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梦想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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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电夏行札记》

追逐梦想的旅人 (2025-07-11 19:06:18) 评论 (0)
《微机电夏行札记》

涂向真(Tu Xiang Zheng



初夏的台湾,空气滚烫得像刚刚掀开的蒸笼。1999年6月,我本已打算在旧金山度过一个阴凉的夏天——马克·吐温说得没错,旧金山的夏天是最寒冷的冬天。可计划终究不敌变化,台湾那边一封封传真和电话追来,一句“就算求你帮忙,好吗?”让我实在无法再推脱。

于是,我又提着行李,坐上飞往台湾的航班。飞机降落时,窗外的热浪像一堵无形的墙,隔绝了旧金山带来的那点凉意。

这次我不是来讲课,而是要亲自参与一条MEMS生产线的筹建与规划。好在,真正棘手的大头不是我一个人扛着。公司里,已经有三位博士分工明确,撑起了各自的责任区块。



负责无尘室规划的是Cheng博士。他四十出头,眉清目秀,身材匀称,若在书房里着一袭长衫,倒真像旧时书院里的翩翩举子。

他的履历耀眼: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曾在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回台后在清华大学任教。连围棋界也留有他的名字——他与大陆国手交锋,互有胜负。

我们几次在会议室碰头,讨论生产线空气洁净度的级别和气流方向,他讲得周到细致,几乎没有我插嘴的余地。只是,他定下的规格太高,我担心将来花出去的钱会吓坏出资人。

与技术讨论无关的话题,有时也会插进来。Cheng博士至今单身,让周围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是他家教太严——他的父亲曾是蒋经国的幕僚,典型的权贵世家出身,从小规矩森严。即使在台湾清华时,也有女同学向他示好,却没有结果。听说这些年介绍人没少跑断腿,连我都见过他急匆匆去相亲。想来,再严苛的择偶观,岁月总能慢慢熨平。



比起Cheng博士,Lai博士的生活显得更像一首热气腾腾的生活曲。他还在台湾交大读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Lai是客家人,说话间带着客家人的质朴与爽朗。

他负责芯片制造设备的规划,传统机械出身的他,为了跟上MEMS这股新潮,硬是在毕业前自学了不少微机械知识。每次他拿着设备图纸找我讨论,总是一脸憨笑:“前辈,这个可行不?那台设备我们得自己改。”

在台湾,台积电和联电就像两只吞噬新人的巨兽,微电子专业的学生被吸得干干净净,Lai这样的机械人,只能靠转型扎进MEMS的门缝里。可他并不觉得苦,相反,他一边在办公室里画图纸,一边还惦记着家里的两个小孩,跟我讲起孩子时,总是笑得像个大孩子。



Xu博士则是另一个样子。他是道地的台湾闽南人,祖辈从福建渡海来到这片岛屿,扎根开荒,落地生根。

他负责封装与测试,和外面公司联络的事情一大堆,三天两头出差。每次回来,他会把一些仪器选型资料丢在我桌上:“前辈,帮我把把关。”

Xu博士在台大读电子学,研究能力强。那天,他在会议室做了一个MEMS压力传感器的报告。我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理论曲线哪里不对劲,当场提出来。他一开始还试着解释,可越讲越圆不过来,最后只得承认测量有误。

没有谁把这场小小的驳斥放在心上。我们在顾问室里仍旧时常探讨实验和数据。这里没有面子可言,只有对科学的尊重与执着。我始终觉得,做科学就该如此——没有权威可端,没有花架子,只有真实与准确。



Long公司的顾问室像一个交织着不同背景的舞台。我是常驻的高级顾问,旁边座位是Hu博士,台中东海大学的老师,一个身材魁梧、笑声爽朗的江西老乡。

他在美国德州读的书,而我在Texas A&M当过访问学者——这层“德州校友”的名头,让我们一拍即合。更何况,我们都是江西人,远离家乡,相见自然多了几分亲近感。

Hu博士父亲当年是最早一批从大陆来台的人,铁路上干出了名堂,才在台中扎了根。Hu博士自己身高一米八五,大学时是篮球队主力,常去大陆打校际赛。东海大学前任校长最爱带他出访,英语流利,谈吐得体,身形挺拔,随时都是一张流动的形象牌。

