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几年，父亲先后在四川长寿电厂，桃花溪电厂（现在都属于重庆市）和重庆大溪沟电厂工作，算是回到了自己的专业本行。母亲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
我在长寿来到了人世间，所以我感情上认同我是半个重庆人。我出生不久得了一场大病，已经几乎没有了生命体征，医生已经完全放弃了治疗，母亲抱着一动不动的我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厂医务室护士胡洁茹跟母亲是好朋友，建议死人当活人医，用那时刚面世不久的青霉素给我打针，每几个小时一针，开始几针毫无动静，第二天打了一针后，我居然动了一下。就这样，胡阿姨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拽了回来。我一直把胡阿姨当我的救命恩人。文革串联时我专门挑成都去看望了她，胡阿姨炖了一只鸡款待我。
母亲和小菜鸟
在长寿电厂时发生了一件让母亲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悲悔之事。外公和外婆一连串生了四个女孩，于是外公娶了个二房，果然得了二男二女。抗战胜利，大舅来长寿看望大姐，一天母亲带着大舅在悬崖边的溪水旁洗衣服，没想到大舅从悬崖上摔到崖底当场身亡。大舅是外公的宝贝儿子，母亲始终没敢告诉外公，外公至死都以为大舅去了台湾。顺便提一下，小舅在太原考大学，考分很高但被录到没有报考的山西大学生物系，不甘心重考两次，考分越考越高，但每年都是山大生物专业，出路就是外县中学教师，家庭出身没法变，终于认了。小姨只考了一次，同样是山西大学生物系，乖乖地认了。外公当年没有去台湾，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效力，却被列入另类。1957年，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外孙(女)去太原看望了外公外婆。外公多亏在文革前去世了，否则不知要多受多少罪。
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四川前企图炸毁长寿电厂，父亲当时作为发电科科长，在配合地下党及工人护厂队护厂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而被评为了重庆市劳动模范。
解放后，人民政府动员有大学文凭的母亲出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被聘为大溪沟电厂锅炉化学水处理技术员。于是我们家就搬到了离电厂不远的重庆上清寺大溪沟三元桥街。嘉陵江畔的三元桥街离市中心洪崖洞也就两站路远，我在那里度过了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留下了童年时代的无数记忆。
五十年代中，苏联援建156个新中国重点建设项目，甘肃兰州西固热电厂就是其中之一。父亲接到通知，接受组织调遣，担任西固热电厂建设中方主任工程师。从富庶的鱼米之乡去遥远的大西北不是一般人愿意接受的，父亲服从组织调遣，义无反顾地担起了重任。父亲参加了俄语速成培训后就一个人离家先去投入了西固电厂的初期建设。
西固电厂进入发电装置安装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和保姆从重庆搬家去兰州， 50年代初那时别说铁路，甚至还没有像样的宝成公路。我们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民生公司的民生号轮船顺江而下，经三峡、宜昌到武汉。为了找武汉到兰州的卧铺火车票，我们在旅馆里等了好几天。到兰州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西北。
杨绍兰是母亲上班后重庆家里请的保姆，她是重庆乡下人，一直视我们家为自己家，兢兢业业，各方面做得周周到到，我们也都很喜欢她，视她为家里一员。在我们搬家时，母亲给她讲明了兰州跟重庆的巨大差别，她就是要跟我们走。
西固热电厂大概是全国援建的十几个发电厂中条件最艰苦的一个了，我们住的是几间干打垒的土墙茅草房，冬天烧煤炉取暖，经常有带黄沙的西北风，厨房就是屋外用油毛毡搭的一个棚子，没有大米吃，杨绍兰要学着做各种面食。记得一次过年为了多买点猪板油炼猪油，杨阿姨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半夜三更起床，顶着寒风去钟家河肉铺排队等开门，真是受罪啊！后来杨阿姨因乡下老公的离婚威胁，才不得不返回了重庆老家。
我们上学的钟家河小学就是三排土胚房围成一个U字形，中间就是半个篮球场标志的操场。姐姐上初中这里没有，就在兰州住校，周末搭接送苏联专家的车回家。
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厂上马建设，国家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电力X X局，父亲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母亲在局里的调整队任工程师，仍然负责电厂水处理工作。那些年，父母亲工作都很忙，西北各省，甚至日本援建的河北唐山电厂都是他们经常要去的地方。我们家里经常就是保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
