲究出生的年代，他的中农出生毕竟不是剥削阶级。学生中不乏出生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同学，甚至有解放军和志愿军推荐来的战斗英雄，但可惜他们基础太差，高考成绩才一百多分甚至几十分。而父亲高考300多分的成绩一骑绝尘，名列第一。跟他学习接近的同学全都来自剥削阶级家庭。同时，他还频频参加体育活动，是校篮球队员。因此他就被选为校级学生干部，有机会参加学校的管理。
也正是在这里，父亲认识了母亲。母亲来自川东某县，家庭成分定为“地主”——外公虽只是一个地方小厂主，曾为军阀部队服务，因而成为政治标签的牺牲品。母亲聪明坚强，克服了成分带来的各种障碍，坚持完成学业。两人的结合，是那个年代“红与黑”之间小心翼翼的靠近。
1955年他们毕业，父亲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西南地质局机关工作。而母亲被分到该局的一个野外勘探队。
父亲的前半生之早年求学
Xibeiqiao (2025-08-16 01:12:40) 评论 (2)
一、早年求学
我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四川某县的一个中农家庭。这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区县份，隔龙泉山与成都相邻。虽相距不过几十里，却在过去长期被拒之城市化之外。直到2010年代初，这个县才被正式划归成都市——那是爷爷生前一生未能实现的“城市梦”。
爷爷早年曾动过搬去成都的念头。那是个朴素又现实的想法：一方面羡慕城市的繁华，另一方面希望子女能进入城市生活、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未来。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那时虽无后来的户籍制度，但作为拥有土地的中农，放弃田地进城，是极为艰难的。
父亲自幼聪颖，但家中清贫，曾中断学业约半年。复学后，奶奶为他准备了一袋红苕干作为干粮带去学校。几十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历历在目。他还告诉我，为了不被同龄同学嘲笑年纪大，特意在报上学时少报了两岁。这让人怀疑，他的学业中断可能远不止半年，但也显示了那个时代寒门学子的隐忍与智慧。
土地改革时期，我家被划为“中农”。这是一种“不上不下”的政治身份：得不到多少好处，却也避免了批斗和剥夺。但并非毫无“历史问题”。爷爷年轻时曾加入当地的袍哥会，而父亲本人在解放前夕，曾和同学一同加入三青团的外围学生组织。这些“组织关系”虽然没有带来灭顶之灾，却也在他的政治履历中留下了模糊的阴影。
2012年，父亲向我透露一段更加隐秘的往事：解放前夕，一位来自同县、同姓的军阀，打算从族中挑选少年做勤务兵，爷爷曾考虑送他过去。这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的外公正是这位军阀的军需官。这位军阀曾雄踞川北，1935年被红四方面军击败后失势，据外公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因此我对父亲的说法存疑：一个和尚需要什么勤务兵？后来有了互联网之后我才查到：这个军阀失败后，马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但不久又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议。1949年又参加了刘文辉领导的起义，作用虽然不大，但仍然混到了文史专员和省政协委员的职位。很可能他短期当过和尚，不久就还俗而任高官。不然，后来不仅没有资格参加起义而在新政权混饭吃且善终，而且还可能有性命之忧。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就是榜样。
父亲1953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异，三百多分。在今天，这可能是顶尖高校的分数（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就以相近的分数考上北京地质学院本科，后来吃香喝辣），但当年，因家境拮据，他不得不选择一所“包吃住”的专科班——重庆大学地质系。当时重庆是西南地区的中心。能去重庆上大学被认为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临入学的时候，父亲家里竟然穷得连去重庆报到的路费都负担不起。他只能先到较近的成都省招办请求帮助。后来招办派了一辆卡车送他们几十名新生到重庆入学。
在大学里，父亲德智体全面发展。在那个讲究出生的年代，他的中农出生毕竟不是剥削阶级。学生中不乏出生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同学，甚至有解放军和志愿军推荐来的战斗英雄，但可惜他们基础太差，高考成绩才一百多分甚至几十分。而父亲高考300多分的成绩一骑绝尘，名列第一。跟他学习接近的同学全都来自剥削阶级家庭。同时，他还频频参加体育活动，是校篮球队员。因此他就被选为校级学生干部，有机会参加学校的管理。