他的婚姻不算美满,单身的周末,他常开车载我到处走。有次,他还叫来另一位江西老乡Zhang博士,一起在台中小聚。Zhang博士是彰化师范的教授,出身更是显赫:祖父是江西的督军,父亲也曾是国民党高官。酒过三巡,我们几个江西人在台湾岛上谈着家乡,忽远忽近的乡音混着桌上冒着热气的牛肉面,竟有几分说不出的暖意。

那一整个初夏,台湾的烈日依旧灼人,而我们一群来自各处的人,却在冷气呼呼作响的顾问室里,点着咖啡杯沿,一遍遍讨论着洁净室的气流、芯片的工艺曲线、封装的可靠性。

台北的热浪像是在催促,而旧金山那灰白的雾又在心底轻轻回荡。我想,无论在哪片土地,科学与人情都是支撑一切的根。等到立秋时节再回旧金山,那里的风,应该还会凉得恰到好处吧。



草屯的夜晚,和白天一样,闷热却不焦躁。加班后的顾问室,只有我和Hu博士还没走。

他坐在我对面,一边喝着便利店买来的冻顶乌龙,一边盯着我桌上那份MEMS真空腔的设计草图。

“涂教授,你说这批微加工的机台能不能直接找日本那家?”他咬着吸管问。

“日本人技术没话说,但价钱也没话说。”我指了指图纸上的工序节点,“真要省成本,不如把一部分外包给国内熟悉的厂子。”

“可他们不一定做得出来吧?”Hu博士有点迟疑。

“先把最关键的做在自己手里,剩下可分的慢慢磨合。”我笑了笑,“台湾是海岛经济,外包是常态,但有些核心还是要自己攥住。”

Hu博士点点头,忽然把茶杯放下:“对了,教授涂,这周末跟我去台中转转,找Zhang博士一块聚。上次你说还没吃过真正的台中卤肉饭?”

我笑着答应了,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把Lai博士也叫上。那小子这几天一头扎进机台改造里,熬得黑眼圈都出来了。



周末到了,Hu博士果然开着他的那辆老丰田,拉上我一路往台中开。

在一家老牌卤肉饭店门口,Zhang博士已经等着了。他看上去年纪比我们略长,戴着一副深色金丝眼镜,神情温厚,说话慢条斯理。

“江西老表,来,坐坐坐。”他招呼我们入座,还特意吩咐店家多上一盘卤蛋。

一碗热腾腾的卤肉饭端到面前,饭香混着酱油味在鼻尖打转,似乎连远离家乡的那点乡愁都被安抚了。

Zhang博士讲起自家的旧事,从他祖父在江西督军的威风,到父亲随国府败退来台,一路颠沛流离,讲得平静,却在末了叹了口气:“也是一代人风雨,一代人吃苦。到我们手里,还算是好日子了。”

Hu博士夹了块卤蛋放我碗里:“可不是嘛。你看咱们现在搞MEMS,也算赶了个好时候。”

“赶上了,也别掉队。”我接过话头,“台湾的MEMS要跟国际接轨,还差得远。技术要过关,设备要自己掌握,人才还要再培养。”

三人相视一笑,桌面上的茶杯轻碰,清脆一声,仿佛这碗饭吃出了点理想主义的味道。



饭后散步时,Zhang博士说要带我去看彰化师大新建的实验楼,他边走边聊起学生的情况。

“现在学生有个毛病,喜欢拿现成的,不爱自己动手做。”他说着,有些无奈,“论文写得花哨,可真到实验室拆个传感器,都嫌麻烦。”

我感慨地点点头:“我们当年做实验,连扩散炉都要自己做。现在条件好了,人反倒浮躁了。”

Zhang博士看着我:“所以你得多来几趟,帮我们带带年轻人,把这股实干的劲儿传下去。”

我没说话,只是笑笑。夜风从校园尽头的操场吹过来,带着一点青草气,远处有学生在打篮球,青春的呐喊声在操场上空回荡。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趟回来,也许比我原先计划的更有意义。



回到草屯,工作还在继续。Cheng博士依旧拿着洁净室的规格和预算反复核算,Xu博士去了一趟新竹回来,带回一大摞合作厂商的检测方案,Lai博士则在办公室支了个小床,索性夜里也不回家。

某个深夜,我走到办公区时,看见Lai博士正对着电脑发呆,桌上堆着泡面盒和设备图纸。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Lai博士,回去睡会儿吧,明天再干。”