文化革命到退休
文革初期，从北京传来所谓全国电力系统有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成员遍布全国各地电力系统。父亲由于抗战时期腊戌车身厂的历史，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反革命特务，反革命学术权威，关入牛棚，遭到不断的批斗。
局里有一个局属技工学校，学生都是些考不上正规学校的小青年，文革的混乱给了他们发泄的机会。一天，几个人冲进家里，把家里抄了一遍，并抓走了父亲。到晚上，我们听到门口有声响，打开门发现父亲满体鳞伤，倒在门口外面说不出话来。
又是一天晚上，父亲被几个人拉走，因为上次的情况，我和妹妹乘着天黑摸到办公大楼要看看他们要做什么，一楼的一间房子亮着灯，我们从窗子看见他们正在殴打上身赤裸的父亲，妹妹捡起一块石不顾一切就朝玻璃窗砸了过去，我们乘黑跑掉了。
父亲这次没能放回家，被关进了地下室。后来知道父亲两根肋骨被打断，大腿上一个伤口发炎化脓形成了一个凹坑。父亲不堪凌辱和殴打，用电线缠在手上自尽，未遂。在牛棚里关了大约3年，父亲每月发36元生活费。
这段时间，母亲因为家庭出身，脖子上被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军官后代，薄一波侄女，并被强迫打扫大院的公共厕所。后来问母亲薄一波侄女是怎么回事，原来只是因为外公和薄一波家祖籍同村同姓，但并没有亲缘关系，至少五服之内没有。外公和薄一波当时都是村里的青年才俊，走了不同的道路。
文革期间，姐姐医学院毕业后在宝鸡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我和弟弟妹妹在陕南插队落户，父亲在一个工厂里监督劳动，母亲被下放到秦岭深山的略阳电厂当工人，一家6口分散在6个地方，过年都没有一个可团聚的地方。我去略阳电厂看望过母亲一次，几十个人共住在一个透风漏气的大工棚里，吃大锅饭，但大家仍然尊敬地称母亲薄工。后来母亲在山坡的雪地里摔倒，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工伤退休回了西安。母亲的腰背从此再没有挺起来过。
1978年，在美国当麻醉医生的三姨回国探亲到西安来看望了母亲，这是她们姐妹抗战后期在重庆分开后的唯一一次重逢。
父亲退休后在家很少出门，家里后院有一小块园子，那是他的小天地，种了一棵葡萄和一棵石榴树，这是他老家山西徐沟盛产的水果。另外，父母亲都非常喜欢月季花，他们搜集了不少名贵品种，花季时常有邻居前来赏花。一些老同事有时也来家里看望聊天，还有几位晚辈工程师出于对前辈的尊重，逢年过节总要带点礼物来看望看望。
父亲退休后受在美国的伯父邀请来过一次美国，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的伯父在45年台湾从日本手中收复时就去了台湾，在台湾甘蔗糖业就职，后来一直做到台糖业务付总经理，台糖那时在台湾经济中举足轻重，所以生活过得很不错，5个孩子都是留美定居。他们兄弟二人自逃难到西安后就再未见过面。那时我还在读书，父亲在我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开车去弗吉尼亚三姨夫那里呆了几天。有关三姨夫的一生，请看：
岁月留痕 7. 天涯沦落人
父亲回国后说他很喜欢美国，说等我毕业后他还要再来美国。可是没等到那一天，父亲因脑溢血在西安去世，享年79岁。我赶回去参加了追悼会，见了父亲遗容一面。
母亲的为人处世从对待保姆杨阿姨就可以看出，母亲对人永远谦和，从不要求别人如何如何，总是自己默默地尽量多做事情。我们兄弟姐妹4人有5个孙辈子女在母亲那里寄养过2-12年不等，母亲总是希望替儿女们多分担一些，每天为孙辈们准备饭菜，选购衣物，操劳操心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父母亲对儿女的婚嫁从不干涉，完全没有门当户对的旧观念，自由恋爱自己做主，两个女儿的婆家都是家境贫苦的普通人家，父母亲也从未嫌弃过。
父母亲从来没有向儿女们提过什么需求，我从美国几次给父母带回去美金，想让他们尽量过得舒坦些，可是他们一分都不动用。后来我就改成把他们的电器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全部更新了一遍。母亲临终前把所有我给的美金全部又都还给了我。相反，我在陕南刚工作时工资很低，每次回西安，母亲都要往我行李里塞钱。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与一个小保姆和小狗多尼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远在美国无能为力，想起来，母亲那段时间一定非常孤单寂寞。母亲最终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0岁。
退休后的父母
仅以此文怀念我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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