也正是在这里，父亲认识了母亲。母亲来自川东某县，家庭成分定为“地主”——外公虽只是一个地方小厂主，曾为军阀部队服务，因而成为政治标签的牺牲品。母亲聪明坚强，克服了成分带来的各种障碍，坚持完成学业。两人的结合，是那个年代“红与黑”之间小心翼翼的靠近。
1955年他们毕业，父亲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西南地质局机关工作。而母亲被分到该局的一个野外勘探队。
我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四川某县的一个中农家庭。这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区县份，隔龙泉山与成都相邻。虽相距不过几十里，却在过去长期被拒之城市化之外。直到2010年代初，这个县才被正式划归成都市——那是爷爷生前一生未能实现的“城市梦”。
爷爷早年曾动过搬去成都的念头。那是个朴素又现实的想法：一方面羡慕城市的繁华，另一方面希望子女能进入城市生活、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未来。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那时虽无后来的户籍制度，但作为拥有土地的中农，放弃田地进城，是极为艰难的。
父亲自幼聪颖，但家中清贫，曾中断学业约半年。复学后，奶奶为他准备了一袋红苕干作为干粮带去学校。几十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历历在目。他还告诉我，为了不被同龄同学嘲笑年纪大，特意在报上学时少报了两岁。这让人怀疑，他的学业中断可能远不止半年，但也显示了那个时代寒门学子的隐忍与智慧。
土地改革时期，我家被划为“中农”。这是一种“不上不下”的政治身份：得不到多少好处，却也避免了批斗和剥夺。但并非毫无“历史问题”。爷爷年轻时曾加入当地的袍哥会，而父亲本人在解放前夕，曾和同学一同加入三青团的外围学生组织。这些“组织关系”虽然没有带来灭顶之灾，却也在他的政治履历中留下了模糊的阴影。
2012年，父亲向我透露一段更加隐秘的往事：解放前夕，一位来自同县、同姓的军阀，打算从族中挑选少年做勤务兵，爷爷曾考虑送他过去。这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的外公正是这位军阀的军需官。这位军阀曾雄踞川北，1935年被红四方面军击败后失势，据外公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因此我对父亲的说法存疑：一个和尚需要什么勤务兵？后来有了互联网之后我才查到：这个军阀失败后，马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但不久又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议。1949年又参加了刘文辉领导的起义，作用虽然不大，但仍然混到了文史专员和省政协委员的职位。很可能他短期当过和尚，不久就还俗而任高官。不然，后来不仅没有资格参加起义而在新政权混饭吃且善终，而且还可能有性命之忧。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就是榜样。
父亲1953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异，三百多分。在今天，这可能是顶尖高校的分数（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就以相近的分数考上北京地质学院本科，后来吃香喝辣），但当年，因家境拮据，他不得不选择一所“包吃住”的专科班——重庆大学地质系。当时重庆是西南地区的中心。能去重庆上大学被认为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临入学的时候，父亲家里竟然穷得连去重庆报到的路费都负担不起。他只能先到较近的成都省招办请求帮助。后来招办派了一辆卡车送他们几十名新生到重庆入学。
在大学里，父亲德智体全面发展。在那个讲究出生的年代，他的中农出生毕竟不是剥削阶级。学生中不乏出生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同学，甚至有解放军和志愿军推荐来的战斗英雄，但可惜他们基础太差，高考成绩才一百多分甚至几十分。而父亲高考300多分的成绩一骑绝尘，名列第一。跟他学习接近的同学全都来自剥削阶级家庭。同时，他还频频参加体育活动，是校篮球队员。因此他就被选为校级学生干部，有机会参加学校的管理。
也正是在这里，父亲认识了母亲。母亲来自川东某县，家庭成分定为“地主”——外公虽只是一个地方小厂主，曾为军阀部队服务，因而成为政治标签的牺牲品。母亲聪明坚强，克服了成分带来的各种障碍，坚持完成学业。两人的结合，是那个年代“红与黑”之间小心翼翼的靠近。
1955年他们毕业，父亲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西南地质局机关工作。而母亲被分到该局的一个野外勘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