他揉揉眼睛,憨憨地笑:“前辈,这台设备要是能改成我们自己用的,就算累也值了。只要改出来,我们台湾自己的MEMS厂就能少花好几千万。”

我看着他那双通红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一代人的拼命,也许就是MEMS在这座岛上扎根的真正土壤。



七月的末尾,台湾的空气依旧湿热,仿佛随时能从天顶落下一场暴雨,却又迟迟不肯落下。

Long公司那间顾问室里,六个顾问有时全在,有时又只剩我和Hu博士对着空荡的办公室喝茶。可无论如何,台面上的草图、计划书、预算表和样机实验,总是一张接一张往前翻。

有时我会想起旧金山的冷雾,想起那里街头穿着夹克衫的年轻人,想起那座安静的书房和没写完的笔记。但每当Lai博士或Xu博士拿着最新的测量数据跑过来时,我总觉得,那点凉意可以等一等。

科学没有季节,只有不断流转的光阴。等到立秋风起时,我想,我会带着台湾这段滚烫的盛夏,回到那个阴冷却宽容的旧金山,把未竟的东西,继续写下去。



立秋那天,我终于又踏上了飞往旧金山的航班。飞机冲出台湾那一层闷热潮湿的云海时,我透过舷窗,看到岛屿边缘的海面在阳光下泛着一层白亮的光,像一块刚被水洗过的玉石。

回想起这一个多月,顾问室里那张张图纸、白板上的草稿、深夜的方便面味,和那群或年轻或中年的面孔,像一帧帧胶片叠在我脑海里。

飞机在旧金山机场落地时,机舱里忽然传来一阵凉意——那是来自太平洋的风,带着薄雾,轻易就把台湾那股粘稠的暑气吹散了。

十一

回到旧金山的家时,我的房里一切还和离开时一样。书桌上堆着笔记和样品盒,落地窗外是灰蓝色的天,雾像轻薄的帘子,笼着远处的街景。

我泡了杯热咖啡,站在窗前,想起Cheng博士临别前对我说的话:“涂教授,等这条生产线跑起来了,你可得再回来看看。”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点头笑笑。可我心里明白,这条线不是一条单纯的生产线,它是一条试验的延续,一条把MEMS从实验室拉进现实世界的路径。Cheng博士会继续盯着洁净室的尘埃数量,Lai博士还会守着那台自改的机台,Xu博士还要跑工厂跑实验室,把封装测试做得一点点严丝合缝。

而我呢?我的笔记里,还写着几个没来得及讲清的想法,几条想试试的验证路径,还有好几个半完成的专利图。

十二

那晚,舷窗外的街灯一盏盏亮起,我的脑子却没停下。窗台上那本随手放着的笔记,被我重新翻开。我给自己冲了杯咖啡,把草稿纸铺开,一边对着白纸画图,一边回想起草屯那间顾问室的味道——冷气声、打印机声,偶尔响起的闽南话、客家话,还有那碗台中卤肉饭里蒸腾出来的乡音。

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刚开始做微机电时,我跟着师兄在实验室里守到天亮,只为了在一块指甲盖大的硅片上,做出一条细如发丝的腔道。当时谁能想到,这一小块硅片,能把一个又一个实验室连接成未来的产业线,把散落各地的人拉到同一张办公桌前,带着不同的口音、背景,却为了同一件事耗上深夜。

十三

夜深了,街对面有人从便利店出来,裹着厚外套,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闪了一下就散了。

我合上笔记,关掉台灯前看了眼墙上的挂历。1999年快要过去一半了。前面的路,不知道会把我带去哪里——也许是旧金山更多寒冷的夏天,也许还有下一个燥热的台湾初夏,或许还有写不完的图纸和论文。

那时,我住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渡口对街的一间公寓里,窗外就是那幢渡口房子,白天人来船往,海鸟掠过屋檐,夜里潮声拍岸,灯光把潮湿的街面映得发亮。一推开窗,就能闻到海雾里带着盐味的风。

可不管要去哪里,只要这些念头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块硅片争到深夜,这条路就不会冷。

我拉开窗,夜里的风裹着雾扑面而来,那是熟悉的旧金山的味道,也混着一点从南方带回来的,滚烫又真实的人情味。